1948年震惊上海的“一·二九”事件
  1948年1月，上海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领导机构任期届满，按章程需改选。不料校方压制民主，违背广大学生意志，公然命令旧理事留任，不准改选。当全校学生按正常程序选出新的自治会领导机构后，校方竟无理开除学生干部。此事几经冲折，最后导致了学生与军警的大规模冲突，造成了震惊(南)京沪乃至全国的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一?二九”事件。
  当年我是同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一事件。我曾以蒋修苗的笔名写了一篇《同济――准备赴京请愿之前》的通讯，刊登在当时的上海《时与文》周刊上，详细介绍了事件的前段原委。感谢当年的同班好友张熙闲同志，他在时隔52年后，在上海市图书馆为我到了那篇通讯并复印寄来，引起我诸多回忆，使我得以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将“一?二九”事件的前后情况追记于后。
 
  无理干涉：学生民主权益受损
 
  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是这样的：“代表大会”由各班选出的代表组成，是决策的机构；“理事会”由普选选出，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常设委员会”即“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监督“理事会”。
  1948年元旦后三天，各班代表陆续选出，旧“理事会”遂定于11日召开“代表大会”。不料校方突然命令旧理事留任，不准自治会改选，同时公布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学生自治会组织修正规则》叫学生切实遵守。旧理事一再向校方请求准许改选，都没有结果。于是，各院的民主墙上出现了学生的标语和文告，他们一致强调该《规则》抵触宪法，应该无效，校方无权干涉自治会的改选，并说上海交通大学与武汉大学都已完成改选，同济不能例外。
  8日，校方宣布三项措施：一，“教育部”所订的《规则》中无代表大会的规定，因此不许召开代表大会；二，各院单独成立自治会，不许成立全校的自治会；三，自治会的人选应由训导处指定的候选人中选出。布告一出，全校学生一致反对。他们认为校方要把“自治会”变成“统治会”；“三项措施比钦定规则还要违背宪法”；“希特勒在同济复活了!”“丁文渊(同济大学校长)把英国分治印度的把戏搬来了!”
  学生“反钦定、反统制”运动热烈开展起来，校长、院长等分别召集学生及旧理事训话，当然都无济于事。南京有几个火车站
  11日，“代表大会”在数百名学生保护下召开了，并决定13日完成改选，13日晚，在学生为闸北、杨树浦一带难民募捐寒衣而组织的“寒衣劝募委员会”所召开的庆功大会上，公布了新理事名单，全场欢呼：“胜利属于民主!”
  三天过去了，许多人以为此事已告一段落。谁知校方竟于14日贴出布告，开除旧理事会的代理事长杜受百(理事长杨前坤已于1947年5月的学生运动中被开除)和法学院选举事务所负责人何长城学籍。前者的“罪名”是：“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破坏秩序”；后者的“罪名”是：“藐视师长，毁坏公物”。学生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开除杜、何两同学是校方打击民主的卑鄙手段，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否则要与杜何二生共去留。
  15日上午10时许，千余学生在北风凛冽中聚集在文法学院广场，要到学校总办事处所在地“红楼”去请愿。自治会理事及常设委员会代表先去请愿，要求收回开除二生的成命和承认新自治会，校方不准。代表继请校长向学生训话，也遭拒绝。学生等得不耐烦了，一齐拥到“红楼”大门前。正在紧张的时候，学生在人中抓住了一个特殊人物，从他身上搜出装有
实弹的白朗林手一支，同济、交大校章各一枚，同济大学总务长名片一张及警局证件二张。他在学生追问下，承认是丁校长打电话叫他来的。学生们把他看守起来，并守住门墙，以免再有歹人混入。这时，虽有三卡车警察包围了学校，但学生并不慌张。
  学生代表与校长丁文渊派的训导长江鸿和总务长施志千交涉，质问校方开除杜何二生的原因，并要求收回成命。校方理屈词穷，又不肯让步。僵持到下午四点，谈判没有结果。
  自治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16日继续请愿，如仍无结果，则自17日起罢课三天。校长傍晚回到“红楼”，答应次日午后召开训导会议，考虑学生的要求。
  16日午后，千余学生又来“红楼”请愿，可是直到夜晚9点钟，校长、训导长都不露面，受骗了的学生宣布从17日起罢课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