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一个起源于中国的经历了5次大迁徙的国际性民族[1]，可能正是受不断迁徙和战乱的影响，使得苗族缺乏文字上的传承。从古至今，在不断的迁徙和与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斗争过程中，苗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预防和疾病的经验，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地域性和鲜明民族文化特的疗效独特的医药理论[2]。
苗医理论以地域文化、宗教及语言传承为基础，生成学理论，苗族人民对人体生命和致病因素造成的各种疾病有了整体性的认识。并认为人体是由脑架、心架、肺架、肚架、肝架、肾架、性架、窟架及身架九大功能体系相结合所构成的大生命机构[3]。每个架组有浅层、中层、里层三个关口，药物对这9个架组的选择作用即为入架，药物对关口的作用力度即为走关[4]。药物走关之力多依据药材药用部位区分，如植物药中花、叶质轻而上行人浅层，枝、干质中而行于躯干人中层，根、果实营养丰富而凝聚药力人深层。根据病位浅深，苗医选用相应走关药物，达到治病效果，防止错用猛药。
三界学说[5]在用药理论上，根据药材的有效部位，果实、花、叶类的药物或会飞的虫类等多用来树界(头部)疾病;茎、皮、全草类的药物多用于土界(胸腹部)疾病;水界（下腹部）
疾病多使用根、根茎类药材。四大筋脉学说[6]作为许多外治法的理论基础，具有“筋行气，脉行血”的功能和“以通为用，以畅为安，以塞为病，以绝为亡”的特点。外伤、内损都有可能导致筋脉受损，使气、血不畅，引起病变，而对筋脉进行一定的刺激不仅能起到局部的作用，而且能够激发人体惠气和灵动能的运行，从而起到全身性疾病的作用。根据同一药物因生长环境不同导致药效的差异性，用“公母理论”[7]来描述，认为公药性温热、入血分、药效强，多为生长在向阳面的小样植株，具有叶尖尖锐、叶片呈单数的特点，颜偏深或红紫;母药性寒凉、入气分、功效偏弱，多为生长在背阳面的大样植株，其叶尖圆钝、叶片呈双数、颜偏浅或绿白。
苗医在广泛的医疗实践中形成“纲、经、症、疾”理论模式；“纲”是指两纲，根据疾病表现的不同而分为冷病、热病两大类，凡表现为慢性、寒冷、虚弱、安静、功能低下等多属冷病;表现为急性、灼热、躁动、机能亢进的多属热病。并以“热病用冷药，冷病用热药”为原则。“经”是根据疾病表现和起病的急慢分为五经，即冷经、热经、半边经、快经、慢经。“症”有三十六症，主要指内科疾病;“疾”有七十二疾，主要指外科疾病及小伤小病。对于疾病的诊断，苗医有望、听、嗅、问、摸、号(脉)等诊法。尤以脉诊最具特，苗族医称脉象为“大脉兜”，即“马”的意思，以“马步节律”来比喻脉搏的节律。上肢脉称为“上马脉”，下肢
脉称为“下马脉”，腕部的“三关脉”(外关、中关、内关)，肘部的“肘脉’，指部的“五指脉”，寸口部的“三点零脉”，胸乳部“天、地、命脉”及“禄脉”等。苗药的药味分为酸、甜、辣、麻、涩、辛、淡“七味”，凡味酸、苦、涩的苗药属冷药，归热经;凡味甜、麻、香、辣的苗药，属热药，归冷经。[8-10]
苗药属天然药物范畴，包括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尤以植物药为主。正如贵州毕节老苗医所言：“病有108症，药有3800种，有苗者(泛指高等植物)3000种，无苗者(泛指低等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它类)800种”[11]。可见苗药范围之广，苗药的药性主要分为三种，热、冷以及和;苗医用药有以热治冷、以冷治热、以治、以形定用、以毒攻毒、以克为治，以脏补腑等七大规律[12]。
陆华选用蒲公英、钩藤、九节茶、滇白珠、车前、龙芽草、小蓟、半夏、重楼、海金沙、鱼腥草、虎杖这12种[13]最常见的药物植物基源相同的苗药和中药，比较它们的药名、药性、功能、主治以及用法，结果苗药与中药在药名上有很大的区别;苗药的药用部位要比中药广泛;苗药的主治比中药更丰富。苗药与中药在药性、功能以及主治上，既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点。
通过对大量有关苗医药理论文献的解读及学习，与我们所学的中医理论颇为相似，如苗医的“两纲”与中医学“八纲”辩证的寒证、热证相似，苗医“望、听、嗅、问、摸、号(脉)”等诊法，与中医望、闻、问、切四诊相似,腕部脉与中医“寸、关、尺”脉相似。苗医总的治法，分内治法及外治法，基本与中医学一致;药物方面，苗药与中药均属天然药物，苗药分为“两类”(冷药、热药)与中药的“四气”温热寒凉相似;中药的药性辛、甘(淡)、酸、苦、咸“五味”，凡味辛、甘(淡)属阳;凡味酸〔涩)、苦、咸属阴，二者药性及归经相近。苗药配伍中则有“二十九畏毒反歌”其配伍禁忌与中药十八反、十九畏相似。而苗药的功效更与中药不相上下，疗效甚至大于中药。我师从事苗医药研究多年，运用地道的黔南苗医药治愈不少风湿病、皮肤病及内科疾病。苗药和中药既各具独特性，又存在相似性。如何把苗药和中药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人们对苗医药的质疑与误解，使其优势互补，发挥充分，为传统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石朝江.苗族历史上的五次迁徙波[J].贵州民族研究，1995(1):120一128.
[2]王学勇，卓玛本，刘春生等.民族医药现代化之我见[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1(2) ;3 -4.
[3]田兴秀，关祥祖.苗族医药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22一40.
[4]李飞雁，顾浩，郑虎占，等.苗药与中药药性理论之比 较[J].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2012,14(4):1812一1816.
[5]杜江，胡成刚，赵俊华等.苗医“三界”学说探析[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9(3) ;8-9,73.
[6]杜江.苗医“四大筋脉”学说的探讨[J].中华中医药 杂志2006,21(10) ;633一634.
[7]杨德胜.苗药分公母简介[J].中国民间疗法，2006,14(5):13一15.
[8]包骏，冉懋雄主编.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第1版，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1999: l，3, 133
[9]汪毅主编《中国苗族药物彩图集》.第1版，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02:1， 723
[10]冉愚雄，包骏，陈德媛等.略论贵州苗族医药的发展历科与医理方药特.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0: 1：8
[11]贵州省民委文教处，贵州省卫生厅中医处，贵州省中医研究所编.苗族医药学.第1版，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1, 114
杜江 [12]杜江.苗医用药的基本规律仁[J].亚太传统医药，2006(6);33一35.。
[13]陆华 苗药与中药药性理论分析. 光明中医2013年6月第28卷第6期1264-1265.
通讯作者：文明昌 .黔南州中医院 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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