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统论是影响中国史学最重要的一个史学观念，有关正统论的争辩几乎贯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个历程。在此过程中，一些史家产生了否定正统论的思想。本文通过剖析司马光、王夫之和梁启超三位传统史家的反正统观念，得知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也潜藏着正统论的观念，史家对正统论的否定程度随着时代的递进而逐渐深入，其对正统论的关注点也有着因时而异的特点。
关键词：司马光；王夫之；梁启超；正统论
The Study of the Negative Thoughts about Orthodox: Si Maguang, Wang Fuzhi and Liang Qichao are the Study Centre
Abstract: Orthodox is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y concept that influence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debates about orthodox almost run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y. In this process, some historians have negative thoughts of it. The main study of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negative thoughts of Si Maguang,Wang Fuzhi and Liang Qichao, the three traditional historians. Through this research, we learn that there are orthodox concepts in their mind. The negative degree of historians about orthodox gradually deepen with the era progress, and the concerns change according to time.
Key Words: Si Maguang; Wang Fuzhi; Liang Qichao; Orthodox
正统论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影响至深，“它在演进过程中，既有着一般的规律性的内容，又有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时代性的、个别性的特征。”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争论的焦点，相当一部分的传统史家都曾对正统论有所议论，绝大部分的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正统论的观念，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家对其合理性提出了质疑。通常认为，司马光、王夫之和梁启超是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反正统论思想的史家，从他们的史学思想当中可以窥探出其中的反正统论思想。
一、司马光的反正统论思想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从相关学者对司马光史学思想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些学者认为司马光具有反正统论的思想，如仓修良、刘节等；有的则认为他表面上不谈正闰观念，实则仍然持有有正统思想，如魏应麒、钱穆、内藤湖南等。
仓修良在其《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与魏德良合著）中曾言：“抱这种正统观点的人，必然要歪曲历史事实，谈不上据事直书。因此，司马光在编修《通鉴》时，对这种论调不仅一概摒弃，而且还提出了批评，指出持正统论的史家编撰历史，不是从具体的史实出发，而是单凭主观愿望行事，‘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仓修良认为司马光主张据事直书，是应当予以肯定的，然而说他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对正统观念“一概摒弃”，则似乎有些偏颇。对此，司马光自己是
如何认为的呢？《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
“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粱、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在《答郭纯长官书》中，司马光同样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光学疏识浅，于正闰之际，尤所未达，故于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司马光说，天下分崩离析之际，必须有年月日以区分事情之先后，自己叙述前世帝王只是以他们授受相承为凭据，借用他们的纪年来记事而已，没有尊此卑彼和取舍抑扬的意思。对此，仓修良是极为赞赏的：“他一方面说明借其年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记事，另一方而说明借其年的标准是‘授受相承’，因此，对于历代王朝年号的取舍，并不意味着抑扬褒贬之义和正闰之别。就这点而言，他是继承并发扬了古代史家据事直书的光荣传统的。”
然而，别的学者却不这么认为。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说：“司马光的《通鉴》也遇到了正统论，他不以蜀为正统，而以魏为正统，后来也成为了问题。”钱穆则具体地从笔法上指出司马光的问题：“《通鉴》在三国时以魏为正统，后人多致不满，如诸葛亮入寇围祁山之记等。陈寿《三国志》固是以魏为正，但书名《三国志》，平称《魏志》《吴志》《蜀志》，也不能说它定是尊魏，在《魏志》太和五年有
诸葛亮入寇一条，在《魏志》叙魏事，自应如此下笔”，“是陈寿《魏志》里没有写‘入寇’，而温公《通鉴》反写了‘入寇’字眼，就引起了后来朱子写《通鉴纲目》之动机。”
司马光“《通鉴》中所采用的年号，仅仅作为记事之依据，并“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然而问题恰恰出在他所记的年号上，上面曾经指出，他记年号的标准是“授受相承”，虽然他一再说明自己仅仅是以此作为记事的依据，但是，“如此一来，记年号者尊，不记年号者卑，二者之间出现了正闰的差别。”
因而，司马光主观上只是借年号来纪年记事的初衷，却因年号本身所体现的尊卑抑扬所违背，因为帝王的年号即是一个体现王朝正统的标志，纪此则卑彼，纪彼则卑此，想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应当为此困扰过。
除纪年年号与正统论相关涉外，地域、道德等均与之息息相关。司马光曾不无困惑的说：
于正“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
故而，司马光对于正统观念本身的前后矛盾和互相抵触是了然于胸的。虽然如此，司马光并未能彻底地摒弃正统理念。透过司马光的言辞，我们仍可发现其潜意识或者说植根于其思想深处的正统观念。
（一）一统观
司马光坚持认为如果不能使天下统一，帝王则空有天子之名号，而不具备其事实。无论是偏安一隅之国，还是占据中原的国家，都不得为“真天子”，不能以正统自居。他说：“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在《记<；历年图>后》，他同样说到，“始光率意为此书，苟天下非一统，则漫以一国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闰，而赵君乃易其名曰《帝统》，非光志也。”同样的言辞也出现在《答郭纯长官书》中：“凡不能壹天下者，或在中国，或在方隅，所处虽不同，要之不得为真天子。”因此，有学者认为，“他仍然在欧阳修所论的范畴内来看‘正统’问题。”
（二）血统观
在“一统观”的基础上，司马光认为，像那些一统天下的王朝，即使衰微之后，他们的子孙依然应当居于正统地位。他认为，“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旨其故臣也，
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这显然是主张具有前朝血统的帝王所建的政权是可以
继承前朝的正统地位的，而其他独立的割据政权则不能和它等量齐观。
汉魏之争历来是正统论争辩中的焦点，司马光是不承认蜀汉的正统地位的，这也是他为后来其他学者诟病的地方。他认为，“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在《答郭纯长官书》中也提到了蜀汉的世系问题：“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后，而不能举其世系。”此处，司马光不同意刘备依照汉光武帝和晋元帝的例子延续汉代的正统，是因为他“族属疏远”，“不能举其世系”，由此可以判定，司马光是认可血统论。虽然刘备只是占据了一隅之地，但是如果刘备的血统与皇室足够的近，不是那么的疏远而不可查，则是可以延续汉统的，也就是说可以作为正统。
概言之，司马光实际是认可“一统观”和“血统观”的，无怪乎魏应麒对他极尽斥责：“正统僭伪之观念，两汉开其端，魏晋扬其流，至南北朝以来已普遍深入于一般史家之脑。适此时国各有史，史家得畅弄其入主出奴之笔。影响所及，翕然从风。故虽即以司马光表面上宣言仅为纪年之便事非得已无尊此卑彼之意之人，而骨子里犹充溢正统僭伪之思想，其他更无论矣。吾人于此，可以知正统僭伪之见，在史家心中作祟，为何如也。”平心而论，仓修良对司马光的反正统论思想有誉之过甚之嫌，而魏应麒所论在理，然则似乎有些攻击太甚。
二、王夫之的反正统论思想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史学家。他的反正统论观念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史论著作中，即《读通鉴论》和《宋论》。刘节认为，在反正统论方面，“虽然与司马光相同，但是船山的说法，要比司马光更为深入。”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生，一治一乱，当其冶，无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于正？当其乱，既不正矣，而又孰为正？有离，有绝，固无统也，而又何正不正邪？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惟为其臣子者，必私其君父，则宗社已亡，而必不忍戴异性异族以为君。若夫立乎百世以后，持百世以上大公之论，则五帝、三王之大德，天命已改，不能强系之以存。故杞不足以延夏，宋不
足以延商。夫岂忘禹、汤之大泽哉？非五子不能为夏而歌洛汭，非箕子不能为商而吟麦秀也。故昭烈亦自君其国于蜀，可为汉之余裔；而拟诸光武，为九州兆姓之大君，不亦诬乎？充其义类，将欲使汉至今存而后快，则又何以处三王之明德，降苗裔于编氓邪？”由此可见，王夫之认为，三王五帝的大德和天命已经改易，是不能强使天命存留的，所以，杞不足以延续夏的统续，宋不足以延续商的统续。因此，刘备的蜀汉可以作为汉朝的余裔，却不能把他比作光武帝，作为天下所有姓氏的君主。此处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的天命观，他认为天命是不能强使存续，如此一来，则后世的各国自私其君主，自谓得天命而为正统者均失去了理论支持。
王夫之认为，正统在于人，治乱在于天，天命的去留是不能以顺逆之德来定的：“蜀汉正矣，已亡而统在晋。晋自篡魏，岂承汉而兴者？唐承隋，而隋抑何承？承之陈，则隋不因灭陈而始为君；承之宇文氏，则天下之大防已乱，何统之足云乎？无所承，无所统，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正不正，人也；一治一乱，天也；犹日之有昼夜，月之有朔、弦、望、晦也。非其臣子以德之顺逆定天命之去留；而詹詹然为已亡无道之国延消谢之运，何为者邪？宋亡而天下无统，又奚说焉？”他又指出了正统论的互相抵触，蜀汉如果是正统，则蜀汉灭亡，正统当在晋。晋是篡夺的魏国，难道是承汉而兴？唐承自隋，隋承自谁呢？隋不因灭陈始为君，所以不能承陈；而宇文氏是蛮夷，夷夏之防大乱，当然谈不上统了。
对此，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论之颇允，“然而此人的正统论，是不论正统的议论。由于本来此人对明亡于夷狄就非常感慨，《读通鉴论》中亦多流露此意向，不论正统也是由此主旨而来的。不论正统，是因为他认为正统至宋代已经断绝了，在这里言宋朝实际是在说明朝。由于公开地讲明朝会触怒清朝，所以仅仅说到宋朝。言正统至宋中绝，意即明亡于夷狄之清朝乃中国正统之中绝”，“但是他的本意在于提出由于至宋代正统已经中绝，以此作为夷狄君主本无正统可言的根据。”王夫之认为正统绝于宋，显然是赞成欧阳修的“绝统说”。
由于明亡于满清，所以王夫之对于历史上的夷族政权是深为痛恨的，主张严守“夷夏之防”，谨遵父子君臣之伦的，故而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是断断不能视之为正统的。王夫之的正统理念可以称之为“夷
夏观”或“种族观”。
三、梁启超的反正统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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