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以闾里,忠义则然”——论苏轼与范镇家族的四代交谊
喻世华
【摘 要】SU Shi and the Fan Zhen family maintained an especially multiple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native fellows,pupils,relatives and colleagues.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geopolitics,consanguinity and profession is important,what really counts is their high degree consensus concerning ＂loyalty＂ in public morality and ＂righteousness＂ in private morality.Therefore Su Shi and the FAN Zhen family are actually tied by their mutual pursuit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苏轼与范镇家族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和多重关系：同乡、门生、亲戚、同僚等。虽然这些建立在地缘、血缘、业缘基础上的关系很重要,但他们之间更为重要的联系是建立在公德范畴的＂忠＂与私德范畴的＂义＂的高度契合与一致上：＂岂以闾里,忠义则然＂。
【期刊名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25)003
【总页数】7页(P44-50)
【关键词】苏轼;范镇;家族;交谊
【作 者】喻世华
【作者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江苏镇江212003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109.3
苏轼与范镇家族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和多重关系，曾枣庄［1］、梁建国［2］虽对苏轼与范镇的交往有所涉猎，但也仅仅一带而过，学界对苏轼与范镇家族关系的研究几成空白。笔者拟从《宋史》、《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人笔记小说，特别是从苏轼诗文角度，对苏轼与范镇家族的交谊作一全面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范镇(1107－1087年)，字景仁，成都华阳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从年龄上说，他是苏轼的政坛前辈;从地域上说，他是苏轼的同乡。不仅如此，他们之间还有着深
厚的历史渊源和多重关系。
苏轼在《范景仁墓志铭》中说:“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贡举，门生满天下，贵显者不可胜数。”［3］442巧合的是，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兄弟参加贡举考试，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一载:“嘉祐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苏轼考后曾有《谢范舍人书》:“夫君子之用心，于天下固无所私爱，而于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与之喜乐，岂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3］1426这是保存下来的苏轼与范镇最早的文字交往。
嘉祐六年，苏轼、苏辙兄弟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再次与范镇考场相遇，同乡与门生的双重身份，无疑拉近了苏轼、苏辙与范镇的关系，缩小了双方在年龄、资历上的距离。相对于苏轼、苏辙，苏洵(1009—1066年)与范镇年龄相当，由于苏、范同是蜀人，他们之间当有更深的交往:“吾先君子之益友也。”［3］435“吾先君子，秉德不耀。与公弟兄，一日之少。穷达不齐，欢则无间……先君之终，公时在陈。宵梦告行，晨起赴闻。”［3］1950
熙宁三年(1070年)，“翰林学士范镇罢。先是镇举苏轼谏官，又举孔文仲制科。轼被劾，文
仲罢归故官，镇皆力争之，不报。”［4］卷三百三十七列传第九十六范镇因为举荐苏轼不被采纳，“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与”［5］卷第六十八。
于正
熙宁九年(1076年)、十年(1077年)，苏轼、苏辙兄弟曾寓居范镇东园，当时有不准苏轼入京和改差徐州的任命，显示了皇帝对苏轼的不满① 参见笔者《论苏轼在徐州的从政情怀——主要从表、奏、书、启展开分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范镇收留了苏轼兄弟，苏轼有《送范景仁游洛中》［6］717－720、《次韵景仁留别》［6］720－721。
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范镇因苏轼《送范景仁游洛中》一诗被牵连罚铜20斤［7］卷三百一。在当时的政治高压、恐怖情况下，只有范镇和张方平冒着巨大政治风险上书营救苏轼:“轼得罪，下台狱，索与镇往来书文甚急，犹上书论救。久之，徙居许。”［4］卷三百三十七列传第九十六
苏轼黄州流放期间，苏轼与范镇多有书信往来。元丰六年(1083年)，曾巩去世，误传苏轼去世，“子瞻在黄州，病赤眼，逾月不出，过客相传以为死矣。有语范景仁于许昌者，景仁绝不置疑，即举袂大恸。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赒其家。”［8］71苏轼不得不来信解释:“春夏
间，多疮患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以为左右忧。”［3］1446
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还朝，韩维上书皇帝起用范镇，于是拜范镇为端明殿学士，“欲授以门下侍郎”［5］卷第八十，因固辞得免，改提举崇福宫。不久，又以银青光禄大夫再次致仕，封蜀郡公。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苏轼作为翰林学士，拟有《赐光禄大夫范镇赴阙诏》［3］1144，并在《贺端明启》中称赞范镇:“方其犯雷霆于一时，岂意收功名于今日。”［3］1349－1350
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范镇去世前夕，完成了新乐的制作，苏轼拟有《赐端明殿学士致仕范镇奖谕诏》［3］1171，并有和诗《范景仁和赐酒烛诗复次韵谢之》［6］1617－1619。范镇于是月去世，苏轼撰有《范景仁墓志铭》、《祭范蜀公文》。苏轼一生很少为人做碑铭传记等歌功颂德之文② 参见笔者《论苏轼的为师之道——以李廌为例》，《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为政坛朋友撰墓志铭惟范镇、张方平。苏轼在《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曾有解释:“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3］929另在《乞加张方平恩礼札子》曰:“臣窃以为国之元老，历事四朝，耄期称道，为天下所服者，独文彦博与方平、范镇三人而已。”［3］787
从嘉祐二年(1057年)相识到元祐三年(1088年)范镇去世，在长达31年时间中，苏轼与范镇之间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苏轼不但与范镇保持密切联系，还同范镇家族其他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与范镇的儿子范子丰(百嘉)是亲戚。苏辙的儿子苏远娶范镇孙女为妻，苏轼在通信中有“轼再拜子丰正字亲家翁足下”［3］2492盖源于此。《苏轼文集》保留了给范子丰的10封信件，可见关系相当亲密，特别是《临皋闲题》更是脍炙人口:“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尔。”［3］1453范子丰于元祐二年(1087 年，范镇去世前一年)去世，苏轼感到格外悲痛:“子丰承事遽至大故，闻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远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识忧悬。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难忍之爱，上为朝廷，下为子孙亲友自重。”［3］1449
第二，与范镇的从子范百禄是同僚。范百禄，《宋史》有传:
百禄字子功，镇兄锴之子也……哲宗立，迁中书舍人……元祐元年，为刑部侍郎……改吏部侍郎……俄兼侍读，进翰林学士……以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复为翰林学士，拜中书侍郎……右仆射苏颂坐稽留除书免，百禄以同省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徙河阳、河南。［4］卷三百三十七列传第九十六
元祐年间，苏轼、苏辙兄弟与范百禄同朝为官，双方在政治见解、政策取向上有太多的默契和一致，因而相处融洽，以致在元祐八年(1093年)被御史黄庆基弹劾:“列百禄五罪，又言洛党虽衰，川党复盛，请早赐罢黜以离其党与。”［5］卷第八十二范百禄与苏轼、苏辙兄弟同被视为“川党”领袖。
双方不但在政治上有诸多相同之处，在日常生活中也保持密切往来。比如，元祐三年(1088年)，陈季常来访，寓居浴室院，黄庭坚、“苏子瞻、范子功数来从”，苏轼留有“后五百岁浴室丘墟，六祖变灭，苏、范、黄、陈尽为鬼录，而此书独存，当有来者会予此心，拊掌一笑”［3］2262，极富情趣和哲理。《苏轼文集》保留了给范子功的 6封通信［3］1449－1451，另外还有1 首诗歌《轼近以月石砚屏献子功中书，公复以涵星砚献纯父侍讲，子功有诗，纯父未也，复以月石风林屏赠之，谨和子功诗，并求纯父数句》［6］1924－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