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之最一、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分析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自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获得了迅速而全面的发展,这对中美双方和都是一件大事、好事;自2002年起,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经贸关系更是进入加速增长的新阶段,接连跃升新台阶;至2006年底,5年中两国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堪称世界之最;中美贸易额2003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263亿美元,2005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亿美元,2006年更达亿美元;目前,美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海外市场;2006年中美贸易额占中国总额的％,对美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在中美贸易额飞速增长的同时美中贸易逆差不断加大,按美方计算,从1983年起,美国对华贸易年年逆差,1983年为亿美元,到2006年增为2325亿美元,增加了700多倍,2006年美国对华逆差占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贸易摩擦,这些给中美贸易关系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一美方原因造成的两国贸易摩擦
1.经济低迷与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近年来,美国经济的低迷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形成强烈反差;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首季,美国经济仅增长%,增速低于分析人士原来预计的%和去年第四季度的%,是过去四年来的最小增幅,而住房投资下降仍是导致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历史经验表明,贸易保护强弱与经济发展状况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只要经济衰退或美国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重新抬头,并且会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关手段,中美贸易发生摩擦不可避免;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会随着美国大选而呈周期性;
3.遏制中国发展是美国全球发展战略的目标之一
中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非西方文明”的特质决定在其强大后必然会与美国的全球利益发生冲突;正如布热津斯基认为的“2015年美国将会失去世界霸权地位;”因此,美国不可能让一个日益壮大并可与之抗衡的敌人出现;因此,美国总是出诸多借口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如“中国威胁论”,“鼓吹人民币升值”等,中美贸易摩擦也因此不可避免;
二中方原因造成的两国贸易摩擦
1.外贸依存度过大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导火线
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指标,一般用年进出口总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1978—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比国民经济增长快7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10%提高到1990年的30%,2007年已超过了70%;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外贸依存度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就赶上了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表明了中国经济开放取得了显着成就;
笔者还认识到,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也伴随着一些风险和问题;从中国一些产品对美国市场占有
率来看,存在着过高的风险;如2005年,中国出口的玩具娃娃占美国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88%,鞋类占64%,软面箱包、手提包占51%;可见,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较大,在这种关系下,一旦美国挑起贸易争端,中国只能被动应付;
2.出口商品结构低下范围狭小
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3.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有待提高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时,承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特别保障条款”等不利条款,使我国企业面临贸易摩擦时处于较弱的防护状态;此外,企业的自我防护意识差,预警机制不完善也加重了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损失;因此,应该进一步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技巧;
三商业竞争因素
在中美双边贸易发展和加强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越来越多的产业必然面临着同类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产品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价格优势上;如果一方整体生产成本高于另一方,则成本高的一方可能会面临集体出局的危险;现在关键是如何看待竞争优势的取得问题;
在传统行业方面,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言,中国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而中国竞争优势的取得主要来自于低的劳动力成本;但是美国同类行业却不愿意束手待毙、坐等死亡,它们总会想方设法利用一些空子来削减中国的竞争力;首先,作为全球多边国际贸易体系规则的集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框架和法律文件又为成员国利用一些措施保护其受到外国进口品损害的产业提供了合法性;这些措施包括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和紧急保障措施;世界贸易组织制定这些保护措施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全球公平的国际贸易竞争,但是在实践中却极有可能被滥用和错用;美国的钢铁业、家电业、寝室类家具业在全球竞争中已经处于下坡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些行业却在美国政府的协助下把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贸易保护措施作为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极大地干预了中美钢铁贸易、彩电贸易和家具贸易的正常进行;其次,
发达国家设立劳工标准 的最初目的可能是为了改善工人的生产环境和保护工人的生命健康;但是这类标准也能够被美国一些行业滥用,专门针对中国低劳动力的成本上做文章;美国劳联－产联已于2004年3月向美国贸易代表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产品征收高达77%的关税,其理由就是中国企业未能执行SA8000标准,缺乏良好的劳工权利保护,压低中国工人的资水平,以至造成美国工人的失业;再次,作为美国政府而言,其首要目标也是维护本国产业的对外竞争优势;因此,美国政府也一再对中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题上施压,企图籍此提高中国出口品的销售价格水平,打压中国的竞争优势;
在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方面,特别是通信、医药、生物等行业,美国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一方面,对于这些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前途和战略安全的产业,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尽可能延长其保护时间;与之相反,美国政府却借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监督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执行情况为借口,试图迫使中国加速开发这些市场,为美国优势产业扩大出口扩展途径;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经济力量下降和争取东山再起,美国特别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经常借口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为由大做文章;当前,中美关于知识产权的争端包括商标、版权、专利和商业秘密等;例如1994年,美国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侵权行为失控为由,将中国列为其“特殊301条款”的“重点国家”,并单方面公布了对华贸易报复清单,总价值
约28亿美元;1996年,中国又再次被美方列为“301条款重点国家”,并且是该年度唯一一个“重点国家”,美贸易代表宣布对华进行制裁,公布了价值高达30亿美元的报复清单;
四政治因素
尽管美国经济经过长时间的结构调整,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其劣势产业和竞争力低下的企业的绝对数仍很大;并且,一方面这些行业中的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当它们面临来自中国同类产品的竞争时候,其行业协会和劳工组织就不断通过媒体、游说集团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作为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也可能因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对中美贸易关系添加不和谐的音符和摩擦;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这些来自中小企业的呼声会顺次通过议员传递到国会,国会则通过立法、听证会等手段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在来自社会各界巨大的压力下,美国行政部门就有可能采取一些措施干扰中美贸易的正常进行;2002年美国政府公然违抗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和协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措施的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0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取消纺织品配额的时候,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仍要求美国政府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的事件,也可以看出美国政治中的利益传导体制;
美国政治过程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美国政府在中美贸易关系上的一些单边行为;作为议员来说,其职责是为本地选民负责;而国会又是美国两党斗争的主要场所;尽管中美经贸问题中出现的美国巨额贸易赤字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如统计口径、美国传统行业竞争力下降、美对华在一些产品上的禁运等因素,但是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打击对手,一些议员常常利用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挥舞大棒,提出要求国会通过人民币升值等议案;
五双边贸易因素
正如前文提到,双边贸易关系是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状中看,双边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是双边关系的稳定剂,它总能在关键时刻烫平双边关系中的误会和摩擦;但是,正是由于双边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性,因此在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诸如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军事战略、核不扩散、意识形态、人权、宗教问题、能源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东突”问题等各种因素总会借机利用贸易关系作为借题发挥的舞台,乘机制造干扰贸易关系正常发展的摩擦和争端;而美国复杂的政治利益传导过程和政治体制的设计,又为这些因素干扰中美贸易发展提供了场所;例如,美国曾以“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军事战略”为由对华实施军用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禁运政策；以“中国向伊朗提供核设施”为由对中
国实施经济制裁；以“中国不尊重囚犯的人权”为由对中国袜类出口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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