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冠军发布时间：2013-12-06 22:36:45来源：大学网点击： 113字体： 大 | 中 | 小
内容提要：儒家的“仁爱”是“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是“人爱人人”。如果说儒家的“仁爱”是美好的善和爱，那么，墨家的“兼爱”就是广博的大爱和至善。春秋滕国是中国“仁政”和“善治”思想的试验田，“善国”不仅是对孟子“仁爱|”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而且其“善治”理念也受到了墨子“兼爱”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墨两家共同倡导的“仁政”在这里双流归一，终成善国。因此，滕州不仅是中华善文化的发源地，而且还是和谐文化的发源地。
关于孔子、墨子、孟子三位圣贤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个时间顺序：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此时春秋时代终结）。墨子生活在孔子之后，主要活动在战国初期，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公元前376年左右。而孟子则生活在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三位圣贤生活的时间顺序依次为：孔子——墨子——孟子。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三位圣贤的出生和主要生
善文化活的地方，孔子、墨子、孟子均为鲁国人。孔子生于鲁之陬邑（今曲阜市东南部），墨子生于小邾国一个被称为滥邑（后归依鲁国，在今滕州市东南部）的地方，“滥”是“邾分三国”（邾、倪，又称小邾、滥）之后独立的小国。孟子为鲁国邹人（邹，即邾国，今山东省邹城市）。陬邑与邹地，在许多古代典籍记载中多与邾国（也称邾娄）密切相连。《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鲁伐邾，取訾娄。”此地归鲁后，封孔子父叔梁纥为食邑，称陬邑。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生孔子，地已归鲁，故孔子为鲁人。这样看，邾国就成了孔子父亲的封地，至于孟子的父亲就更有意思了，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孟庙里的孟子的父亲的碑刻上被称为“邾国公”。
至此，可以看出，在方圆百里之内，依次先后诞生了三位伟大的思想家，三位圣人又都与邾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孔子怀着与人为善的理念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道德学说，成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四月，终身克己，复礼无望，深感“吾道穷矣”的“万事师表”孔子患病而卒，享年73岁。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墨子在学习孔子的思想之后，却
发现孔子之术有诸多复杂的“礼”、“乐”和一些不和时宜的观点，于是，他决定在吸收孔子之术的基础上，取其精华，自成学派，创立墨学。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墨子是一个身体力行思想家，他不像孔子那样“述而不作”。墨子强调“兼爱”和“非攻”，当他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时，即派弟子赴宋国支援，他自己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到楚国说服楚王和鲁班，不要攻打宋国。令人可悲的是，当墨子冒生命危险止楚攻宋，使宋国免遭兵燹之祸后，在他回家的途中，宋国的百姓居然不允许他在里巷的大门内避雨。这种不被理解，并没有能阻挡墨子利人和利天下的美好愿望和抱负，他依然是一如既往地为和平而奔走。在面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中，墨子不仅支持小国自强和防御，而且还敢于同大国作面对面的斗争，在这一点上，孟子是相对软弱的。
孟子约十五岁的时候，成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他也因之成为孔子之后集大成的儒家传人。出于学派之争，为了捍卫孔子的尊严和儒家的学说，孟子对墨子有不公正的评判，他甚至不惜有辱儒家斯文，连骂人的话都用上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谩骂归谩骂，在内心，孟子还是不得不佩服墨子的。事实上，孟子思想的形成是深受墨子影响的。他曾由衷地赞扬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在百家争鸣中，无论是儒与墨，还是儒与法，既相互对立，同时还相互摄取，相互融合。孟子少年时代，正值墨学鼎盛之期，受到墨学影响自然很大。对于墨家学派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孟子曾感叹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由此可见，墨学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已成为百家显学和社会主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正是受到了墨子重视底层劳动人民利益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墨学不仅对孟子本人的“仁政”思想有较大影响，而且对其家乡的滕文公更是有较深的影响。
孟子与墨子思想之比较
公元前362年后的一天，孟子不远千里从邹来到位于河南开封的魏国国都大梁面见梁惠王，此时的孟子已是63岁的老者。梁惠王看到的已经是名扬天下的孟子，已是须发偕白。便用一种怀疑的口气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来到魏国来见寡人，有什么高见可以让我的国家得利吗？”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何必言利呢？只要讲仁义就够了。”在这个故事中，孟子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义利观——重义轻利。这种义利观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的心目中，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遭受贫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孟子对义的理解则更向前大为发展，他把义与生死相比，当义与生命发生了冲突，他宁可为义而慷慨赴死。对于生与义，孟子有一断最精彩的语录：“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
从《孟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一生当中与两个君王比较要好，一个是魏国的梁惠王，一个是滕国的滕文公，但为什么滕国成为了他的“仁爱”和“善政”思想的实验田？其根源在于，战国中后期，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代即将到来的前夜，大国诸侯之间忙于合纵连横、杀伐征战，成就霸业。孟子的“仁者爱人”之术当然不会受到诸侯的采纳，而处于大国夹缝中、方圆不足五十里的小小滕国自然是被征伐和兼并的对象，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孟子与滕文公相见恨晚，惺惺相惜，成为理论与实践的最佳搭档。滕国不但是善政的试验田，而且还使孟子思想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理想中的“仁政”变为现实中的“善政”和“善治”，从而探索出一种封建时代的社会治理的善治模式。
早在滕文公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多次向孟子求教治国之道，孟子对他“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当国之后，干脆就把孟子请到滕国的上宫，问政于孟子。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一天，滕文公十分不安地来孟子说：“齐人将筑薛，甚恐！”，原来，滕文公听说齐国人又将在他们的辖地薛国修筑城墙和工事，他很害怕，问孟子自己应该如何应对。孟子对他讲了一番周文王的故事之后，劝说滕文公说：“一个国君，只要实行善政，他的后世子孙必定成就事业。目光远大的国君创立基业目的是流传后世。齐人筑薛，您如何能阻止他们呢？您只有努力实行善政。”
对于同样的面对大国威胁和强敌来犯这种事情，墨子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墨子鲁问》载：鲁君问墨子：“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孟子回答说：“当然可以救啊！”然后他就对鲁君讲述了昔日禹、汤和周文王、周武王靠仁义取得天下，而桀、纣和周厉王则因行暴政被推翻的历史教训。他告戒鲁君，只要上敬天地、下爱百姓、外交邻邦，就可以化解灾难。然后，墨子又亲赴齐国，说服齐王放弃攻鲁。两件同类的事情相比，墨子的做法要比孟子到位和实际。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之说，继续强调爱有差等。这也是他与墨家的“兼爱”分歧最大的地方。孔孟主张爱有差等，提出爱父子要胜过爱兄弟，爱兄弟要用胜于爱邻居。墨子“兼爱”的则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
中》），这种爱是不分贵贱和亲疏的。由此可见，孔孟的“仁爱”是“仁者爱人”，而墨子的“兼爱”则是“人爱人人”。这两种爱相互比较就可以看出，孔孟之爱是一种有选择的爱，墨子之爱是一种“博爱”。如果说儒家“仁爱”是人世间美好的善与爱的，那么墨家的“兼爱”则是人世间广博的“大爱”与“至善”。正所谓大爱无疆，止于至善。只有“人人爱人”才能达到“人爱人人”，只有“我爱人人”，才能“人人爱我”。这种大爱与至善也正是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当齐国占领燕国之后，其它诸侯国谋划要救助燕国。齐宣王来孟子商讨决策。孟子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汤是一个仅有七十里的小国，都能够统一天下，孟子并不反对齐国攻打和占领燕国，他认为，“燕虐其民”，齐国攻打它是拯救燕国百姓于水火之中，但占领燕国之后，接下来就要对燕国百姓施以仁政，这样才可以天下归心，长治久安，天下各国也不敢与之为敌。
孟子的善政思想还在于，他提倡领导者要善于用人和科学决策，他用齐宣王作比喻，齐宣王要建造大的宫殿，让工匠寻大的木料，结果工匠把木料来之后却把木料加工小了。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齐宣王犯了外行指挥内行的错误，让工匠放弃自身所学，听自己的
胡乱指挥。孟子尖锐地指出，这就如同雕琢玉器就必须请玉匠，却不要胡乱指挥玉匠一样，治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
墨子思想，其“善治”的内容则表现得更为科学和与时俱进。兼爱——坚持爱无差等，追求社会大同；非攻——反对侵略战争，倡导天下和平与社会和谐；尚贤——主张贤者治国，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尚同——坚持政令统一，令行禁止，主张建立核心价值观；节用、节葬——摈弃陋习，建设节约型社会。墨子思想集中反映了社会大众的理想和追求，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理所当然会成为显学，但这种平民思想在封建时代决不会被王侯将相所采纳，这也是墨学在汉代以后日渐式微的原因。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时代，墨学将会迎来两千多年以后的再次复兴，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自不待言。
善国模式的历史意义
考察过滕国故城的学者都知道，滕国故城至今依然矗立着一座保护完好的文公台。虽然今天的文公台已经过历代重修，但滕国故城的古城墙和文公台的台基足以能证明：文公台即为古滕国遗迹。也有的学者说文公台是滕王阁的雏形，筑土为台，台上建阁，这种理解也有其道理。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文公台的前方左右各有一方水塘，这两方水塘
即是传说中的“灵沼”。
关于灵台与灵沼，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引用《诗经》记载的周文王为国祈福以民力建造灵台、灵沼的故事。“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you 又），麀（yōu 母鹿）鹿攸伏，麀鹿濯濯（zhuó zhuó，光明、肥美之意），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ｒèｎ满）鱼跃。”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文王开始筹建灵台的时候，先让人测量和设计，然后百姓齐来建造，不日就竣工。在建设过程中，根本不用督促，百姓都是主动来做工。竣工之后，文王来灵台与灵沼，看到母鹿肥美，鹤翔鱼跃，百姓欢歌……一幅多么美好的君王善治，与民同乐图啊！在这个故事中，《诗经》以优美的文笔描写灵台、灵沼建好之后，周文王受万民拥戴的场景。由此而断，文公台即是滕文公依照孟子之言效仿周文王建造的灵台。
新中国的缔造者对滕州的两个人物十分关注，一个是墨子，一个是滕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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