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作者：安冬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2期
    安 冬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慈善之观念蕴含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已有数千年。在我国传统思想中，儒、释、道3教之中都有着自己的慈善观念和不同的行善方式。对于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慈善观念，我们应该推陈出新，对“慈善”进行重新定义。
    关键词：慈善；儒家；道教；佛教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094-03
    中国自古就有关于慈善的概念，在古代典籍中，最初，“慈”与“善”二字是分开使用的。“慈”，在书中多为爱心之意来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慈，爱也。”孔颖达在对《左传》注疏时有云“慈者，
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又曰“慈谓爱之深也”。《辞海》释义为：“慈，本指父母的爱，引申为凡怜爱之称。”“善”的本意是吉祥、美好，即《说文解字》中所说“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義、美同意”[1]。孔子亦云：“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之后，善字被引申为善良，品行高尚。可见，慈与善经过长期演变，两字的含义日趋相近，均有仁慈、善良、富有爱心、同情心的含义。到了南北朝时期，慈与善常常被合起来并列使用，于是便有了“慈善”这一称谓。《北史·崔光传》中出现了慈、善二字合用的最早记载：“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沈浮，自得而已。”现代汉语中“慈善”的含义，直接承袭了我国古代的“慈善”概念。《辞源》对慈善的解析是“仁慈良善”，在《汉语大词典》中，“慈善”指的是仁慈、慈爱、善良、有同情心，而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则为对人关怀，富有爱心。这几种解释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能当作关怀、同情、仁爱、怜悯来解释，它所表现的是一种有关爱和同情的自发的利他行为，如行善积德、扶贫助残、乐善好施等。
    儒、释、道3教在慈善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著名的清末慈善家张謇曾用一段文字将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此儒者之训也。诸君其有功于中乎？一钱匪少，一万匪多，各尽其力，以行其仁，以自完其为人而已。若因果报应，道家之求长生者，须积善之功，周人之急，济人之穷；释家云，布施为第一菠萝蜜。”[2]
    一、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其中，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仁爱”理论、大同思想以及孟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性善论等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对“仁”解释道：“仁，亲也，从人从二。”[3]可以看出，“仁”是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善的关系。孔子从道德的基础出发，用“爱人”解释“仁”，提出“仁者爱人”这一观点，并把“爱人”看作是人的本性，要求人们在处理社会交往的人际关系中要爱所有人，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宽怀容人、恩惠助人等当作“仁”，爱一切人，做到和一切人友善，建立起一种人人相亲相爱的和谐关系。这种理念可以看作是儒家慈善思想的重要动力。孔子把“仁爱”用于社会政治生活方面，提出了“大同思想”。在孔子看来，社会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富的平均，没有了贫富的差距，人们才能和谐相处，才可以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后来，在儒家重要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大同世界”描绘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是对大同理想社会的经典描述，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促使后人自觉的投身于扶弱济贫的慈善活动，同时，也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孟子在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性善论”，这是其“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孟子慈善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人性善”是指人天生就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孟子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天生就有善端，孟子以“四心”为“人性善”的出发点，进一步将人性善归结到仁、义、礼、智4种德性上，认为人性本善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共同的本性，他解释道：“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在孟子看来，所有慈行善举都来自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正所谓“仁，人心也”。孟子的“仁”也就由“恻隐之心”的道德感情发展成了一种道德行为，使之成为一种驱善的道德价值。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仁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而行的“不忍仁之政”就是“仁政”，“仁政”是这种“不忍之心”的外在表现形式。将“不忍人之心”推及他人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圣明的君王若能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把自己对亲人的血缘之爱推及到百姓身上，那么天下就能统一，如运于掌。
    孟子的民为邦本的思想，要求君主应推恩于民，尤其是要关心鳏、寡、孤、独等社会下层的困难体，因为“此四者，天下穷民之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其四者”。君主要对这些困难体给予充分的帮助和关爱，拔民之苦，救民于水火。
    这样，从孔子的“仁爱”思想到孟子的“仁政”，儒家思想中关于慈善的思想理论便逐步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为后世的慈善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成为历代统治者实行慈善救济的思想渊源。如兴修水利,治理河患；储粮备荒，建立仓储制度（平仓、义仓、社仓）；赈济、以工代赈、调粟等多种赈灾济民措施；民间社会也由这类慈善观衍生出邻里互助、尊老、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中华民族的道德品质，进而促进了乐善好施风尚的形成，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慈善体和慈善活动。
善文化
    二、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其善恶因果报应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百姓的伦理标准和善恶取舍的行为准则，并衍生为根深蒂固的慈善伦理传统，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道德经》中说：“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显然“慈”居首位，“慈”就是慈爱、慈善、慈祥，以慈爱之心来慈爱天下苍生。“善”指自我品质的最高境界，是天道的本质，也就是所说的“上善若水”。人只有保有慈善的心，与世无争，才能与道相应，正所谓“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在老子看来，“道”虽不可名状，却可以惩恶扬善，使善人享福，恶人遭殃。由此，他认为应遵守“道”的律令，人人向善，善待芸芸众生。这种看法通过进一步升华，成为了后人的慈善道德基础。
    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补充并发展了“善恶报应”理论，提出“承负说”。“承负说”是指，先人有过失，施其恶果于后代，为负；后人承受先人的恶果，为承；世代既相负又相承。前人为恶，后人食其恶果；前人为善，后人享其福荫。每个人的善恶行为都会对其后代有所影响，而今世的祸福也是先人为善作恶的结果。“承负说”还提出：“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神灵将依据其行为赏善罚恶。”[4]在道教盛行的唐代，被誉为药王的孙思邈同时
也是道士，在他的巨著《千金药方》中明确提出，医者应具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德，还须“志存救济”，有慈济救人的爱心。这种以医济世的思想对后世设立医治所、惠民药局等慈善救济机构有很大启发，使民间的善举频频可见。
    三、佛教文化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在西汉末年由西域传入我国，并在我国境内得到迅速发展。佛教在弘扬精神解脱的同时，还担负着劝善化俗的宗教使命。佛教教义里的慈悲观、因缘业报和修缮方式说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慈悲观是佛教的核心教义。在梵文中，“慈”指纯粹的友爱之情，“悲”为同情、哀怜之意。佛教要求信徒以慈悲为怀，用慈爱之心给予他人幸福，以怜悯之心驱除他人痛苦。佛家宣扬人人都有“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基于“不忍众生苦”的思想，佛教强调“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实行“与乐、拔苦”的义举，为众生造福田，以“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善待众生，以宽广的胸襟告诫世人要发慈悲之愿而生救世之心，多行善举，以得佛祖保佑。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在这里，慈悲即拯救受苦受难的生灵，并使其充满永恒的快乐。慈心是希望他人能够获得快乐，慈行是帮助他人取得快乐；悲心是希望受苦之人可以解除痛苦，悲行是帮助受苦之人解除痛苦。由此可以看出，
佛教的慈悲观是一种完全利他的道德观，是从事慈善活动的出发点。自传入我国后，通过寺院自办、发动募捐、动员信徒参与、与官绅及地方政府合办等方式，设立悲田养病坊、施药治病、扶孤助残、护生戒杀等慈善活动，在我国古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佛教提出“因缘业报”说来实现劝善化俗的目的。东晋的名僧慧远，大力弘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他认为：“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5]慧远认为：人有三业，业有三报，生有三世。生命之流，贯穿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的尊卑贵贱、福寿苦乐，都是过去业因的报应；而今世的思想行为所造就的业力，也会推动来世的流转。慧远的三报思想影响了历来就相信命运的中国人，所以人们愿为来世的美好在今世做善事。这成为了人们自觉参与慈善事业的内在动力，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佛教有其特殊的行善方式，如“修福田”“布施”等等。所谓“福田”，指行善犹如农民在田播种，行善布施撒下利人救济的种子，好比有秋收之利，能受诸福报于后。为圆成福德，福田又分为敬田和悲田。敬田即护持佛教，尊重人伦师道，对三宝父母师长的供养等；悲田是对鳏寡孤独、病人及动物的爱护与收养，以及有利于他人的公共福利事业等。在佛教徒看来，欲成圣佛，必须以慈悲为怀，以慈爱之心给予他人幸福，以怜悯之心拔除人之痛苦，为一切众生造福田。“福田说”劝告世人多做善事、积功德，是佛教教义中有关慈善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内容之一，唐宋时期的悲田病坊、福田院之名都直接
源于此。
    对于“布施”，佛教这样解释道：“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与他，名为布；辍己惠人，名之为施。”[6]布施分为3种：财施、法施和无畏施。财施又分内财布施和外财布施，把自己的金钱财物施舍给别人是外财布施，把自己的肉体甚至生命施与他人，是内财布施；法施即顺应人们的请求，说法教化，破迷开悟；无畏施是指急人所急、难人所难、能够给他人排忧解难。布施完全是出于行善者的怜悯之心、同情之心和慈悲之心，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具有利他的性质，这与当代慈善所具有的自愿性和利他性的特点不谋而合。
    中国的大慈善家熊希龄曾说，“孔教言仁，又曰博施济众；耶教言博爱，又曰爱人如己；佛教言慈悲，又曰普度众生”，“无论为何教何学，无不以人道为重”[7]。作为行为的慈善，就是要以行善积德为宗旨，只讲付出不求回报，以慈善的观念来指导行为，将这种观念自觉地付诸于实践活动。慈是一种善的动机，善是人的本性，慈善是一种爱的行为——由处于慈爱和善意的道德要求所表现出的爱他人的行为文化，人们在爱心的指导下对他人进行无私的物质和行为的帮助。综上所述，“慈善”是一种以“善”和“爱”的观念为核心的，由个人、团体、组织等发起的，受社会制度影响和制约的，无私爱人的善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