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静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左思风力与建安风骨都继承了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样具有“风骨”之力，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左思风力对建安风骨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但左思风力有着不同的形成背景与原因。左思早期秉承儒家的济世思想，因家世、外貌等个人原因与西晋社会的门阀政治制度有很大的矛盾，加上社会动乱与玄学思潮的双重影响，最后走上归隐之路，这使左思内心郁积很多怨愤与无奈，这些因素综合便形成了独有的左思风力。左思风力在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链条中起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它上承建安风骨，下启陶渊明、唐宋诗歌，有着很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左思风力；建安风骨；成因杨子家庭背景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8-0126-04
  左思，西晋太康时期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寒门，却志高才雄。他的诗继承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代表作《咏史》诗八首借咏史以咏怀，感情高昂，慷慨遒劲，形成独有的诗歌
风格，钟嵘评之为“左思风力”，“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言常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①这里指出左思的诗主要承袭刘桢的诗歌风格，其诗歌多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钟嵘又评刘桢之诗：“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很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②刘桢的诗歌继承乐府古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有笔力遒劲的“风力”特点。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是建安风骨诗歌精神的典型代表。因之，左思风力实际上也是对建安时期建安风骨的继承。但建安风骨是建安文学许多文人普遍的诗歌特点，而左思风力则是左思个人所独有的风格特征。关于左思风力的成因，历来专家学者对其研究颇多，成就也很大。他们或从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或从社会时代背景、家庭因素、个人性格等方面进行探讨。本文拟从左思风力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创新这个角度，以左思风力与建安风骨产生于不同的政治社会原因与个人原因作对比，来进一步探析左思风力的独特成因。
一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状况也直接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左思风力与建安风骨虽有着承继关系，但是两者却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刘
勰曾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③概括了建安文学形成的时代原因与建安文学“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文学风格特点。东汉末年，社会政治黑暗，宦官外戚干政乱权，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刘家政权四分五裂，渐渐名存实亡。许多豪强军阀镇压了起义军后却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争权夺利，相互之间发生大大小小不间断的战争，使广大人民艰难地挣扎在死亡边缘。
  面对着烽火连天的乱世，文人虽颠沛流离却忧国忧民，在乱世中苦苦寻求伯乐，以期实现政治抱负，结束动乱纷争，完成国家统一。曹操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乱世中建立盖世奇功，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意欲统一天下，成就霸业。流离失所的文人跟随着曹操，为实现统一大业的政治理想而共同努力，并以曹操为核心，共同进行文学创作，形成了建安诗人共同的创作倾向与风格特征。如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水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河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④此诗是曹操在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回朝的途中，遇碣石山即兴而作。在登山观望大海时触景生情，自己的雄心壮志与沧海的雄浑气势融为一体，抒发了对建功立业的热烈追求以及统一四海的气魄。又如曹植的《白马篇》更是传承
了曹操诗歌中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作者以“游侠儿”自况，赞扬游侠儿武艺超充满豪情，借以表达自己愿意为了国家的与统一而驰骋疆场、奋勇杀敌，即使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曹操与曹植诗歌中的建功立业的理想与国家统一的愿望，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内容与主题，并深深影响了后世文学，左思便继承了这一优秀诗歌传统。如左思《咏史》诗其一中：“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⑤与曹植《白马篇》中的“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捐躯赴国，视死忽如归”如出一辙，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这首诗是《咏史》诗的第一首，也被称为《咏史》诗的“总序”。它表现了诗人赋诗明志，决心投笔从戎，在统一大业中建功立业的理想与志向。西晋是三国鼎立后出现的一个短暂统一的时代，司马氏政权采取过一些利民的政策，使社会呈现了短暂的繁荣、稳定的局面。咸宁五年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下诏伐吴以谋求统一大业，此诗便作于其后不久。左思虽作为一介寒门子弟，但从小也受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希望在晋武帝司马炎伐吴的统一大业中一展宏图、建功立业。
  但是左思风力也有与建安风骨不同的诗歌内容、不同的政治形成因素。建安文学主要是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中心，以建安七子为骨干，形成所谓“邺下文人集团”。在这里，曹操不仅是文学上的领袖，更是政治上的领袖，邺下文人集团中大多数成员都因依附
于曹操而谋得一定的地位。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团体，他们凭借其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而将建安文学的风格精神发扬光大。这些是生活在西晋社会中沉沦下僚的寒门士子所不能想象与实现的。左思作为一介寒门子弟，虽然志高才高，却因黑暗的社会统治、门阀制度的阻隔而终不能施展才华，得偿所愿。因为在西晋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政治现象，即门阀制度，它也是当时重要的选官制度，许多寒门庶族的有才之士被排挤到仕途之外，这与建安时期彬彬之胜的“邺下文人集团”相差很大。
  门阀制度是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为维护其本阶级利益而设立的一种官僚人才选拔制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才渐发展起来，曹丕采纳了吏部尚书陈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制。在九品中正制设立之初，选举人才官员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沈约曾赞扬九品中正制说：“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贵胄高卑。”但后来因为选拔人才的大权都被世家大族所垄断掌控，选拔人才缺乏监督与公正，久而久之，九品中正制就发展成为维护其门阀统治的一种重要工具。世家大族把持着官吏选拔大权，从此选拔人才的标准从以才德为中心发展到以家世为标准。西晋袭用了九品中正制，国家选拔人才官员也主要以评定士人家世的封爵与官位为主，不能真正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长期以来便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⑥的社会局面。所以在这种森严的等级社会中，左思要想跻身上层，
身居高位，是不大可能的。因此诗人便将一腔不满之情倾泻在诗歌之中。如《咏史》诗其一：“弱冠弄柔翰，卓荦观书。着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可见诗人从小便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自幼就用功苦读儒家经典，才华出众，拥有远大志向。《咏史》诗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⑦揭露了西晋社会一个重要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在这样黑暗不平等的社会，那些依靠门阀庇护的纨绔子弟虽然才能平庸，却能不费吹灰之力占据高位；而出身寒门用尽一生奋发苦读的“英俊”，空有经国济世之才却未必为朝廷所用。诗中把寒门子弟比作“郁郁涧底松”，把豪门贵族子弟比作“离离山上苗”，只因门阀制度这个“地势”，小小的青苗却永久地高于参天的松树，寒门子弟永远将无出头之日。诗歌以鲜明的对比批判了这种不合理现象，也反映了寒门子弟与门阀制度深深的矛盾，尖锐地批判了门阀制度的黑暗。前一首诗表达诗人才华横溢，后一首诗写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这两首诗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诗人极大的希望、自信与残酷的门阀制度的无情压抑作对比，形成了诗人巨大的心理落差，更显诗人巨大的痛苦与悲愤，以及对门阀制度的憎恶与不满。
  相对于建安时期曹氏父子对于文士的优待，对于文学的大力提倡而言，西晋时期统治者只
顾争权夺利、残害文人名士，有着政治经济大权的门阀士族又垄断着文化。许多依附于他们的著名文学家，如陆机、潘岳、石崇等，他们只一味地卑躬屈膝于政治权贵之下，作诗不敢直抒胸臆，亦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却越来越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典丽华美、繁复绮靡，这就偏离了建安风骨的现实主义传统。以陆机、潘岳为主要代表的追求形式、辞藻繁复、诗风繁缛的太康诗风是太康时期文学的主流。但是，左思却有着文人的傲骨，他不愿意像当时的一般文士那样朝秦暮楚地巴结王侯贵族，他背离了当时的主流文学，摒弃了浮夸的形式主义文风，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现实主义传统，尤为难能可贵。沈德潜曰：“钟嵘评左思谓：“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此不知太冲者也。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⑧充分肯定了左思的地位与影响，肯定了左思风力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创新，他传承了建安风骨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思在同时代文人中有着不可取代的独特位置，这也是他之所以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二
  西晋后期政局混乱，八王之乱长达16年之久，它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也伤害了广大士
子与人民的心。贾谧、潘岳、石崇、欧阳建等文学名士在政治的血雨腥风中惨遭杀害。“二十四友”这个文学集团也随之解散。这些在文坛上号称太康之英的良师益友一个个亡命于政治斗争，政治权贵内部为争名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左思亲眼目睹并终于看清了当时政治的真面目，他便毅然决然地隐居于山林之中。因为仕途理想的破灭与玄学思潮的影响，他诗歌中的隐逸思想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咏史》诗其五：“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⑨宗白华曾对这几句诗有着高度的评价：“晋人用这两句诗写下他的千古风流与不朽豪情！”
  在《招隐诗》其二中则明确表达了左思归隐的意向，“经始东山庐，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莹心神。峭蒨青葱间，竹柏得其真。弱叶栖霜雪，飞荣流余津。爵服无常玩，好恶有屈伸。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⑩这里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山水清澈、青葱松柏繁盛的美丽的自然世界，自然山水中充满着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这表明左思不再理会政治仕途中的风风雨雨，开始关注自然的山山水水，他关注山、云、松柏、溪水，他的痛苦挣扎的心理情结终于在隐逸的山林之中溶解了。他心理得到长时间未有的宁静与喘息，他到了自己盼望已久的世外桃源。“弹冠去埃尘”“逍遥撰良辰”更表达了左思逍遥隐居的高尚情操。
三
  关于左思风力的成因，除了客观的政治原因与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左思的一些个人原因。一个人的家庭环境对人的思想、性格有很大的影响，而个人的性格与风格又影响着个人的诗歌风格。据《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其先齐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为氏焉。家世儒学。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11 左思的父亲只是一名小官吏，再加上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左思不能充分发挥自己治国安邦的旷世奇才。
  后来左思因妹妹左棻被封为贵嫔，才得以举家迁到国都洛阳，然后受到贾谧的赏识，而成为所谓“二十四友”之一。他也曾因《三都赋》而名满天下，但最终未受到朝廷的重用。这一次他彻底失望了。他内心郁结的怨愤达到极点，促成了他思想的重大转变。他从以前的依附权贵而发展成为对门阀制度的批判与对政治权贵的蔑视。如《咏史》诗其四：“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12 通过当时四大家族的繁荣热闹与扬雄的寂寞、孤独作对比，扬雄生前的寂寂无名与身后的流传百世作对比，表明对扬雄的赞扬与认同，对贵族的鄙视。从此，左思彻底失望了，他的思想有了一个极大的转折。
  魏晋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就是重视人物的容止和品评，它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看重人的外貌和姿容。据《晋书·左思传》载：“左思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事为居。”13 左思虽才高却因外貌上的丑陋，在世俗社会中招来轻视与冷眼，因此内向而不善言辞，常常在家呆着也不出去与人交流。《世说新语·容止》中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到，妇女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14 社会上庸俗世人的轻视与冷眼给左思以沉重的打击，也给他留下了一层抹不掉的心理阴影，使他结下长期的自卑情结。仕途的不顺与外貌的缺陷给左思带来双重的打击，因此他把心中郁积的怨愤之情统统发泄到诗歌之中，形成诗歌“文典以怨”、“得讽喻之致”的鲜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