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偷情”般的阅读记忆
    20世纪70年代初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方面饱受禁锢。电影戏剧停演，绝大多数的文艺性期刊书籍停刊停版，文艺读物极度匮乏，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其枯燥。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调侃：“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读一本小说。”所谓“八个戏”是指在江青主持下创作编排的《红灯记》《沙家浜》等八个现代京剧革命样板戏；一本小说则指文坛“一枝（笔）独秀”、浩然的《金光大道》。
  单调贫乏的文艺形式已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大家渴望能欣赏到更丰富、更优秀的文艺作品。
  1972年前后，“手抄本”开始在社会上悄然流传，如《少女的心》《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等。书中讲述的那一幕幕罗曼蒂克、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震撼了人们的心灵；那些对男女主角私密生活的大胆描写，更是强烈地碰撞着青年男女的心扉，这是在当时其他官方出版物里根本无法看到的。于是，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手抄本一下子流传开来。
  刚开始，许多人还心存顾忌，不敢大胆公开阅读，一般是在少数要好的朋友中间私下传阅；
或者也拿自己借的和朋友交换不同的手抄本看，并郑重其事地再三叮嘱不准转借他人，几天后务必归还。尤其有趣的是，那些姑娘们忸忸怩怩地向人家借，然后掖着藏着，羞羞答答地拿回家，关起房门细细品读。
  那段时间，朋友们碰面首先就会神秘地询问近来读过哪部手抄本？然后开始讨论书中的人物和感人的爱情故事，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连发感叹！读手抄本、谈手抄本，已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时尚。
  起初，手抄本大多是借来阅读，约定几日必须归还，许多人出于喜爱就动手自己抄，以便保留下来随时翻阅或给好友传阅。
  据我父亲回忆，1973年他正上初中，那年暑假的一天，邻居几个大拿来两大本名为《北极风情画》的手抄本，叽叽喳喳地围着我父亲，连哄带劝，硬要他帮忙抄写这部手抄本。我父亲被赋予这一光荣使命，缘于众邻居公认为他写得一手端正漂亮的钢笔字。我父亲哭笑不得，但又碍于面子难以推托，只好应承下来。
  拿来的手抄本，就是在一般文具店都能买到的五毛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俗称“硬面抄”。
我父亲翻开手抄本，发现原抄写者字迹端庄清秀，字行间距整齐，页面干净得竟无一处涂改痕迹，这使他不由暗暗吃惊，同时也引起他的兴趣。父亲甚至好几天都在好奇地猜想：这么漂亮的字迹到底出自男人还是女子之手？无疑，这是当时流传的手抄书中字体和抄写质量均佳的上乘之作。
  几位大早给我父亲买来了两大本“硬面抄”，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近十万字（比原作少了几万字）的抄写工作，确实是一件既辛苦又紧迫的劳动。我父亲焚膏继晷，奋笔疾书；晚上也关在房内，埋头书写。
  盛夏的南方，天气闷热，晚上在灯下抄写，额上常常沁出汗珠，顺着两颊下滑。为防汗水沾湿纸页，我父亲特地在桌边放了条毛巾，不时用来擦拭汗水。夏天他最怕的是嗡嗡的蚊子，父亲不得已用一条厚厚的被单把自己的双腿裹得严严实实，以抵御蚊虫的叮咬。
外遇小说  邻家大们每天两次来督促我父亲的工程进度，看他是否偷懒怠工，顺便给他捎来两瓶汽水，和两根当时售价五分钱一根的“鹅牌”雪糕，这大概算是对我父亲辛勤劳动的犒赏吧！
  经过十多天的奋战，终于大功告成，我父亲那俊朗清秀、遒劲有力的字迹，足以和借来的摹本相媲美，她们看到后啧啧称赞，十分满意。
  后来父亲又抄写过《塔里的女人》，也读了多部手抄本。那时流传的手抄本约有十几种不同的作品，大多以描写爱情为主要题材。但就传阅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及艺术质量而言，还是署名“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与《塔里的女人》。但不管当时还是以后，那些热衷于传阅手抄本的读者很少有人知晓“无名氏”到底是何方神圣。
  无名氏原名卜宝南，后更名卜乃夫，当时被誉为和徐齐名的新浪漫派作家，《北极风情画》是他的代表作。
  1943年11月，卜乃夫应当时在西安销路最大的《华北新闻》总编赵荫华之约，首次用“无名氏”作笔名，写了小说《北极风情画》，在《华北新闻》上连载，每天一节，且常附木刻版画作插图。小说连载后掀起了连作者都意想不到的轰动，《华北新闻》一时销路大增，甚至在当时西北形成了一股“满城争说无名氏”热潮，大有洛阳纸贵盛况。《北极风情画》使“无名氏”声名鹊起，一夜成名，成为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名作家。
  这部小说全文约15万字，起初只是碍于朋友的请求，为填补报纸的篇幅而写。卜乃夫最初对此无多大信心，故用了“无名氏”的笔名，想不到却在读者间和社会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
  更让卜乃夫意想不到的是，他与他的作品在文坛沉寂了三十年后，竟又有这么多人竞相手抄，并广泛传阅、讨论，引发一阵“地下”的“无名氏热潮”。
  卜乃夫于1983年移居台湾，居台期间，他的作品仍以无名氏署名在台湾重新出版，深为青年人和都市白领所钟爱，掀起一阵“无名氏旋风”。
  中国文学界一度将卜乃夫及其作品束之高阁。客观地讲，虽然他的作品在艺术上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几度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并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这本来就是一种不可抹杀的文化现象。直至20世纪末，海内外学术界一些学者开始重新研究卜乃夫及其作品，并发表了一批论文，才使其再度引起人们的注意。
  卜乃夫于2002年10月病逝于台北，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