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朱子注解此章引尹氏之言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乐之者，有所得而乐之也。”
朱子又引张敬夫（张栻，字敬夫，号南轩）之言曰：“譬之五谷，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乐者嗜之而饱者也。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乐，则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欤？”
一
“知之”、“好之”再到“乐之”，三者境界上有高下。应该以“终”观“始”，以最高境界“乐之”为核心解读“好之”与“知之”， 才有个头脑。而尹氏所注，以“知之”为基础逐层过渡到“好之”、“乐之”，未尽本章主旨。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生知”既是工夫，也是本体，“生知”是后天学问工夫成为可能的内在根据，故应以“生知”为根本来提撕“学知”与“困知”工夫。
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只点到“乐之”，正如说自己“非生而知之”，只是能够做到“好学不倦”。孟子在“乐之”的基础上更拔高一层。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
知行合一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
二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就蕴含着“知行合一”的思想。
所谓“知之”，“知”字义浅，这是决裂“行”而言“知”。如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在“学”与“立”之间插入“适道”， “学”字义浅，可能是为己之学，可能是学习技艺以谋生。    所谓“好之”，一般认为“好”只属于内心的主观感受，其实这里是在说“行”。但“好之”又不同于一般的行为或行事，不向外逐物，而是心上工夫。“好之”，合于“知”而言“行”，不落空，也不逐物。从“知之”过渡到“好之”，在《大学》即是“知至而后意诚”，或如《中庸》所谓“自明诚，谓之教”。
孔子曰：“知者乐，仁者寿”。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阳明先生既曰“知是心之本体”，又曰：“乐是心之本体”。所谓“乐之者”，即是“知”经由“行”再回到“知”，阳明先生所谓“行者知之成”，即是此意。此“知”已经升华为“德性之知”，能初步体会到心体之
乐、德性之乐。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前者是“长处乐”，后者是“久处约”，两处“三月”不是实指，而是取其“连绵恒久”之义分别来说“学”与“乐”。孔
颜之好学与孔颜之乐是相统一的，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冉求没有修道之心，没有为学之志，且为自己不精进修行而狡辩。孔子的回答是：“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孔子说“今女画”，一方面是对“力不足也”一句进行否定，如果把修道比作行路，冉求根本就不曾迈过脚。另一方面，孔子也是否定了前一句“非不说子之道也”。
《学记》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又曰：“人不学，不知道”。冉求不力行，焉能知“道”？不知“道”，焉能乐道？故冉求于孔子之道，不能“知”，也不“悦” 。
三
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无不知而作，也是在说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此“知”可上达“仁”，多闻多见，为“知之次也”，横渠先生区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其义即取自《论语》此章。
“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两种类型的“知”虽然有高下之分，但也不是完全割裂的。阳明先生曰：“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答欧阳崇一》）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语意婉转，为闻见之知留有余地。张南轩先生曰：“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把“知”字意思拔高了一层，“知至”即是《大学》所谓“知本”或“知止”。阳明先生曰：“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语气决绝，站在知行合一高度说“知”，即是“德性之知”。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之”不一定就是“闻见之知”，而是主要从“知者行之始”这个意义上来界定“知之”。体察孔子说这句话的用意，是借助“好”与“乐”来提撕“知”，让此“知”有个头脑，由博反约，下学上达，一步步向“仁”去跃迁。
孔子曰：“知者利仁”。“利”是“知”上达“仁”之阶梯，从义理上体会“好之”与“乐之”，“好”与“乐”均是落在“利”上用工夫。
或者说，从“知之”过渡到“好之”与“乐之”，“知”为一贯工夫，由粗而精，由浅入深，三者都是在说“知”。《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四
孔子曰：“未‘知’，焉得‘仁’？”这个“知”是入于“仁”的必要条件，是德性修养的起点，儒家心性工夫须由“知”而入，下学而上达。从“知之”“好之”再到“乐之”，孔子是合于“行”而言“知”，目的是告诉学者，不要停留在闻见之知与博学多识上，而是要契入德性之知。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 孟子为何以“故”说“性”？因为离开“故”而说“性”，只是悬空想个本体，须知，“尧舜性之”只是“汤武反之”入于精微。随后，孟子以“利”来界定“故”，曰：“故者以利为本”。这正与孔子所谓“知者利仁”相呼应，从义理上体会，“故”即是“知”，只是通常对“性”言“故”，对“仁”言“知”。
孟子把“故”与“智”区分开，“故”可上达于“性”，而“智”则是穿凿用智，陷于支离决裂。孟子最后以大禹治水为例来阐发“利”，“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启发学者如何入手做工夫。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用其力于仁”，此是孔子为学者指示学问工夫之头脑。“未见力不足者”，也是间接点出“利”。
这个以“性”与“仁”提撕的“知”，常人是难以体会到的，一般都落在“闻见”“知觉”或“知见”上，不是被感觉牵引而放溺其心，就是袭取于外，追求博学多识，于孔门之学则不得其门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