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朱子注解此章引尹氏之言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乐之者,有所得而乐之也。”
朱子又引张敬夫(张栻,字敬夫,号南轩)之言曰:“譬之五谷,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乐者嗜之而饱者也。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乐,则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欤?”
“知之”、“好之”再到“乐之”,三者境界上有高下。应该以“终”观“始”,以最高境界“乐之”为核心解读“好之”与“知之”, 才有个头脑。而尹氏所注,以“知之”为基础逐层过渡到“好之”、“乐之”,未尽本章主旨。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生知”既是工夫,也是本体,“生知”是后天学问工夫成为可能的内在根据,故应以“生知”为根本来提撕“学知”与“困知”工夫。
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只点到“乐之”,正如说自己“非生而知之”,只是能够做到“好学不倦”。孟子在“乐之”的基础上更拔高一层。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
知行合一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就蕴含着“知行合一”的思想。
所谓“知之”,“知”字义浅,这是决裂“行”而言“知”。如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在“学”与“立”之间插入“适道”, “学”字义浅,可能是为己之学,可能是学习技艺以谋生。    所谓“好之”,一般认为“好”只属于内心的主观感受,其实这里是在说“行”。但“好之”又不同于一般的行为或行事,不向外逐物,而是心上工夫。“好之”,合于“知”而言“行”,不落空,也不逐物。从“知之”过渡到“好之”,在《大学》即是“知至而后意诚”,或如《中庸》所谓“自明诚,谓之教”。
孔子曰:“知者乐,仁者寿”。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阳明先生既曰“知是心之本体”,又曰:“乐是心之本体”。所谓“乐之者”,即是“知”经由“行”再回到“知”,阳明先生所谓“行者知之成”,即是此意。此“知”已经升华为“德性之知”,能初步体会到心体之
乐、德性之乐。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前者是“长处乐”,后者是“久处约”,两处“三月”不是实指,而是取其“连绵恒久”之义分别来说“学”与“乐”。孔
颜之好学与孔颜之乐是相统一的,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冉求没有修道之心,没有为学之志,且为自己不精进修行而狡辩。孔子的回答是:“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孔子说“今女画”,一方面是对“力不足也”一句进行否定,如果把修道比作行路,冉求根本就不曾迈过脚。另一方面,孔子也是否定了前一句“非不说子之道也”。
《学记》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又曰:“人不学,不知道”。冉求不力行,焉能知“道”?不知“道”,焉能乐道?故冉求于孔子之道,不能“知”,也不“悦” 。
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无不知而作,也是在说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此“知”可上达“仁”,多闻多见,为“知之次也”,横渠先生区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其义即取自《论语》此章。
“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两种类型的“知”虽然有高下之分,但也不是完全割裂的。阳明先生曰:“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答欧阳崇一》)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语意婉转,为闻见之知留有余地。张南轩先生曰:“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把“知”字意思拔高了一层,“知至”即是《大学》所谓“知本”或“知止”。阳明先生曰:“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语气决绝,站在知行合一高度说“知”,即是“德性之知”。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之”不一定就是“闻见之知”,而是主要从“知者行之始”这个意义上来界定“知之”。体察孔子说这句话的用意,是借助“好”与“乐”来提撕“知”,让此“知”有个头脑,由博反约,下学上达,一步步向“仁”去跃迁。
孔子曰:“知者利仁”。“利”是“知”上达“仁”之阶梯,从义理上体会“好之”与“乐之”,“好”与“乐”均是落在“利”上用工夫。
或者说,从“知之”过渡到“好之”与“乐之”,“知”为一贯工夫,由粗而精,由浅入深,三者都是在说“知”。《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孔子曰:“未‘知’,焉得‘仁’?”这个“知”是入于“仁”的必要条件,是德性修养的起点,儒家心性工夫须由“知”而入,下学而上达。从“知之”“好之”再到“乐之”,孔子是合于“行”而言“知”,目的是告诉学者,不要停留在闻见之知与博学多识上,而是要契入德性之知。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 孟子为何以“故”说“性”?因为离开“故”而说“性”,只是悬空想个本体,须知,“尧舜性之”只是“汤武反之”入于精微。随后,孟子以“利”来界定“故”,曰:“故者以利为本”。这正与孔子所谓“知者利仁”相呼应,从义理上体会,“故”即是“知”,只是通常对“性”言“故”,对“仁”言“知”。
孟子把“故”与“智”区分开,“故”可上达于“性”,而“智”则是穿凿用智,陷于支离决裂。孟子最后以大禹治水为例来阐发“利”,“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启发学者如何入手做工夫。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用其力于仁”,此是孔子为学者指示学问工夫之头脑。“未见力不足者”,也是间接点出“利”。
这个以“性”与“仁”提撕的“知”,常人是难以体会到的,一般都落在“闻见”“知觉”或“知见”上,不是被感觉牵引而放溺其心,就是袭取于外,追求博学多识,于孔门之学则不得其门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