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10-26 14:37:00 ] 作者:舒君 编辑:studa090420
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然而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饮食观念和饮食习俗,最终形成不同的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演变和积累过程中,中国人从饮食结构、食物制作、食物器具、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民俗,最终创造了具有独特风味的中国饮食文化,成为世界饮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西方的一些国家汇集着各国的移民,深受各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博采众长,并结合自已的饮食习惯,形成精巧专维、自成体系的饮食文明。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造就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
一、饮食结构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多样,气候条件丰富,动植物品类繁多,这都为我国的饮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的祖先们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不断选育和创造了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使
得我国的食物来源异常广博。从先秦开始,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就是以粮、豆、蔬、果、谷类等植物性食料为基础,主、副食界线分明。主食是五谷,副食是蔬菜,外加少量的肉食。据《武林旧事》记载的一次盛宴便列举菜肴有200多道,其中,以猪、鸭、鱼、虾等物经烤、煮等诸多工艺制作成的有41道,有42道果品和蜜饯,有20道多类蔬菜,有29道各类鱼干,有17种饮料,还有59道点心等。所涉及的食物种类繁多,天上地下水生陆长和各种生物几乎无所不食,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饮食构成。可见,在南宋时期中国的饮食文化趋于成熟。据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六倍。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是平常食品。我国的主食以稻米和小麦为主,另外小米、玉米、麦荞、土豆、红薯和各种苕类也占有一席之地。除了米线之外,各种面食,如馒头、面条、油条以及各种粥类、饼类和变化万千的小吃类使得人们的餐桌丰富多彩。
西方人秉承着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血统,以渔猎、养殖为主,以采集、种植为辅,荤食较多,吃、穿、用都取之于动物,连西药都是从动物身上取料炼制而成的。比较注意动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取,饮食结构上,也以动物类菜品居多,主要是牛肉、鸡肉、猪肉、羊肉和鱼等。因此肉食在饮食中比例一直很高,到了近代,种植业比
重增加,但是肉食在饮食中的比例仍然要比中国人的高。
二、食物制作
中国传统菜肴对于烹调方法极为讲究,常见的方法有:煮、蒸、烧、炖、烤、烹、煎、炒、炸、烩、爆、溜、卤、扒、酥、焖、拌等。而且长期以来,由于物产和风俗的差异,各地的饮食习惯和品味爱好迥然不同,源远流长的烹调技术经过历代人民的创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菜系,如闽菜、川菜、粤菜、京菜、鲁菜、苏菜、湘菜、徽菜、沪菜、鄂菜、辽菜、豫菜等。各菜系在制作方法上更是各有特:如湖北菜的煨、滑,京菜的涮、烤等,更有四川菜以味多、味广、味厚、味道多变而著称,素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佳话。
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就在于它的口味精美。而美味的产生,主要在于五味调和。同时,追求、香、味、形、艺的有机统一。在的配制上,以辅助的彩来衬托、突出、点缀和适应主料,形成菜肴彩的均匀柔和、主次分明、浓淡相宜、相映成趣、和谐悦目。在口味的配合上,强调香气,突出主味,并辅佐调料,使之增香增味。在形的配制上,注重造型艺术,运用点缀、嵌酿等手法,融雕刻和菜肴于一体,形成和谐美观的造型。中国饮食将,形,香,味,滋,养六者融于一体,使人们得到了视觉,触觉,味觉的综合享受,构成了以美味为核心,以养身为目的的中国烹饪特。它选料谨慎,刀工精细,造型逼真,彩鲜艳,拼配巧妙,有着无可争辩的历史地位。
豫菜西方饮食,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无艺术可言。作为菜肴,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一盘“法式羊排”,一边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边配煮青豆,加几片番茄便成。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调和,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
相比西方饮食,中华美食文化奇树一帜,食花美天下。
三、食物器皿
饮食用具的多样性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特别用竹筷进食,运用自如,经济方便,被欧美人士赞为是艺术的创造。中国饮食用具从用途上来分,有豆、罐、鬲、杯、盆、碗、盒、瓮、壶、甑、盘等等;从材料上来分,有陶制品、瓷制品、金属制品和竹木制品等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进步,饮食用具在材料、质量、形态等诸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隋唐开始,已大量使用了金银等贵金属所制的饮食用具,在民间,陶瓷用具大量使用,到了唐宋时期,中国瓷器享誉海外。直到现代,陶瓷食具美不胜收,灿烂辉煌,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个亮点和特
。
西方人多用金属刀叉,以及各种杯、盘、盅、碟,其餐具的种类,很是单调。
四、营养保健
以谷物为主,注重饮食保健。就是以谷物为主,肉少粮多,辅以菜蔬,这就是典型的饭菜结构。其中饭是主食,而菜则是为了下饭,即助饭下咽。中国人很注重饮食的营养保健,主张营养成份合理搭配,平衡饮食,通过调配食用五谷、五果、五畜、五菜等气味、功用各不相同的食品,以达到阴阳平
衡、脏腑协调、补精益气、养身健体的目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观,同时还概括了十条“不食”以及注重卫生,遵守时节,讲究营养,有节制不过量的科学饮食法则。
西方人也注重饮食科学,讲究食物制作严格按科学规范行事,要求调料的添加量精确到克,烹调时间精确到秒,把厨房弄得像个化学实验室,而牛排的味道从纽约到旧金山别无二致。
五、饮食审美
中国饮食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了“十美风格”:讲究味、、香、质、形、序、器、适、境、趣的和谐统一。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讲究菜肴的美感,注意食物的、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而对于西方人来说,饮食大约只是一种必需的生理活动,对于其中美的追求,却忽略了。
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各有长处。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换的加快,中西饮食文化将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互补。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正在加大肉类和奶类食品的比重;同样,西餐也开始向中餐的、香、味、意、形的境界发展,中西餐饮文化将在交流中共同发展,人们将会享受到更美味、更快捷、更营养的食品。
参考文献:
1. 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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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的发展及影响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10-23 08:50:00 ] 作者:朱多生 编辑:studa20
内容摘要:在清代川菜体系逐渐成长至形成的同时,西方饮食文化已经开始在成都出现,并迅速发展,形成成都中上层人士的一时食
尚。本文分析了清代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的发展,并探讨了其对成都饮食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 西方饮食文化 成都
清代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的发展
(一)潜伏期
西方人在成都的活动,最早记载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AD)耶酥会教士Buglio在汤若望好友、四川人刘宇亮护佑下“前先入川,传扬福音”。后因四川地域广大,其“一人实难遍顾,大有鞭长莫及之势”。其友人G?Magallaens由杭州入川,两人“同心同德,敦传圣教”。后在成都、保宁和顺庆府“均设有经堂”。此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AD)传教士在成都、重庆、金堂、安岳、渠县“且有圣堂,教友亦多”。到乾隆十一年(1746AD)因清廷禁教,所有传教士被逐出。即便这样,四川教徒由乾隆二十一年(1756AD)的不过4千增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AD)的2.5万。另据乾隆二十四年(1759AD)10月25日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的《防范外夷规条》建议,西方人在进入中国内地前,须先在广州通过汉语、礼仪等的训练。此时的西方人在中国吃汉菜,积极融入中国社会,需要放弃自己固有的西方饮食习俗以赢得中国社会的认同。在奏议获得乾隆认可后,广州成为战争前西方人进入中国唯一的口岸,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重心集中在沿海地区,进入成都的西方人几乎可忽略不计,因此,西方饮食文化在此阶段缺乏在成都生存的基壤。
到嘉庆六年(1801AD)对四川洋教的统计,西方教徒已增至4万余。距乾隆五十七年(1792AD)不到十年时间,增加了1.5万。因洋教教义违背中国人固有传统,引发了许多教案。“习教人多,且有与
本地民人讦讼争殴,几酿事端”,“诡正乱俗,最为人心风气之害。”于是清廷在嘉庆十五年对洋教“实力查禁,以正民风”。洋教在四川受到极大抑制。战争后,随着西方人优势地位的确立和西人体在中国的出现,西餐迅速在天津、哈尔滨、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风靡。但战争后重庆没有立即开埠,西方文化的触角还未触及成都。而且四川仍不时发生教堂被毁、教士被杀等教案。“比年来,毁教堂杀教士之举,在开放较早区域殆已寥如晨星,独吾蜀僻处边陬,风气睽隔,仇教义愤,时有多闻。”也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在四川活动,“往来均由地方官派人护送,按县交替”,证明当时西方文化在四塞的四川处于劣势。
可见在战争前,到四川活动的西方人,普遍已被中国化,且人员稀少。这个阶段西方饮食文化对成都社会几乎不产生任何实质影响。战争后,西方人在中国社会中虽赢得优越地位,但因重庆
没有开埠,西方人在成都的事业,包括教堂、学堂、医院和商业等还没有大的发展,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处于潜伏期。
(二)快速发展期
战争后,在法国强求下,天主教在四川率先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总体缓慢。中英《烟台条约》(1875AD)的签署,则使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迅速发展。此阶段是在西方冒险家发现“中国最富足勤勉的一省(四川)几乎可以与欧洲交通”后,强烈要求在重庆开埠。以此为契机,西方教堂、学校、医
院、领事馆纷纷在成都出现,促进了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的快速发展。《烟台条约》签署后,英国即派员“遍历川省,特为访查各处土产,采风问俗,以便日后通商之举”。据载,光绪年间四川已是“教堂林立,处处有司铎。住居既久,人地自熟”。到1909年,四川省共有外国传教士514人,天主教徒141135人,耶酥教徒36823人,总计177958人。按四川在清末总人口4414万计算,教徒占总人口的0.4%,虽不能与佛道两教相比,但其实力已经颇足可观。成都有“福音、天主两教共3979人”,教民数量比“道教266人;释教男僧486人,女僧111人;回教2954人”总和还多162人,以当时成都人口30万计,占总人口比例的1.32%。此时洋教已经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其教民在政治活动中影响巨大。“教民有词讼,书差不敢需索,有司转畏之,不敢直斥其无理,民是以甘入教,而仇仇相寻也。”比较“川省民素畏官,尤畏书吏差役”的传统,可知洋教教民在成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光绪十六年(1891AD)中英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使得成都门户洞开。在成都繁华地段出现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使领馆,法国领事府位于盐道街,英领事府位于北门张家巷,德领事府位于金马街。使领馆在成都劝业场周围的出现,使西方人可以便利地举行各种聚会,为西方饮食文化向成都中上社会传播提供了窗口。西餐馆集中于成都劝业场附近,也印证了这一点。据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一家春、第一楼、楼外楼、可园、金谷园等西餐馆,其位置都在劝业场或其附近,地处成都繁华要道,位置相对集中,“鼓楼街之店多住西商”,尤其靠近盐道街的法国领事府,为西方人活动的中心。到了清末,西方文化已经在成都占有了一席之地,
有“福音堂三,天主堂四,医馆四,领事行馆三,学堂七,讲堂二,主教一人,领事三人,司铎四人,牧师三人,医官二人”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
伴随西方人以体形式在成都的出现,大大增大了西方人与成都人接触的频率。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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