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Culture of Anti-corruption/Against corruption/ Incorruption)，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周礼·天官·小宰》提出著名的“六廉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论语·尧曰》要求君子“欲而不贪”“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孟子·离娄下》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韩非子》曰：“所谓廉者，必死生之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晏子春秋》指出，“廉者，政之本也”。先秦以降，廉政文化继续深入人心。北宋欧阳修《廉耻论》认为公正清廉乃“士君子之大节”。明朝郭允礼《官箴》系统提出了“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成为对“廉”最到位、最精辟、最深刻的经典阐释，是中华廉政文化的一个思想丰碑，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古至今，中国文学艺术从未停止关注廉政文化，从未停止塑造清官形象，尤以包拯为最。在中国电视史上，取材或改编自包拯其人其事的剧集为数众多，屡拍不绝。在香港，TVB于1994年播出40集《包青天》，金超、何家劲主演，看罢观众意犹未尽。翌年，亚视（ATV）仍命金超出演包拯，扩充为160集，大获成功。在台湾，华视1993-1994年播出长达231集的《包青天》，梁凯程、孙树培导演，力压港作，出类拔萃，成为20世纪90年代一部划时代的华语电视剧经典，至今无人赶超。1995年，华视又播出庄伟健监制、梁咏梅编审的80集《包青天》，但因主演易帜为狄龙，远逊于金超，大不如前。在大陆，2008年两岸三地联合推出61集《包青天》，主演金、何二人雷打不动，导演易帅为一双新人刘立立
、李宝能，播出后效果尚可。2000-2008年，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陆续推出《少年包青天》，先后播出了3部125集，周杰、陆毅、邓超先后饰演包拯，口碑不俗。饱受贪官污吏鱼肉的华夏子孙，不论包拯离开我们多么久远，都不会停止对清官的呼唤与渴盼，都会不断重拍或翻拍“包青天”题材电视剧。
笔者以为，包括包拯、海瑞在内的“清官断案”题材，最适合电视剧这种艺术样式去表现，而不大适合电影演绎之。首先，这个题材的情节性突出，故事曲折，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扑朔迷离，悬念重生，引人入胜，且着力刻画侦探如何严谨，推理何其缜密，这正是电视剧叙事之审美特质与话语特长。因此，可以拍得长达一百甚至二百多集，这绝非电影所能企及。电影只有短短两个小时，情节过于复杂，会让观众如坠五里云雾，增加理解的难度，令其疲惫，折损娱乐性。其次，该题材主要是文戏，台词的份量十分足，动作、动态因素相对少得多，因而最适合与广播同气连枝的电视剧。电影最根本的特性在
廉政文化视阈中“包青天”
电视剧传受之人文心理结构探赜
文/杨新磊
摘  要：中华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电视史上，“包青天”题材电视剧长盛不衰，这固然有其影视本体上的内在根由，但公众的“仇官”心理也是不可忽视的接受预设。“官本位”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痈疽与痼瘤，媒介的权力降解了官民二元对峙，自然具有普世价值与普惠意蕴。深入分析，包拯总是能依靠其掌握的独特知识，以极低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政府授权，掌控稀缺的公共资源。现代市场经济的芸芸受众尤其企业家均应视之为权力寻租的专家和权力博弈的高手。立足于廉政文化要义，紧扣权力之本，借助福柯对媒介与权力的深微揭橥，聚焦于权力寻租之镜，洞灼“包青天”剧集幕后的人文心因，探询传受互动中的另类风景。
关键词：廉政；包拯；官本位；权力；媒介；权力寻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社科研究项目（ZJ2017020302181）；河南平顶山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基金重点扶持项目（2017-GCC-0509083）阶段性成果。
于“动”，“白蛇传”最适合电影，中国乃至亚洲电影史对“白蛇传”这一题材的重翻率最高，远远超出其他任何题材①。“梁祝”虽家喻户晓，但就是因缺乏“动”因，也不被电影垂青。相形之下，“包青天”以及“清官断案”题材更非电影之首选。再次，结构上，宏观的连续性与微观的系列性相得益彰，此乃电视剧结
构之典型特征。《铡美案》《狸猫换太子》《三击鼓》《真假包公》《屠龙记》《鸳鸯蝴蝶梦》《打龙袍》等历史上包拯曾经了断的著名案例，作为叙事的单元，一般需5-10集方能阐述清晰，且可非线性编排，而全剧又以包拯、公孙策、展昭三位主要人物贯穿始终，线性赫然。“包青天”甚或“清官戏”最吻合电视剧的结构诉求。其四，自1990年代起，为了与电影形成截然不同，从香港到台湾再到大陆，中国电视剧制作推崇“极简主义”（Minimalism）。具体地，全剧无论多长，一概不用运动镜头，摇、移、升、降甚至推、拉一律舍弃，从头到尾全是固定镜头，剪接上硬切到底；极少出现夜景；几乎没有雨景、雪景；具有大写意倾向的日出、日落镜头备受武侠电影青睐，但却不为“极简主义”电视剧看好；虽有拟音、动效，但其比重远不如台词明显，台词作为听觉语言之重镇，高占八成；注重片头曲、片尾曲，作词讲究，演唱考究，往往随剧而红，成为流行乐坛之上乘佳作。各版“包青天”剧皆照此制作，面向传统文化濡染出的普通大众对症下药，而非沾染西方现代情调的小资愤青。最后，“包青天”虽为古人，“清官断案”虽是古代题材，但却能借古讽今，以古喻今，影射时政，针砭时弊，极具批判现实主义锋芒，极具当代社会思辨彩。传受二界之所以热衷于“包青天”，实则都是为了借尸还魂，抒发对腐败朝政之愤懑，表达对贪官污吏之唾弃，寄予清廉公正之期盼。可见，长于虚构、遁避现实的电影还是要诉诸娱乐性甚或视听享受，难怪徐克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令观众备感失望，认为徐克风格丧失殆尽。“包青天”之于电视剧，宛如“白蛇传”之于电影，实属千年一遇的天作之合。
然而，在影视本体的内联与契合之外，“包青天”影像仍受制于三重心理动因，台前“傀儡”魅影翻飞，幕后“主脑”幽深玄妙。
一、“官本位”强化“仇官”
学界一般认为，“仇官”（Hatred of corrupt officials）心理由来已久，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观众正是基于此而喜爱“包青天”乃至“清官断案”类电视剧的，然笔者却不敢苟同，至少，应把“仇官”之“官”具体而明确地限定为“贪官污吏”，而不宜泛指所有官员。包拯、焦裕禄、杨善洲也是官，何人仇之？而且，“仇官”只是表象，内质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
（Official standard / Official-oriented departmentalism）思想。
“官本位”之所以在中国深入人心，系儒家思想熏陶所致。儒家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表明，皇权不但可以随意剥夺国民的产权，甚至可以随意剥夺国民包括生存权在内的各种人权。古人时刻诫勉自己，“穷不和富斗，富不和贵争”。在官员面前，即使再富，私产也无保障。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虽承认私有产权，但私产却始终缺乏制度保障。以清朝为例，从晋商乔致庸，到徽商胡雪岩，再到粤商潘振承，发迹史其实都是靠攀附权力，即通过投资官僚，分享权力。正如吕不韦所言：“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谋国之利，万世不竭。”（《吕氏春秋·秋纪》）不论平民还是富商，若得罪权贵，历史上先斩后奏、僭越迁怒之事屡见不鲜。
封建政治有一整套完备的官僚体系。《尚书·商书·伊训》就有“儆于有位”之说，《左传·襄公四年》载“
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官箴”就是规章制度，条条框框，东汉崔骃、胡广还罗织出《百官箴》。即使像包拯这样敢以下犯上、触动龙颜的官员，首先也得遵规守矩、中规中矩，方能为官长久，不被贬谪。然后，还得业绩显赫。唐代官员戴叔伦“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之称最”，明代海瑞“家居不忘时事，遇有当道咨询民瘼及行政得失，必侃侃条陈，毫无讳忌，耻为面谀，罔及其私”（清·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此外，还要不贪财、不好，兼备三者，方能被百姓拥戴为“清官”。然而，自古重权在握者普遍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几等于麟角凤毛。虽在上者日言惩贪，而实有不能苛求之势。”（徐世昌《将吏法言》）若不贪污敛财，官员的收入就只有俸禄。权力高高在上，财力稀松平常，落差悬殊，官员的心理自然不平衡，这就需要信念或理想提供精神支撑，视金钱为粪土，安贫乐道——在封建时代便是儒家倡导的“忠孝”，具体即为“富贵不能淫”（《孟子·滕文公下》）。海瑞逝后财产仅为一堆旧衣，依靠同僚捐款才得以葬殓；轩倪“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秦弘“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张鹏翮“居无一椽，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评论此三官之语，可参《清圣祖实录》卷220，亦可参张岱《夜航船》卷七）这些清官的内心都有强大的精神支柱。
可见，官风的好坏与为官的目的、道德的修养密切相关，故《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朱熹更明确主张“屹然中立，无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职之所当为”（宋·朱熹《贺陈丞相书》）。事实上，历史上的清
官，均能秉持坚定的信念，具体体现就是洁己爱民，以国为重。海瑞生于明朝衰弊之际，一直以“天下治安”为念。为淳安知县时，他“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及任朝廷，他更不顾身家性命，指斥时弊，“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他逆批龙鳞，“陛下之误多矣”，连皇帝也赞其曰“此人可方比干”（《清圣祖实录》卷220、卷221）。清康熙朝之所以清官辈出，这与当时朝廷和士人推崇理学、崇尚清节的社会风尚不无关联。号称“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曾对康熙说“臣父在日，常训臣以廉谨报效朝廷。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且不孝”，故其为官，“不以妻子自随。斋用丝粟以上，皆运致于家。循分自尽，而人皆信之”（清·何刚德《春明梦录》）。著名廉吏于成龙出仕时表示“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康熙称其“服官敦廉隅，抗志贵孤洁”，为“理学之真者”（清·何刚德《春明梦录》）。对这些官员来说，心中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宋·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崇高境界，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清廉、清静、清寂与清贫。
不过，如此之清苦，确也迂腐，定不能征来赋税苛捐，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民生。可见，不论是贪官还是清官，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包拯固然可以“劫圣旨”，但却只能打龙之“袍”而非龙之“体”，最终不能把皇帝怎么样。历史地看，清官是封建官僚阶层的精英，是传统社会和谐繁荣的重要希望。他们清廉清苦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便是贯穿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历朝历代芸芸百姓的“仇官/官本位”思想亦滥觞于兹。我国大量“包青天”题材电视剧正是借助“官本位”来强化甚至激发受众的“仇官”心理，进而引起广泛共鸣，获得成功。
二、知识权力附体于媒介霸权
从权力（Power/Authority）之维来考察廉政文化，探究“包青天”题材何以成为电视剧史的一个重要母题，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众所周知，Michel Foucault（米歇尔·福柯，1926-1984）从这一视角解构主体，分析知识的谱系，考察规训性社会的制度机制，颇具震撼力和影响力，堪称西方现代思想史上一柄利器。
权力既是一种个体力量或个人能力，又是一种公共性、社会性资源。正因为权力主体占有这种资源，它才能对他者实施统治，有权者与无权者的二元结构才会呈现不平等。权力，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所谓的“硬权力”（Hard power），又指文化、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软权力”（Soft power）。全球化时代，包括影视、网络在内的媒介的“软权力”日益彰显。后现代主义对“软权力”的挖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直指社会的最边缘、最底层，关注社会弱势体，注重性别、种族、文化中的权力问题，这无疑扩大了我们对权力实施范围的认识（如图1）
。
权力虽然具有不同的形态，但这些形态往往交织在一起。媒介权力、知识权力、微观权力等软权力是依附性权力，总体上是供硬权力驱使的，但后者也深深依赖于前者；前者装饰了后者的社会形象，昭
示后者的合法性。事实上，文化殖民是多形态、多层次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表面上看，文化殖民依靠文化手段，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来进行殖民侵略和统治，但在文化殖民中“软权力”的背后必定有“硬权力”在支持，在微观权力之侧必有宏观权力相伴。“软权力”要起作用如没有“硬权力”做基础，必然是失效的。正如Samuel Huntington（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指出的，只有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才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更加相信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②，这正是照搬自中国古代诸多清官断案故事的日本动漫《名侦探柯南》何以能反哺中国芸芸少儿之缘由。
权力作为主体性和普遍性的化身，决定了官员有资格、能力和义务来代表百姓，替百姓说话，安排老百姓的生活，拯救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官员这一“普遍性的代表”身份也就暗含了殖民主义的意蕴。官员作为这种独特的代表，自然意味着他们的知识与经验（比如包拯的分析推理能力与逻辑判断能力）也具有主体性和普遍性。这种非同一般的知识，能够代表当时知识分子的最高成就，它就像一束灵显的上帝之光，普照人类存在的各个角落，使愚昧变得文明，落后变得进步。如同主体对客体、普遍对特殊的“同化”一样，官员的这些不乏天赐神授彩的知识“濡化”（Acculturation）平民的知识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合法的。福柯的知识谱系说，正好可以阐释受众对“包青天”及其剧集之崇拜心因。
被赋予“普遍性”身份的官员知识是对知识类型化的产物，它不仅把知识分为优劣高低等不同等级，而且贬低甚至排斥其他的知识类型（各版《包青天》中，包拯多次质疑仵作，认为用于活人的医术未必对验尸或法医学有用）。从这一意义上看，官员的知识观不仅体现出对所谓下等人、穷人、盲流的排斥，而且体现出它对这些人所拥有的知识施加一种强制性的规训。中央官员到地方视察时总会感到当地的风土人情是粗鄙而旷野的，农民工比如电工、木工、漆工、泥瓦匠即使知识再充足、经验再丰富都会被城市里的官员或政府认为无从业资格，学院派教授素来视非科班出身者或业界一线从业者的经验总结式论文为“野狐禅”。这些足以看出作为主体性和普遍性的官员知识向来歧视被统治者的知识，冠以“被制服的知识”“被剥夺了资格的知识”“在等级体系中地位卑微的知识”“天真幼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体现的正是被支配性知识体系强行“驱逐出境”的思想与文化。文化殖民主义对官员知识代表身份的确认，对普遍性的虚妄声称，其实是一种欲盖弥彰的效应，它掩盖了知识与权力、知识与统治利益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包拯、狄仁杰正是统治阶级一员，而非百姓之一）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装扮成全社会与全人类的利益，从而赋予自己的观念以普遍性的形式。
因此，知识的主体性和普遍性根源于权力的主体性和普遍性。要探明包拯何以具有超人的智慧，权力才是最终的圭臬。官员是权力的主体，虽然官员的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排斥性，但它的运作却常常是隐藏的，经过了一系列令人迷惑的“自我包装”。通过这一包装，权力既可能通过暴力（如驱使武艺高强的捕头兼保镖展昭去执行）而表现，又可能以“无功利”的文化启蒙（如铡死驸马陈世美正是对“情义”之重
申）的面目出现。权力既是有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又标示出一个可以占据的想象空间，一个可以模仿的文化范式。最有效的权力运作是通过与对象的“协作”（如《打龙袍》中的皇帝屈服于“忠”）来实施的，这种表面上的“协作”实际上是权力的渗透性（Infiltration）与换移性（Transformation）的征兆。一旦权力使自己潜入他者内部，“协作”现象就不可避免，正如福柯所言，“权力的排斥形式是与它的网状包容性相配套的，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而被使用与实施的”③“权力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容万物，而是因为它来自所有的地方”④。无所不在的普遍性的权力孕育着普遍性的知识，像“眼睛”一样的权力在四处张望，到处探视，同样，作为主体性和普遍性的官员知识也在随时随地地教导着百姓，规训着平民。
不仅如此，知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形式，媒体作为一种知识也是权力之一。Pierre Bourdieu（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十分注重对“符号资本”或“符号权力”的分析，他指出，“符号权力，一种次级的权力形式，是其他种权力的一种经过变形、改造和合法化的形式”⑤。符号资本具有两面性，它既是一个权力话语系统，同时又存在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即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和文化秩序中，是否和为什么应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和信任的问题。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布尔迪厄明确地将传播知识文化的媒体——电视指认为符号暴力。他认为，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民主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却恰恰是带有霸权和压制性质的大众文化工具。电视不是一种“录制工具”，而是“成为一个制造现实的工具”，它已成为主宰社会生活的权力所在，它甚至对社会事件和社会行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电视成了进入社会或
政治生活的主宰”⑥。在现代社会中，殖民统治或权力推行是隐性的、结构化的，是通过符号资本或符号暴力这一“软权力”来行使的，反复制作并播出“包青天”题材电视剧，正是两岸三地统治者编制不同的符号资本来执行文化奴化与思想教化，这也包括政府对官员从政标准之形象规训。
近代以降，由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共同缔造的社会世俗化，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文化的神秘性和神圣性，以自由、平等、人权、科学、民主这些关键词构筑的新文化话语取代了权威话语，走向大众话语，并与新的经济力量——市场经济相互媾合。人们以货币为媒介生发的交换关系，促使并强化个人权利意识的发展，推动着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在“货币”这一匿名社会权力之外，基于媒介的知识也越来越成为新的权力，激化了人们之间的竞争，炮制出文化自身的分裂和龃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这无疑是人们感到现代权力更具普遍性和压抑性之重要原因。尽管经济权力和技术力量在现代社会仍然主导着人们的大部分生活，但人却不能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成为没有情感的机器人。事实上，人文文化在人的心灵和情感世界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反过来也影响并推动着经济与技术“人性化”。如果说人类追求科学文化也隐藏着一种“权力意志”的话，那么，人文文化恰恰能够给予平衡和超越。据此，现代主义提出了“知识领土化”任务——撕破殖民主义关于知识活动非政治化的伪装，把被帝国主义普遍化的官员知识重新平民化、地方化、日常化，这也是在戏曲传统根深蒂固、各曲种“包公戏”常演不衰的中国大陆为何要重视包拯的少年时代（拍摄《少年包青天》而非《包青天》）之真正缘由，这典型体现了Jürgen Ha
bermas（哈贝马斯，1929- ）所言之“知识的解放旨趣”⑦。青少版“包青天”剧集追溯压制知识的历史踪迹，意欲重建被意识形态遮蔽的内容，祛除包拯身上的神性与超人性，令其更日常化，更大众化，更有利于未成年人接受。
股市经常会受到地方、中央甚至国外政府的干扰。政府用权力配置资源，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额外收益点，权力就会诱导越来越多的寻租活动。政府采用批准、同意、配额、许可或特许等（包拯多次被任命为钦差，不受任何地方官吏节制，直接由皇帝管辖）方式分配公权，配置稀缺的公共资源，实际上也是在创造一个个短缺的市场，谁拥有这一市场的参与权就相当于拥有某种特权，遍布我国各地的开发区、高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自贸区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在这些短缺的市场上，人们为了获得特权，不惜铤而走险，或买或骗或抢或偷。须知，这些权力绝不仅仅是禁锢，还涉及到激励，鼓励企业的诉求。福柯更强调后者，他认为生产性的权力激发了活动，而不是禁锢了活动；诱导了思想，而不是压抑了思想；引发了话语，而不是打断了话语（如并无多少实权的皇叔、皇兄经常激发包拯的斗志）。
但是，权力寻租也是在博弈状态下进行的，媒介也必须设法从政府承租尽可能多的权力。控制与被控制，不是恒定不变的，总是处于流动之中。一方面，电视、网络等传媒在技术上解决了人们的参与性，使得传统的控制体系消解，解决了大众获取媒介权力的成本问题，使大众能够控制现代媒介。另一方面，网络时代自媒体的勃兴以及传统媒体的融合趋势解决了经济的交易成本、政府的管理成本问
题，作为新一代文化传播平台，公权仍然谋求对其之控制。在全媒体/融媒体时代，每一方获取信息都不是单向的由对方决定，自己发布信息也不能够决定他人是否接纳。这样的格局，最终不一定导致谁决定谁、谁战胜谁，而是形成拉锯战，滋生尴尬的博弈困局，各方互为依存，互为条件。政治、经济与媒介之间相互影响（每次“包青天”题材剧集的热播都会对台湾的政坛尤其选举产生很大的触动），相互制约，形成了参差砥砺的复杂格局。
四、结语
在荧屏上下、戏里戏外、看与被看、可见与不可见的移情与换位中，这三只看不见的手或三重人文心理结构，才是“包青天”甚或“清官戏”影像长期繁荣背后真正的根源。浮泛的社会心理层面的“仇官”情结，只不过是市民甚至市侩阶层的一种江湖义气，与弥漫于大量武侠电影中的“狗官”称谓无二，经不起理智的推敲。然而，“官本位”却具有游走于中国思想史丛林的恣肆与癫狂，时至今日仍在为集权与独
裁招魂，由此造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官民之二元对立，“包青天”题材影视剧通过标榜为数极少的清官缓和了这种对立，让现代受众在非现实中品咂了一把权力被降解的快感，看清了“包拯们”在一次次寻租权力的过程中的睿智与果敢，认
三、权力寻租中最大化公权
经济学对权力的“寻租（Rent-seeking）理论”，更能现实地回答“包青天”镜像广谱性的社会心因。按照寻租理论的创始人Gordon Tullock （高登·图洛克，1922-2014）的阐发，寻租是“一种不能提高产出，甚至降低产出，但是能给行为主体带来特殊地位或垄断的投资行为”⑧，而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James M. Buchanan （詹姆斯·梅·布禅南，1919-2013）指出“租金是超出该资源其他用途所得之上的支付”⑨，认为寻租与套利没有本质区别。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它把权力商品化，以权力为资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包括常见的权钱交易、权交易、权物交易等形式。权力寻租一方面是滋生政治腐败的重要诱因，另方面也是迅速有效配置政府资源、活跃市场经济的廉价手段，不能一概否定。历史上，包拯总是能以廉价的租金（主要凭借他的知识即断案能力和品牌效应即老百姓的口碑，其次还有先帝的尚方宝剑）从帝王那里承租到最多的皇权，他解决纷繁复杂问题、驾控诡谲多变局面的成本总是很低的，这正是诸多现代企业家像喜爱《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一样喜爱“包青天”题材剧集之根由（如图2）
。
在市场条件下，资源由市场竞争实现配置，会动态地实现Pareto Optimality（帕累托最优）⑩，即
。
企业家必须通过创新来寻新的利润点，但是，市场的运作并不一定是完备的，市场也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妨碍，比如
识到他们寻求平民利益最大化与自我品牌保值增值进程中的经济头脑。顾影自怜，察己自省，身处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位现代人都会默默思忖如何向政府、媒介、公司巧妙寻租各种权力，力图使自己在无处不在的权力博弈中岿然屹立，永驻不败。
注释：
①杨新磊.《白蛇传》的二十三个影视版本及其多维探究[J].文化艺术研究，2012（2）：177-187.
②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③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M]. Penguin Books Ltd.，1991：20.
④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M]. Penguin Books Ltd.，1991：22.
⑤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 Symbolic Power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6.
⑥Pierre Bourdieu.On Television [M].New Press, 1999：28.
⑦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第1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陆毅演过的电视剧⑧Tullock，Gordon.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J].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1967（3）：224-232.
⑨James M. Buchanan. Public Finance in Democratic Process: Fiscal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 Choice [J].at the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USA.
⑩意大利经济学家V. Pareto (1848-1923)发现国民收入大部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于是将所得大小与拥有者的关系用一定的方程式表达，称为柏拉法则，俗称“80 / 20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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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新磊，博士，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河南平顶山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戏剧影视学、新闻传播学。
编辑：宋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