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孩子照相说起》
一、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7年10月至1936年逝世一直生活在上海。此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
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
提到鲁迅,人们就想到“匕首、投”、硬骨头、痛打落水狗等等。大家印象中的鲁迅都是战斗着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现实生活中的鲁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一个幽默的人,常爱开玩笑,十分爱笑。鲁迅爱吃零食,爱吸烟,嗜钱、溺爱孩子,迁居到上海以后还喜欢坐汽车兜风,三十年代上海引进的好莱坞大片,鲁迅一部也没落下。
鲁迅也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高大,他只有1.61米。鲁迅晚年来到上海专事写作,50多岁仍然童心未泯,一次,夜静更深鲁迅在写作,外面的猫不停地叫春,屡屡打断他写作的思路,鲁迅随即拿起手边的五十支装铁皮的香烟罐,对着可恶的猫一一发射。还有一次他以橡皮筋发射纸子弹打乱尿尿的路人屁股。
在黑暗的三十年代,鲁迅坚持针砭时弊,却没有遭到过多的迫害,是和他的生存智慧分不开的。据统
计,鲁迅一生用过140余个笔名,光1932年到1936年,就用过80多个,其中还不乏如“何人干”一类颇带调侃意味的笔名。鲁迅从不做无谓的牺牲,也从不劝人作无谓的牺牲,
因为他深知革命不是靠一两次游行,一两次暗杀就能成功的。生存下来了,接下来就要解决温饱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都忌讳谈钱,好像谈钱就很庸俗。但鲁迅不。他和普通人一样也看重钱。当时鲁迅的书稿大多交由北新书局出版,有一次,鲁迅发现北新书局没有按合约支付稿酬,便与其打起了官司,直到拿回应得的稿酬。
揭秘:每36个小时就写一封情书
鲁迅与许广平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鲁迅的婚事也已被母亲包办,虽不情愿但他却默默承受了。直到许广平到北京成为鲁迅的学生为止。根据记载,是许广平写诗点燃了鲁迅的激情,让他明白了爱的真谛,是许广平帮助鲁迅摆脱了绑在他身上的最后一道封建锁链。
而鲁迅与许广平为了能够结合在一起,于1926年8月离开北京,分别到厦门与广州任教,并相约,奋斗两年打下基础,将来能够生活在一起。不过两人分处两地四个多月,饱尝了人间的相思之苦,他们在四个月里往返书信多达80多封,差不多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
鲁迅当时到厦门教书,在厦门大学里种有相思树,一天鲁迅坐在树下思念许广平,看到一头猪跑来吃
相思叶,正在热恋中的鲁迅看到代表爱情的相思树叶被猪吃,正义感油然而生,和猪当场展开决斗。当时有位教员看到,他对那位教员说他与猪斗的理由是不能告人的。最终鲁迅受不了两年约定的折磨,于1927年1月18日辞去了厦门大学的工作来到广州与许广平聚会。
鲁迅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建树。北京大学那个简洁古朴的校徽就是鲁迅设计的,沿用至今。校徽是学校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的艺术化体现,并反映着该校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这枚北大校徽,图案以篆体的“北大”二字构成一个便于制作徽章的圆形。上面的“北”字像两个背对背的侧立人像,下面的“大”字像一个正面站立肩负重任的人像,这就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又有如一人而背负二人之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重任”的想象。“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二、鲁迅在今天的意义
称鲁迅为“民族魂”,就在于他对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为此,他把根除奴性、扫荡封建文化视为改造国民精神之根本任务,提出“立人”思想,即把“沙聚之邦”改造为“人国”。在他看来,只有健全的人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弱的状况,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因此,“20世纪之新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生活,明白人生的
真谛。他的“理想人性”就是彻底摆脱奴性、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1936年,鲁迅在致尤炳圻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生于大陆……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
悟性,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
理性,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觉醒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
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改变本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人性。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鲁迅“抗拒为奴”的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价值。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坚韧而悲壮地反抗绝望,苦苦奋斗了一生。
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有着漫长的历史,它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造成中国社会的野蛮、黑暗、麻木、愚昧、落后。对此,鲁迅深感痛心,他曾说:“中国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中国人极易产生欺弱
鲁迅小说简介怕强、自轻自贱、卑怯贪婪一类的奴性思想和苟活心理。鲁迅塑造的阿Q 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精神胜利法”,可以说是“国民劣根性”的活写真。更可怕的是,“精神胜利法”把中国人培养成奴隶的同时,还使他们“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麻木、怯弱的精神状态中,还潜藏着一种自私、冷漠的灵魂,其结果是人的生命被完全漠视,众成了“戏剧的看客,只知道咀嚼、鉴赏别人痛苦———它不仅使人津津有味地欣赏人间的喜剧和悲剧,而且心安理得地欣赏丑恶与残忍———这是一种完全扭曲变态的审美心理反应!
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鲁迅所思考的命题,依然光鲜如昨,当我们回味这位先驱振聋发聩的话语时,我们的内心实在无法轻松!
三、《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赏析
㈠《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末编)1935年12月编定
三本杂文集分别收1934年、1935年、1936年杂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书:“记于上海之且介亭。”鲁迅当时住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
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8月7日。收入《且介亭杂文》,属鲁迅后期杂文。
鲁迅的杂文是社会思想和生活的记录。深入浅出,由小见大是鲁迅杂文的一个特点,显示了鲁迅观察社会人生的独异与深邃。鲁迅自己说过,‚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实很象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这篇文章,鲁迅采用说家常、谈闲天的方式,从孩子照相这件小事中,发掘出改造我们民族精神的重大主题,读后发人深省,启人反思。文章先讲了一个饶有风趣的故事,并由此生发,从孩子性格谈到孩子的照相,于盎然有趣的故事中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深入浅出地揭露和批评了我们民族存在的驯良的性格弱点,这驯良,也就是奴性。这种奴性,极大地妨碍了我们民族的进取。
接着文章从驯良开发下去,进而说到“洋气”鲁迅说“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但是他却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提出来不同一般的看法。
他说“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鲁迅对于“洋气”做了细腻的分析。认为,第一,所谓“洋气”即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的“动”的特点,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后来失掉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它恢复过来。第二,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这就是鲁迅一向主张的“拿来主义”。鲁迅强调我们要有“拿来主义”的气魄,也要有慎重选择的科学方法。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立、自强,重新变得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到这里,文章的主旨才显露出来。鲁迅从孩子谈起,说到照相,从照相讲到中日两国摄影师的爱好及其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质。由此提出了振兴中华需要去掉片面性,提倡科学性,克服民族弱点,吸取别族精华。就这样文章以层层剥笋的方法最后才提出了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民族建设问题,真是由小见大、由浅入深的典范。
其次,在艺术特上,形象性强是这篇杂文的显著特点。
战斗是杂文的生命,但杂文也是文学的形式,也能给人愉快、休息。因此鲁迅要求杂文必须写得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怡人情。在这篇杂文里,鲁迅针砭时弊,却没有把它写得
深奥莫测、枯燥乏味。如开头写房东太太,只写了她的一个举动,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房里玩,写了
她的一句话“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就勾画出了一个城市小市民的势利、卑俗的灵魂,写来栩栩如生,力透纸背。又如写孩子在照相机面前不断变化的表情“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厌烦,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把孩子瞬息万变的情态写得如此生动贴切、绘声绘,因而使议论性的杂文充满生气勃勃的活力。
鲁迅说过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需曲折。所谓曲折,不是隐晦,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指不拘呈法灵活多样的文学表现方式。
这篇杂文立意遣词总的说来较为鲜活、明快,但为增强艺术感人的力量,鲁迅有时有意写得委婉曲折。如鲁迅明明喜欢健康活泼的孩子,但却故用反语,把他说成是“我的敌人”,把孩子发表的意见说成是“反动的宣言”,语气显得幽默诙谐。又如在批评中国国民驯良的性格弱点时鲁迅说现在“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一个“静”字高度概括了“奴才哲学”的本质。这些简洁凝练又曲折生动的语言充分显示了鲁迅幽默的才能和讽刺的手腕。
鲁迅在杂文里,不爱把结论与答案直接告诉读者,而是读者在事物的内在联系中去联想、思索。例如,在讲了我的孩子因健康活泼而遭遇过同胞的打骂后,接着说“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十分不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并非孩子的性格变了,而是因为“一二八”战争以后,上海成为孤岛,日本侵略者横行无忌,使一些怯懦的人感到畏惧了,因此
对于带有日本像的健康活泼的孩子再也不敢随意欺凌了。这里鲁迅仍然是批评了在我国部分国民中存在的欺弱怕强的性格弱点。但他没有明说,而是采取了曲折含蓄的表达方式,让读者自己去领悟,其弦外之音,意外之指,耐人咀嚼寻味。
以上这些造语曲折方式的采用,不仅可以增添杂文的感染力,使战斗的杂文更具有浓郁的文学彩,而且也使杂文的理论含量更见丰满,确实尽到了杂文的怡人情的陶冶作用,给人以美的文学享受。
第三,这篇杂文具有理论文章展开逻辑推理所要求的条理和层次。
全文的结构层次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我没有孩子因而遭到房东太太的指骂,有了一个孩子因健康、活泼、顽皮显出一副日本孩子相而遭同胞的打骂。进而写到我给孩子在日本的和中国的照相馆照相,却拍出面貌截然不同的两张照片。因此引起作者曾经“想了一想”为止。看来写得散漫松弛,然而却是引起作者再次提出“拿来主义”主张的重要契机,是全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形散而神不散。
第二部分,由孩子照相这件小事引出了重要教训,批评了我们民族的驯良的性格弱点。它是在第一部分叙事的基础之上,侃侃议论,流俗时弊,行文恣肆跌宕,回旋利落,所言者小,所见者大,表现了鲁迅杂文雄辩的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
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旨所在。作者从批评我们民族性格的弱点,转而提出恢复我们民族
固有的“动”的气质,并且进一步主张“拿来主义”,学习日本民族会模仿的优点。结尾,鲁迅特意提到当时大家所讳言的日本。他说,日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中国人正应学习日本人的“会摹仿”的长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鲁迅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着眼于国家前途提出这一主张的。所以即使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仇敌,他也绝不惧怕因此而招来的“‘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一类的污蔑;爱国与否要探究其实质,“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寥寥数语就撕去了御用文人的种种伪装,把他们实际上做奴才的本相剥露殆尽。
此外在结构布局上面,这篇杂文主要采用了对比的手法。
首先是我与孩子的对比。我“虽然有时也打骂过孩子”但以孩子的“健康,活泼,顽皮”,甚至于发表“反动的宣言”反衬了我的教育的方法的正确,是我没有把他“压迫得瘟头瘟脑”的结果。
第二是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的对比。“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第三是摄影师的对比。日本摄影师照出的孩子“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中国摄影师照出的孩子“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第四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对比。日本人“会摹仿,少创造”,中国人“低眉顺眼,唯唯诺诺”。
三、作业:
课外阅读鲁迅的杂文,体会他的杂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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