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立波回家乡湖南定居，三年后，他创作出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1)。这部作品是周立波“还乡”的产物，阔别已久重返故乡，往昔与此在、疏离与亲近、外来者抑或本地人的角定位在在显得徘徊游移；乡土情结与意识形态桎梏的交糅错位也使叙事变得暧昧驳杂。只是置身于“十七年”的大背景，异质情感终被压抑进狭小的风箱，在字里行间的裂缝中生成暗流汹涌，及至徒然化作一缕缕飘忽不定、稍纵即逝的“乡土气息”。
一、“外来者”？“本地人”？
回到故乡后的周立波，创作理念平添了新的感悟：应该更细致地观察人，人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经由作者的用心采撷，方能聚敛为作品中耐人咀嚼的鲜活生命。(2)在某种意义上，《山乡巨变》就是变化后的创作理念的文本实践。书中中间人物“亭面糊”、陈先晋乃至农村干部李月辉、刘雨生，无论纵向对照作者以往塑造的农民形象，还是横向比较同时代作品中的农村人物，都似乎更为贴近农民“优质”与“劣根”混杂的“本性”；更能呈现出“一人一面”、生鲜多彩的神情举止。毋庸置疑，身处彼时的周立波也与其他作家一样，另一维度的禁约时刻高悬其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以及与之呼应的创作理念如剑挂壁，投射着令人不安的寒光。就此意义而言，在小说中悉心设置“外来者”的角十分必要，在作者叙述声音“缺席”的情况下，需要有那么一个意识形态的强大代言人，时刻矫正着本地村民众声喧哗时的越规犯忌；时刻整合出日常闲言碎语中的“正确”成分，并告之于众。
有研究者指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山乡巨变》，都有一个相似的开头：“外来者”进入村庄(3)。如果说前一个“外来者”的设置或出偶然且负担较轻，那么后一个“外来者”的出现则势在必然且身负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重任。然而，《山乡巨变》中的“外来者”邓秀梅，其叙述身份偏偏暧昧而混杂，女性的视觉，原乡的意念，私己的情感，在内部消解着意识形态的宏大声音。邓秀梅一入乡，很快遇到了一位本地姑娘盛淑君，令这位“外来者”有了一次措不及防的“照镜子”：“她的微圆的脸，她的一双睫毛长长的墨黑的大眼睛，都妩媚动人。她肤微黑，神态里带着一种乡里姑娘的蛮野与稚气。邓秀梅从这个姑娘的身上好像重新看见了自己逝去不远的闺女时代的单纯。”邓秀梅的这一次意味深长的凝视，既是两种身份的一次镜像对照；亦是作者藉“分身为二”策略，使上述两难心态得以两全的瞬间显影，相应的思想情感寄托各自到了载体。在以后的叙述中，邓秀梅与盛淑君角交融，共同完成“外来者”与“本地人”身份的互渗互化。邓秀梅强大的革命精神力量不时传递给盛淑君，而后者未经世事的稚嫩、私己感情的洋溢时或亦会附会于邓秀梅身上：一个工作七年的党的女干部，登台发言时竟也脸热、心慌；爱人来信中的几句思念，居然激发了她儿女情长，因狂喜与激动顿时泪珠晶莹。“外来者”与“本地人”身份互渗的背后，恰是隐现着作者乡土情结与意识形态理念一时难以了断的交错与纠葛。
某种意义上，邓秀梅就是“精神成人”、入党后的盛淑君；而盛淑君则是少女本未泯、“成长中的”邓
史论
恒常与巨变
——《山乡巨变》再解读
张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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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７・文艺争鸣・史论
秀梅。《山乡巨变》前半部中，邓秀梅是盛淑君的“引路人”，政治的教诲、爱情的指导，方方面面呵护备至；后半部中，邓秀梅离开山乡，盛淑君似乎一夜之间成长、强大，俨然成了邓秀梅的替身：“我保证女劳力全部出工”；“同志们，我们大雨不停工，小雨打冲锋，冲呀！”；“同志们，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要把雨天当晴天，晴天一天当两天，干呀！”后两句特别明显，“小我”已然化身为革命阶级的“大我”；个体单一、细微的声音已然接上了集体话语的扩音器。这样的人物处理也从另一方面印证着小说中意识形态代言人的不可或缺，指挥棒一旦缺失，就必须有人迅即接过“接力棒”。
耐人寻味的是，邓秀梅作为全书最主要的正面人物，理应被作者精心培植，无奈有心栽花花不发──她的总体形象难逃彼时程式化的枯涩与僵硬；众多精华反被作为绿叶映衬的盛淑君汲取，后者形象的鲜活丰腴贯穿始终，哪怕“接棒”以后，也未落于枯萎的境地。
或许“成长中的少女”是承载彼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较好容器，它对意识形态的生涩律令自有一种奇特的“滋润”功能，“成长中”意味着尚未由“人”变“神”，尚能留有俗常人生的生鲜泼辣。彼时《青春之歌》、《红豆》等小说中所塑造的“成长中的少女”形象在审美层面上较为成功，盖缘于此。
二、湘地“恒常风景”
谈及湘地风景，便绕不开沈从文。他在描写湘地时，有一段话多为后人瞩目：
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小小的灰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4)王德威在《批判的抒情》一文中别具慧眼地见出此段风景描写的与众不同：它是一段轮回往复的时间，一代又一代人、年复一年事，在水里的显影都似曾相识；它是一个自足封闭的空间，时代的大动荡、社会的大冲击，似乎仅止激起乡村生活一时的水波荡漾，转瞬复归于静。沈从文眼里的湘西，分明是一种轮回时间与封闭空间咬啮交错而成的“恒常风景”。意味深长的是，二十年后，乡村风景第一次闯入《山乡巨变》叙事者的视域，目光所及，竟依然是那么一片湘地的“恒常风景”：
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象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
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鸬鹚船在水上不停地划动，渔人用篙子把鸬鹚赶到水里去，停了一会，又敲着船舷，叫它们上来，缴纳嘴壳衔的俘获物：小鱼和大鱼。
作者点明是冬季，却又承续着季节模糊的绿意盎然；似动非动的排筏，仿佛在凝固时间；缓慢的流水，不断重复地入水捕鱼、上船吐鱼的鸬鹚，分明注释着时间循环往复的迟缓单一。不经意间，两位作家笔下的新旧湘地构成了一段不无微妙的互文性关系。
对沈从文而言，“恒常风景”的念兹在兹，标示着作者对时代风云激荡、“变化太快”的潜在内心抵触；因着原乡情结的纠缠，作者有意无意地将民风朴野、礼俗原始的湘地，想像为山明水秀、民风淳和的“桃花源”。桃花源本是与世隔绝的，在此，时间的轮回与空间的自足相辅相成。
如果说懂得了沈从文因着上述理念与情结命定让笔下的湘地风景守望“恒常”；那么便不难理解周立波在相似的原乡情结的牵动下“湘地拾梦”：“狐精做饭”、“深山鬼火”、“拜牛长牙”之类的千年悬挂嘴边的民间传奇，始终是吸引作者及其笔下农民的兴奋点；独设“恋土”一章，细细铺陈老农陈先晋深厚的土地依恋情感，亦未尝不融入了作者自身恋土怀乡的情结。只是，有别于沈从文的“保守”，周立波不仅对历史的“风云激荡”心领神会，而且勉力让自己成为时代“暴风骤雨”的自觉呼唤者。故此，面对乡土，他的恒常意识流注于笔端，只是倏忽一闪的瞬间。故土依恋再深厚，原乡情结再复杂，毕竟应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容器里过滤。书中的恒常风景，终未能成为作者审美观照的中心，更未能升华为文化想像的极境，
唯星星点点地散见于历史宏大叙事的缝隙间，沦为彼一时代风云的装饰、点缀。是的，历史“巨变”始终是统摄全书的主题。
三、历史“巨变”
“山乡巨变”本身是一个质变的结果，意味着农村合作化进程的最终完成。这场“巨变”由“运动”的形式引发、推进：前期的宣传队、秧歌戏、贴标语；后期的宣讲会、庆功会……接连不断的“创举”，皆在以一种声势浩大、激荡不宁的形态，打破乡村原有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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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生活，与时间往复、空间封闭的“恒常风景”适成逆反。
农民对土地的千年依存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传统耕作习惯、恒定生活方式、私有价值观念如此根深蒂固。因而，适如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所明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5)。要促使农民将私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上交集体、走合作化的道路，无异于“第二个革命”。革命的峻急、激进，一切场域皆似战场的特质，都在合作化的进程中表露无遗。就此意义而言，《山乡巨变》并不尽然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较之《暴风骤雨》，风格显得“偏于‘阴柔’”(6)。青山绿水依然是战场，激进的情绪一触即发：“同志们，他不肯坦白，怎么办呀？”
“叫他站起来！”后边有人唤。
“把他捆起来！”又有人叫唤。
“哪个有角，就来捆吧，来呀，”谢庆云扎起袖子，猛跳起来，准备迎战。
淑君压不住阵脚，会场大乱了……龚子元堂客乘机嚷道：“哎呀呀，不得了呀，踩坏人了”。
不大一会，屋后山上哨子叫了，一片步伐整齐的足音，由远而近，“立正，散开！”的口令声也传进来了。
“是这家伙起的哄。”陈孟春用手指指被押进来的龚子元堂客。
不是吗？山乡固有的茶子花的清香中，一样充满着革命的火药味；虽然“不流血”，斗争一样复杂尖锐。“外来者”理所当然是促成这场“巨变”的革命主体，他们的言语中时刻传递着党的声音，传达着“运动”的重要性与深刻性：“合作化运动是农村的一次深刻的革命，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旧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这番剧烈的尖锐的矛盾，必然波及每一个家庭，深入每一个人的心底”。“自上而下”无疑是合作化运动的必然程序：小说开篇便写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传达党中央关于合作化的决议；又写“中央规定省委五天一汇报，省委要地委三天一报告，县里天天催区里”，层层抓紧，层层贯彻；而那些“本地人”（个体农民）则往往是迫于形势、身不由己地被这场大
时代的“运动”裹挟而去。有意无意间透露了历史“巨变”的真实图景。值得深思的是，作者许是迫于压力（如彼时一些评论文章的批评），到了后半部，“本地人”中的一些青年人、尤其是一些女性积极分子日趋激进，成了一心向往“巨变”的合作化运动的推波助澜者。
小说除精心勾勒农村合作化运动从发起到完成
这一主线之外，还触及多条支流、隐线，如婚姻的分
分合合、感情的疏疏离离，关于女性的多重命题亦有
迹可寻。早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便提出“娜拉走后
怎样”的女性出走命题，指出旧中国的“娜拉”出走后
的结局大概也只有两条路：“堕落”或者“回来”；发人
深省的是，书中农村干部刘雨生的妻子张桂贞这位
新中国的“娜拉”，也被作者设计了一次意味深长的
“出走”：丈夫整日忙于合作社无暇顾家、顾及妻子，
张桂贞为此“昂起脑壳”离家出走，与丈夫离婚，无形
中似乎牵带出对集体化意识形态指令的抵触情绪。
“邓秀梅对于任何妇女的任何事情都感到兴趣，而
且，她觉得这事跟合作社有关，正需要了解”，然而，
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以后，她却以一句“对不起，我
没得功夫”拒绝发表意见，这不无反常、故而更耐人
寻味的“失语”，其实是邓秀梅对自己内心矛盾、困惑
的一次搪塞与回避：新中国的“娜拉”出走事件，折射
着国家与家庭、革命与女性、集体“运动”与日常生活
的种种冲突纠葛，剪不断，理还乱！
“恒常”与“巨变”是作者绕不开的乡土题材的悖
论。彼时意识形态强调“巨变”，一心想要拖拽着广
大农民大步前进，每一分、每一秒的停步与回首都意
味着对“进步”的抵触，都将被指责为“小脚女人”(7)。
在不断“前进”声音的鞭策下，周立波何尝能够放缓
脚步，对着情之所系的故土、对着篇首那“缓慢”而去
的水流，喊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浮士
德》中那句传世的心声！故此，文章开首虽不无依恋
湘地风景的恒常如初，书至结尾终还是大声疾呼：“要继续前进”。
注释：
（1）《山乡巨变》上卷发表于《人民文学》1958年第1至6
期，下卷刊载于《收获》1960年第1期。本文所引均依据《周立
波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引文不再一
一注明出处。
（2）《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收入《周立波研究资料》，第38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萨支山：《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载《文学
评论》2001年第3期。
周立波
（4）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文集》第9
卷，第254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5）：《<；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
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6）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载于1961年2月26日《文
艺报》。
（7）：《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8页。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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