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上海的“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电脑开机速度变慢
1953年上海的“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
“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于1953年1月正式结束。这一年，胡风度过了建国后最为平静的一段闲居生活，“胡风派”的作家绿原、路翎和鲁藜等，也纷纷亮相《人民文学》。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北京一片“平静”，上海文艺界“周扬派”与“胡风派”之间却波澜横生。该年6月，围绕胡风青年友人耿庸的著作，彭柏山、刘雪苇等“胡风派”与夏衍、唐?等“周扬派”之间旧怨新嫌集中爆发，酿成了激烈冲突。这场冲突名为思想斗争，实际上主要建立在派系恩怨的基础上。它不但大幅损伤了“胡风派”的体制资源，也直接促成了胡风及其友人的沉没。在有关胡风的诸多研究中，这段史事尚无人专门梳理，本文试作钩沉。
一
上海是胡风友人的主要聚集地。建国初年，除胡风外，居住在上海、被视为“胡风派”的作家还包括：彭柏山、刘雪苇、梅林、罗洛、耿庸、贾植芳、张中晓、王元化、张禹等。其中，彭柏山、刘雪苇都曾是鲁迅身边的青年作家，建国后成为党的重要干部。柏山由24军副政委转业为华东文化部副部长，雪苇则任华东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兼新文艺出版社社长。两人为处境维艰的“胡风派”开辟了部分体制资源。王元化、梅林、俞洪模、张中晓、耿庸等人都在新文艺出版社任职，雪苇还实际掌握了华东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巴金挂名主编），梅林担任《文汇报》“文学界”副刊主编。且因这层背景，长期出版胡
地下城召唤师加点风及友人著作的泥土社亦得幸存，梅志、罗洛等人还尝试创办了小刊《起点》。这些资源，是“胡风派”在“猛人驰骋”[1]的文坛上弥足珍贵的战斗“阵地”。1949年后，胡风久久不愿意“伏罪”，与这种资源支持是不无关系的。但是，1953年6月上海突然爆发的“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意外地毁去了这一切。
冲突的，是该年2月青年批评家耿庸出版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该书“是一部论辩性著作”，“驳斥对象主要是冯雪峰
关于鲁迅的一些论述。”[2]对这本书的出版，冯雪峰本人示以沉默，但《文艺月报》副主编唐?以替冯雪峰辩护为理由，力主由《文艺月报》发起对耿庸的批评。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酿成了两派斗争。然而，一点点火星所以燃成大火，实在是双方积怨已久。这种“积怨”与“两个口号的论争”的矛盾有关，与夏衍“主持”上海文艺界的垄断性权力有关。由于柏山、雪苇都有着令人骄傲的解放区革命资历[3]，对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夏衍有所轻看。因此，自1949年起，双方就开始“摩擦”不断。材料显示，在1953年之前，双方其实已积下了这么几笔“旧账”。
（一）刘雪苇推荐胡风担任华东文联主席一事。据载，“筹备成立华东文联时，由于他（刘雪苇）当时身任文艺处处长，由他具体负责筹备工作。当时，他是打算把华东文联辟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地的，他建议由胡风来担任华东文联主席，并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提名为副主席，同时又准备调大批胡风
分子到文联工作。这样，他企图把文联辟为从主席到一般干部，清一地由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掌握的天下。”[4]这条材料来自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其真实性是否能保证呢？对此其实不可武断地予以否定，一则50年代中前期普遍的社会风气还比较实事求是，二则材料的作者都是雪苇领导下的青年干部，比较熟悉内情，因此剔除其中“反革命”之类的政治修辞，其事实部分还是比较可靠的（后文使用的批判材料情况大体类似）。“”后，雪苇本人也忆及此事，“我对舒主任（舒同）说，如果夏衍不调华东工作（当时他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并据他说身兼26职），是否可考虑胡风做主席，巴金做副主席的候选人？”[5]不过，雪苇的推荐未获允许。揭发材料说，“我们的党立即制止了他的这一居心不良的方案，于是刘雪苇大失所望，阴谋未能实现。”[6] “我们的党”是谁？揭发者言之不详，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也未谈及此事。此事是否使夏衍对刘雪苇产生不甚愉快的印象，不能肯定，但也难以否定。
（二）《武训传》事件。1951年，夏衍受《武训传》牵连，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检讨。中央未就此事过多追究。表示，夏衍检讨了就好，还是要放下包袱放手工作。[7]但是，上海的“胡风派”
却不愿放过此事，罗洛、耿庸、方典（即王元化）、罗石（即张中晓）等人在《文汇报》副刊“文学界”接连发表文章，对夏衍“旁敲侧击”。耿庸称，《武训传》的错误在上海早就有人察觉，却遭到阻止，“负责同志”“不仅是以他们自己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别人”，“并且也一定产生了正确批评的被阻碍的客观效果的。”[8]张禹在《文艺报》刊文，明确表示《武训传》既在上海摄制，上海文化局局长（夏衍
兼任）就得负失职责任，若只检讨而不追究行政责任，那批评“无非是旧官僚式的笑骂由人”“像从前封建朝廷士大夫的‘清讲’那样”；若对广大文艺干部进行整风，就是取消对领导的批判，就“和圣经上所教人的道理：‘谁没有罪，谁先拿起石头’，不谋而合。”[9]这些批评其实已经不是思想讨论，而是人事恩怨。夏衍对这些旁敲侧击的攻击反应如何呢？夏衍本人未作过公开表示，但《夏衍传》的作者是这样说的：“他当然也不会忘记，建国以来，由丁玲、冯雪峰等人控制着的《文艺报》曾给自己横添了多少罪名。张禹那篇颇有引人入罪用意的妙文，就是刊发在《文艺报》上的。”[10]可以肯定，在1951年，双方已经有不小的隙怨了。
（三）刘雪苇搜集夏衍的“黑材料”。1952年5月，上海文艺界进行整风。据批判材料说，“他（雪苇）到处搜寻攻击的材料，甚至有一次并私自假文艺处处长名义，通知各有关以及无关的机关、团体干部，召开非法的干部会议，以图收集上海文艺领导干部的材料，来进行攻击。但是，对这别有用心的会议，许多同志根本未来参加，到会者寥寥，而到会的同志知道了会议的目的后，不但无人发言‘供给材料’，反而有一位同志批评了刘雪苇。刘雪苇目的未达，老羞成怒，会议也就不欢而散。这时，刘雪苇叫王元化等到处收集上海文联组织作家下厂、下乡体验生活的材料，向华东局做书面报告，恶毒地把这些活动诬骂为‘赶鸭子’。企图继续地进行攻击”，随后，雪苇还专门编辑《华东文艺动态》用以攻击夏衍。[11]这份批判材料因为出于1955年“反胡风”期间，其可靠性不免可疑。但事实是否如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当时上海文艺界是这样理解双方的关系的。在中国政治中，事情如果发展到搜集对方“黑材料”的地步，迟早会爆发激烈的公开的你赢我输的派系斗争。不过，1953年
前双方的这些“旧账”与胡风本人关系并不太大。批判材料认为耿庸、方典、张禹等“按照反革命头子胡风的指示”[12]行动，实乃诬陷之辞。“文学界”刊发罗石等人的文章时，胡风正在北京等待周恩来接见，未曾介入。甚至，为了避免被人误解为幕后指使，胡风还在家信中反复叮嘱梅志“和梅林等谈话也要小心，免得招来闲言。”[13]张禹文章刊出后，又说，“张禹文尚未见到。前天，丁婆忽然说，《文艺报》上张禹的文章看了没有？说时，很高兴的样子。你不是说过她在上海开会时夏连介绍都不介绍么？现在，她就是这样复了仇的。”[14]可见，张禹文章的发表，与丁玲（“丁婆”）向夏衍“复仇”有关。不过，要说胡风与上海的两派摩擦全无关系也不确当。李辉表示，“他不会反对朋友们写文章，这是完全可能的。”[15]此种推测是合理的：胡风耳闻此事却未阻止，而依他在友人中的威信，制止此事并不难。
与夏衍交恶的后果是不祥的，但雪苇、梅林等对夏衍显然缺乏充分的了解。表面上看，夏衍是白区干部，比起柏山、雪苇的解放区背景要弱，但实则夏衍的权谋与人脉，不弱于周扬，更胜于书生气重的彭柏山。事实表明，面对“胡风派”的攻击，夏衍予以了有力还击。在此方面，夏衍“自问……没有‘整人’的私心杂念”一说[16]，其实不太符合事实。与多数老于世故的中国官员一样，夏衍对于有才华的、与自己并无利益冲突的年轻人，素来有长者之风，扶掖有加，但对于敢于挑战自己权力的对手，同样出手果断。不过，夏衍的反击不是去和张禹等人辩论。若要“辩论”，背负着《武训传》阴影的夏衍肯定被动。夏衍的反击有力而无形，一切都是组织出面，而与他本人没有白纸黑字的关联。譬如，因为
入团介绍人意见范文
刊过几篇攻击夏衍的文章，“文学界”副刊就被迫停刊了。批判材料对此一笔掠过，“后来，‘文学界’停刊了，他（梅林）这才无法继续利用它来施展他的阴谋。”[17]
清华马艺妮批判材料对停刊的缘由避而不谈。这种不正常的变故与夏衍有没有关系呢，其实可想而知。而对于耿庸，上海文化局也有打压。据说，耿庸的文章发表之后，上海文化局极为不满，并且以行政机关名义出面，由文化局艺术处于6月25日发出通知，召集全市文艺报刊编者座谈会，同时邀请有关文章的作者参加，要耿庸“报告写作动机与今天的
看法”。 [18]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通过组织程序公开“整人”。不知是否由于彭柏山的干预，“通知发出后，又发‘暂不举行’的通知，座谈会遂未举行。”[19]然而在此期间，路翎的《求爱》、冀?的《这里没有冬天》等“胡风派”作品在上海的书店与图书馆都接到了下架、禁售、禁阅的通知。可见，夏衍之强势即使在被动局面中也未改变。而且，雪苇、耿庸等自以为得计的“摩擦”，对夏衍也无实质性的损害。其实，在《武训传》事件和随后的整风中，夏衍都受到了陈毅、周恩来等高层的明确保护，“对夏衍来说，《武训传》事件的影响也不大。1952年，他被免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一职，调华东局任宣传部副部长。对于他的工作，陈毅十分放手。”[20]夏衍既然不“倒”，必寻机作清算“旧账”。《阿Q正传研究》这部强烈挑战主流鲁迅研究的异端著作，恰好给这种“清算”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二
对于批评耿庸的理由，徐庆全先生解释为形势所迫，“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胡风及其‘派’的大形势下，上海也必须跟进。而此时的耿庸恰好出版了《阿Q正传研究》一书，而其身份又是早被归入‘派’的，其观点也被认为有问题。因此，耿庸便首当其冲地成了上海对胡风批判的靶子。”[21]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1953年春，“胡风问题”刚告一段落，中宣部还为胡风落实了工作，胡乔木亦安排《人民文学》刊发路翎等“胡风派”作品。虽然胡风仅获闲职（《人民文学》编委），但从1953年初至1954年底，形势其实是比较平静的。除了上海一隅，并没有出现什么“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上海之批判胡风，不是“跟进”，而是逆势而动，横生枝节。在这场“逆势而动”的批判中，唐?之所以走上前台，直接因于他与耿庸40年代的旧怨（两人在《文汇报》上打过“笔仗”），以及他与“胡风派”之间的新嫌。
[22]此外，与《文艺月报》编辑部的内部矛盾更直接相关。《文艺月报》1953年1月创刊。创刊甫始，编委会便隐约形成两派。编委刘雪苇（以文艺处处长身份直管《文艺月报》）一派受彭柏山支持。副主编唐?一派受夏衍支持。编委石灵、魏金枝与唐?较接近，巴金（挂名主编）、黄源（短期任副主编）则作壁上观。这些个人、体的多伤感的歌有哪些
>韩国女明星生活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