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犯罪片:动作犯罪、黑帮片
古惑仔  无间道  新警察故事  男儿本  三岔口  旺角的天空  真心英雄  大事件  我是谁  龙虎风云  高度戒备  暗战  火  省港一号通缉犯  刑警2010    天若有情  赤裸特工  十二生肖  双子神偷  中南海保镖  杀破狼  狼牙  laughing哥之潜行犯  全城戒备  江湖
导火线  窃听风云  龙在天涯  天地英雄  硬汉  门徒  王之王  金钱帝国,新警察故事,古惑仔这种类型喜不喜欢,好多好多,不过大多与黑社会有关
就是要古惑仔这种类型的,黑社会的片子,香港的
无间道三部。。。侧重在心理方面,旧的有《旺角卡门》《监狱风云》《庙街十二少》《人海孤鸿》,新的有《夺帅》,《窃听风云》
美国犯罪片
《偷天陷阱》,《天衣无缝》 《七宗罪》《肖恩克的赎罪》《暴力街区》
黑帮犯罪片
      黑帮犯罪片作为美国电影的典型类型,与真实的或虚构的美国黑帮犯罪的兴衰密切相关。它围绕罪犯或黑帮的罪恶行动展开,故事经常聚焦在某个特别的罪犯个人(抢劫犯、谋杀犯或其他犯法者)和某个黑帮组织的兴衰,涉及个人的权利斗争与执法人员(机构)、黑帮同党和黑社会竞争对手的冲突。
“禁酒”(1919—1933年)和“大萧条”(1929—1934年)时期与三四十年代的黑帮犯罪片
《海斯法典》与黑帮犯罪片的演变
陈汉典 黑帮犯罪片的三位意裔导演:
1、弗朗西斯•科波拉的意大利裔“黑手党”犯罪神话《教父》三部曲(1972,1974,1990,根据马利奥•普佐的同名畅销小说改编)
2、马丁•斯科西斯
3、赛尔乔•莱昂内的犹太黑帮犯罪史诗《美国往事》(1984,改编自黑帮分子哈里•格雷撰写的回忆录)
警探片
爱伦•坡和杜宾(美国)
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英国)
阿迦莎•克利斯蒂和波洛(英国)
美国电影之犯罪片
街头之王/地头蛇( 基努里维斯)  以腐败警察为主题的影片.
杀手代号47  科学家利用先进的基因复制技术制作成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
血钻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有关一块稀世之宝粉钻石的争夺
通缉犯(安吉丽娜茱莉)
刺杀疑云(丹尼斯奎德) 总统被人开暗杀
八面埋伏
郑元畅林依晨赎命二十四小时
怒火攻心
一级戒备
幸运数字斯莱文
混乱作战
血溅十三号警署
美国代表影目:   
THE GODFATHER 《教父》I II III
爆炸钩怎么用MEAN STREETS 《穷街陋巷》或译《残酷大街》
GOODFELLAS 《好家伙》
GANGS OF NEW YORK 《纽约黑帮》
THE VALACHI PAPERS 《大时代》
《疤面煞星》Scarface   
《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黑雨》Black Rain   
《低俗小说》Pulp Fiction
日本黑帮电影:
1 《无仁义的战争》(Jingi naki tatakai (1973) Battles Without Honour and Humanity Japon) 2 《奏鸣曲》(Sonatine)   
3 《兄弟》brother   
4 《不夜城》
香港黑帮电影:
《跛豪》   
《英雄本》1 2   
《蛊惑仔》系列   
《暗花》   
妃嫔等级
《黑金》   
《黑社会》系列1 2   
《无间道》系列1 2 3   
《兄弟之生死同盟》
魏君子:香港警匪片很难类型突破 高智商犯罪片让人思考
金融界网站8月8日讯  今天下午,由《福布斯》中文版、博纳影业联合主办的“你的人生,谁在操盘?2011电影产业投资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金融界网站全程图文直播。著名影评
人、编剧魏君子在“戏里戏外的财经商战”的圆桌论坛上,从整个香港电影发展脉络的角度出发,点评《窃听风云2》。
  以下为现场实录:
  主持人:问一下魏君子,我说到《窃听风云》可能打造香港另外一个类型电影,你怎么看把这个电影放在整个香港电影发展脉络里看。
  李菁菁图片魏君子:中国现在内地影片谈论票房产业,今天想讲电影本身,我这个年纪学生时代看很多香港电影,那个时候尤其警匪片不是带着脑子看,用荷尔蒙看的,那个时代警匪片卖点是火爆,动作战,故事简单,容易动年轻人的肾上腺,但是电影在发展,世界在变化。现在世界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可以接受到通过很多渠道接收很多信息,对电影人物故事有更高要求,香港警匪片如果一味只卖火爆动作很难在类型上突破,我希望高智商犯罪影片,让观众跟着其中人物故事去思考去揪心。
  我昨天晚上和马家辉看了《窃听风云》第二集,我觉得让我看到希望,首先相比第一集故事和人物关系复杂。看到这个戏里有作为股票经济的刘青云,有警察古天乐,还有窃听金
融情报的吴彦祖,还有神秘操盘的地主会,这几方势力不同利益不同立场斗智斗法,火爆的动作战可以考验观众的智商和感观。
八百壮士为什么被禁  香港警匪片我一直有两个遗憾,第一是视野,麦导演提到了,人物关系警匪一家亲,要不然是伤害自己的肯定是身边人,题材是军火抢劫,印点,这样的电影来来回回跳不出去。
  第二是细节问题,因为香港电影拍摄效率非常快,所以细节很少下功夫,不说细节不止是道具,是让故事成立方方面面细节。现在的香港的警匪片来讲,在这些年来,尔冬升导演和麦兆辉、庄文强导演,近几年在警匪片里尝试,我印象深刻是尔冬升导演的门徒还讲,但是拍了,,的细节,这是以前的港片没有呈现,效果非常好。麦兆辉和庄文强致力于拓宽香港警匪片视野,《窃听风云》第一集勾起人心贪婪,第二集是犯罪手段,故事背景直面大金融界,矛头指向大老们也就是地主会,这些大老高高在上,操纵股民命运,现在是股风时代,这个题材非常有吸引,两位导演抓住了脉搏。
  在当下我们作为观众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够贴近现实,我想提一点真正的金融题材的电影,我对吴晓波老师的话记忆犹新,可以真的写一部中国商业这部戏,中国现实真的只能故事
背景设定在香港,或者由香港电影来拍,这是一个现实。
香港犯罪片中的“罪与罚”和民族认同
——“北化”中的香港电影
摘要:从港陆合拍片三十年的历程尤其是近十年来看,香港犯罪片本身在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上进行着一种称之为“北化”的向内地靠拢的运动。2012年初《逆战》的上映在“北化”进程中有着十分显眼的标志性意义。本文通过结合香港犯罪片及其它有关电影来说明这一发展势态的社会学动机及历史原因,并对未来发展做出判断。
 
关键词: 香港犯罪片 北化 社会认同
 
 
 
电影的诞生与舶来,发生在中英《南京条约》的半个多世纪之后,而使得内地和香港的电影在各方面呈现出的形态都有着较大差异。作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香港在文化上也同内地走着不同路径,而且好似有个壁垒一般将两地的文化交流隔开,这一特征也毫不保留地体现在了电影文化之上。在徘徊中求得身份认同,在乱局之中探讨真我乃是香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不断地表露出来的文化个性。拥有最高司法权的港英政府,可以裁决所有在香港本土发生的案件。而大陆的法律对于香港而言,只可谓是鞭长莫及。
在香港电影中表现的犯罪案件亦是如此。其中绝大多数的事件都在弹攒射之中或拳打脚踢之下得以解决,还有些则会将罪犯交由本地的法院审判。对于有着高度自治传统的香港来说,忽然被规制在另外一种法律体系之下是无法想象的。或许,在香港回归前的电影中,之所以让罪犯在黑帮火并之中自生自灭,又或者被法庭判处极刑,一方面是本地原生文化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市场导向使然。香港电影由此有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样的影片在内地却不多见。然而,大陆的公安形象在香港电影中的展现或多或少让我们能够略有所思。不管是《中南海保镖》(1994,小中和哉、元奎,嘉禾、正东)或是《给爸爸的信》(1995,元奎,永盛),大陆的社会执法人员要获得香港人的认同必须首先以香港模式运作其本身的机制。且不说《中南海保镖》剧情的荒谬性和可能程度,一个大陆的执法
人员在香港兴风作浪最终圆满完成保护香港人的任务,也又多多少少在期待来自大陆的“救世主”的渴望之情背后流露出了几许无奈。
当然,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我们一直期待香港电影有所转变。甚至可以确切地说,我们希望香港电影中的身份不再游离、对国籍不再暧昧。《十月围城》(2009,陈德森)里改写“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故事,也的确让我们眼前一亮。尽管该片中角的“纯粹”港人只占一小部分,但是片中人物阵营之间的复杂斗争关系却似乎投射着一百多年来香港人民内心归宿与归宿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老港正传》(2007,赵良骏,银都、西部)中,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虽然被影片赞美和讴歌,但他本身在生活上却凄惨落魄,家中环堵萧然并且妻离子散,这让我们很难说这是一部对大陆主流价值观全面认同的影片。全片围绕着黄秋生的儿子在内地寻致富之路而未果,最终回到香港同古板却善良的父亲相聚。由此可见,香港本土诞生出来的社会主义者,其信仰的根基本身就是游离且无“根”的,所以影片的结局自然就是香港式的1。
在最近的香港电影《逆战》(2012,林超贤,乾坤星光、华谊兄弟、英皇)中,这种模式与规制多多少少则被破坏了。谢霆锋和周杰伦饰演的两兄弟,母亲的“家”在大陆的北京,
而北京也成为了兄弟二人心中的归宿。最后,谢霆锋也在警察的陪同下回到北京的母亲身边,在大陆伏法认罪。其实,如果将影片中“北京”的场景设置转换到香港或者海外某处,这部电影在与传统香港电影体现出的价值观和认同感便毫无二致了。而这看似纤毫的情节设置其实同《十月围城》中将香港“革命化”的塑造是一样的,在表面上看,它们的“北化”倾向都向大陆体制和价值观抛出了橄榄枝。
然而,政治上的考虑的的确确至关重要,但是作为消费艺术的电影,首当其冲应当考虑的还是日益扩大的大陆市场2。香港影片中的罪犯在大陆得到制裁,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更加有趣的是,罪犯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犯罪。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的主要制片公司中的“长城”“凤凰”“新联”公司不断地在香港制作针对内地市场的与大陆意识形态相近的“左派电影”,但是在不久之后这几家公司便遭到了排挤。同时由于大陆的到来,这些公司对于制作倾向于内地意识形态的电影在收益上必须详加考量。尽管在这一背景之中,也没能在那时的犯罪片中看到“罪”在香港,“罚”在内地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