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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百年
● 北京大学中文系 陈平原
家都知道，学校和时装相反，不是越新越好，而是越老越好，可以说，一般而言，老大学，一个800
年的大学，比一个18年的大学，一般来说都要强。不否认有的大学江河日下，也不否认有的异军突起，但总的来说，大学的年龄和它的声望是成正比的。可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定，也许我们中国大学不是百年，而是千年。我今天晚上想从这个地方开端，就是说中国大学是百年，还是
千年？两种大学史的叙述背后隐含了我们对大学的想象，什么是大学？大学应该怎么办？一百多年的中国大学之路，走得顺还是不顺？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关于两种大学史。
外国人写中国大学史，一般来说都从西学东渐说起，这样一来，肯定是百年上下；可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叙事，那就是中国大学不是百年，是四千年。我读过很多中国教育家、教育史家写的关于中国大学的著作，大体上是后面这个叙述思路。其中很有名的教育史专家毛礼锐先生，为《中国高等教育史》写序，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而且批评别人把创立于11世纪末、有12 000学生的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学。毛先生认为，这样说是不对的，中国大学应该从殷周算起，最少也应该从战国算起，再退一万步吧，也必须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中国是公元前124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正式的大学。这是毛礼锐先生作为教育史家的思路。我们这么说，我承认西周时中国确实有高等教育，从西周到现在，确实有很长的历史。但是这样一来，假如这么叙述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大学”概念可能瓦解。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有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中等、低等之分，那这样以后，大学岂不成了一个伪问题？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以至发展方向，其实是不一样的。
，一般从中世纪说起，最多在精神university ，也不好意思把它追到西周。还是辞书界比较严谨，我查了若干种中国人编的辞书，当他们做这个界定时，都再三强调，“大学”这两个字，一个念太学，一个念大学，念太学的时候，说的是古代的贵族子弟他们的学校，念大学的时候，是晚清以降我们所说普通高等教育的一种。换句话说，“太学”可以从西周说到晚清，“大学”可以从晚清说到当下，
以至以后。好吧，古今中外的中国大学，从西周一直贯穿到今天的大学，很可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这个论述本身是有问题的。其实，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为什么长期被学术界忽视了，说白了，是我们所说的自尊心，民族自尊心。说大学史，一个文明古国只有一百年，中国人觉得不能接受，北大的著名教授冯友兰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到北京大学。说北大的历史最好从汉代的太学说起。为什么？下面是冯友兰先生的话：我到国外访问，见到那么多大学都是几百年的历史，而北大才几十年的历史，这跟中国的文明古国很不相称。所以冯先生认为，最好是往前推。当然，大家都知道，北大坚持1898年从戊戌变法开始算起，叙说北大的校史。但是好多年前，不断地有大学希望将自家的历史往前推，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湖南大学。因为岳麓书院的遗址是在湖南大学的校园内，湖南大学曾经要求从岳麓书院算起，也就是将公元976年作为建校的历史起点，从那时算起。当然，这种悲壮的努力，后来被当时的国家教委给否定了。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中国会出现一大批远比巴黎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要古老得多的大学。但是，我以为此风不可长，否则的话，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随便一个锄头挖下去，都可能发现一个遗址，那样的话，每一所大学都可以往前推千八百年。这样的话，有违实事求是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遮蔽了我想说的太学和university 二者之间的差别，而这样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不是很有利。还是“五四”那代人比较通达，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拿到了我们北大的一个老教授做的中国大学两千年考这个文章以后，说，虽然历史考证可以这么考，北京大学还是守这条线，从1898年说起，不要再往前推。后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再三说，大学有两种，一种是精神，一种是制度。谈精神，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几千年的大学的或者高中国著名大学
等教育的那个传统和精神，但是我们现在所执行的这一套制度，是晚清以后从西方世界逐渐传移到中国来。我们很好地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但没有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而这一点，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而是实践起来很难很难。这个问题，我从当时的一句口号说起，那句口号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
这“旁采泰西”，也是今天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称之为废科举、兴学堂、养人才，这是晚清所有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口号。至于如何兴学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意见最有代表性，概括起来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两句话。
大
“上法三代”，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学习夏商周三代的思想、制度以及学风；旁采泰西，旁边，我们学习欧洲，欧美各国的经验。可是请大家注意，这既法三代又采泰西这个口号，一到落实的时候就出现问题，因为三代之学是什么样子，到现在为止，谁也说不清，没办法把它贯穿到现实中的大学制度里面来。真正能做的，就是向西方世界学习。或者说，旁采泰西比较容易落实。1901年，当时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提大学方案的时候强调，向哪个国家学习？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为什么？德国、日本当年发展很快，这是第一。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欧美世界的大学，就其科技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就其制度方面，尤其是思想学术方面，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有不利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看
到的大学章程，大量出现的是日本、东洋这样的名字，也就是说，晚清办大学，所抄袭的各种法令，很多是日本的。请大家注意，日本学的是德国，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清末民初，中国的高等教育模仿的是德日系统。
到了民国建立以后，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他给大家解释，我们继续要向德国、日本学习，为什么？他说，欧洲各国的教育体制，各国的大学制度很不一样，中国人茫然来学习，不知道学哪个好。日本人已经经过一番选择、嫁接、改造，以后我们直接从日本那儿学，比较容易接受。这个思路是晚清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共同思路。张之洞也说，西方学问，我们一下子学不来，日本人已经改造过了，我们先学日本，通过日本这个桥梁，我们来接触欧美世界的思想学说以及教育制度。所以你会理解，清末民初，大量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他们到日本留学，不见得是真要学日本，是要借助日本这座桥梁来学习欧美的科学知识，以及思想学说。变化在哪个地方？变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发生了变化。原因有几个：第一，是庚子赔款送出去的学生，即在美国留学的学生逐渐回来；第二，当时罗素、杜威分别到北京大学来演讲；第三，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去考察美国的大学制度，回来说，大学精神应该博采欧美各国之长，和中国的孔墨精神相结合。中国的孔子、墨子的教育理论，和欧美世界的大学精神相结合，这里面又分出了三种不同的西方的大学。他说，像德国、法国那样注重专业研究的，是一个传统；像英国那样注重培养绅士的和人格修养的，又是一个传统；像美国那样强调服务于社会的，是另一个传统。我们希望以中国人的孔墨精神，加上三种不同的
大学制度和传统，然后建构起中国人的大学之路。这个理念当然很好，可是具体实施起来很难。因此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虽然我们说面向不同的国家，学习它们的大学制度，但2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的大学校长由留美学生承担，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地倒向美国。一直到50年代，新中国成立，加上抗美援朝，院系调整，以后出现一个变化，中国的大学转向苏联。这除了意识形态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院系调整，基本思路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各种专门学业，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把中国的综合大学整顿为14所，其他改为各种专业学院。现在，专门学院又逐渐变成了大学。这是因为，我们说，我们逐渐发现它的毛病，所以，90年代以后，又转回来，把各种各样的专业学院重新转为综合大学。到今天为止，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美国制，我们的主要榜样是美国。我们经常说与国际接轨，基本上接的是美国的轨。
第三个问题，我想说关于“上法三代”。
在我看来，在20世纪的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天中国的大学，整个价值取向，基本路径，都是university，而不是太学。所以，与国际接轨，在中国，步伐最稳健，速度最快的是大学。而这一点，从晚清那些有识之士呼吁旁采泰西的时候，已经不可逆转了。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上法三代是一句空话，没有人能说清楚三代之学，尤其是教育制度是怎么回事。有人在做考证，但是没办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更没办法把它转化为现实操作。我感到奇怪的是，当年提上法三代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宋元明清中国的书院制度。当我们大
量地批判科举制度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科举和书院两者混淆了。
科举是一个取士的制度，书院则是一个教育体制，当年我们批判科举制度的时候，把我们所说的宋明以下的整个书院制度都给否定了。这样一来，我们没有认真地分梳近在眼前的书院，而一味空谈遥不可及的三代之学，以至我们晚清以下的大学，只能走模仿西方大学这条路。晚清重要的思想家中，看到这个问题，而且极力反对，对书院的废除感到痛心疾首的，是章太炎。因为他是书院训练出来的，他对现代学堂的一些弊病有些看法。比如说，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现代的学堂都是老师在上面哇啦哇啦地对学生讲，因此学生们培养的都是“耳学”，耳朵听来的，我们的学问不靠眼睛看，靠耳朵听，所谓“耳学”也就是道听途说。所以，现代大学很容易养成一种道听途说的习惯。因此，他拒绝进入现代大学。当年的北京大学、清华学校，都请章太炎先生来，他都拒绝，一辈子坚持独立讲学。跟他持共同立场的，比如说马一浮的复性书院，梁漱溟的勉仁书院，还有“新儒家”张君劢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在40年代在大后方办起这种跟现代大学体制不一样的书院，更多地承继宋元明清的书院讲学的传统。这种思路，后来没办法延续下去。为什么？50年代以后，熊十力曾经有一个建议，希望政府能够允许这些私人的书院存在下去，但是政府没有答应，所以书院传统断了。80年代以后，梁漱溟先生挑头的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在80年代轰轰烈烈做了好多事情。但中国文化书院只能讲学，不能正式招学生，不能授予学位。马一浮先生办复性书院时，梁漱溟建议他给学生发文凭。马一浮先生说，发什么文凭，你听说过朱熹给他学生发毕业文凭吗？没有。没有文凭不是照样能够修身养性，成为一代大儒吗？用这个思路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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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话，现在大学发文凭，使得学生为了文凭而读书，和那些不为文凭，纯粹是自己的性情和修养的需要来读书，是不一样的。可是大家知道，现在这样的年轻人，或者说这样不愁吃穿、一心一意追求学问，不考虑文凭，也不考虑将来有没有工作的学生很难。换句话来说，思想家和教育家不一样，教育家不能过分地清高，他必须考虑世情、实践，必须为学生的出路着想。因此马一浮先生的这个思路，也很难贯彻下去。但是我想说的是，他提示了一种不同于现代大学教育的传统。纯粹在现代中国恢复书院教育很难，但是把书院教育导入现代大学是可以做得到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1924年，当时的清华学校的校长曹云祥想在清华办个研究院，请胡适帮着规划，胡适的规划是，把传统书院的精神和英国的大学制度，不是美国的，不是德国的，而是英国的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建立一套注重个人自修，强调教师和学生们密切交往的那种教学制度。同一年，也是胡适的朋友，两个留美的学生，陈衡哲和任鸿隽夫妇，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把它跟现代西方的大学制度相结合，创造一个有精神、有理想、有血有肉的高等教育体制。这个思路，跟梅贻琦的想法是一样的。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长期执掌清华大学，是一个现代史上非常有名的教育史家，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大学一解》，里面有一句话，是今天经常被谈教育的人引用的。这句话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国古代读书人是从师、从游，从夫子游，在学问的传授，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老师的熏陶，
这才是从学、从游。他举了个例子，大学好像一池水，师生好像一鱼，鱼在水里游，大鱼就是老教授、著名教授，大鱼在前面游，小鱼在后面跟，游着游着，小鱼就变成大鱼，这个时候教育就成功了。这个思路强调的是从游，强调的是大师或者教授本身的一言一行成为学生模仿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我们的教授都远离了大学，我们的大学里没有老先生了，没有可以从游的对象，都是来去匆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接触越来越少，这跟“从游”的那种大学理念很不一样。当年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的老师、学生有很多很好的交往。那是一个很好的关键点，在抗日战争中，民族意识、民族自信心，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导致了他们希望改造中国的大学体制。所以40年代抗日战争中的一些思考，尤其是关于大学的思考，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深入。我们必须考虑传统的教育精神，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大学的根本特征。大学有文科理科之分，但是作为大学的整体本身具有人文特、人文精神，这方面没有差别，不管是传媒大学、是北京大学，还是科技大学，都有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感叹书院在20世纪中国的失落，是为了纠偏，为了救弊，而不是说用传统书院来取代现代大学。
第四个问题，我想谈“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
中国教育，不管是高等还是初等，教育里面的急功近利，缺乏长远打算，以及片面强调教育为现实政治服务，甚至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太低，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传统中国的问题，反而是现代中国的问题。百年中国大学，值得说的实在太多了。比起竞争很激烈的中小学教育来说，
大学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几乎是办好办坏一个样。前年北京大学改革的时候，引起很多争议。北大不是办在中国，是长在中国，所谓“长”，是跟这个国家，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本身深深地介入了历史进程。这一点，不该被嘲笑。假如有一天，北京大学被改造成为一个跟中国现实没有多少关系，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广泛好评，而且拥有好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假如改造成这个样子，而跟当代中国改革的进程，跟这方水土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我觉得不是一个成功的选择。
说中国大学疾病甚多，必须改，这没有问题，我同意。改革中国大学必须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我也同意。问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是否真的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应该追问的，是哪一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十年前，我写过《大学之道——传统书院和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长篇论文，追问我们在借鉴欧美教育体制的同时，如何发挥传统书院的功能。里面我提到，起码有三点可以考虑：从大学教育体制来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和民间学会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来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书院留给我们的遗产。我讲的是作为整体的大学，作为整体的中国的大学改革的思路。换句话来说，假如21世纪的中国大学，不想只是办成“欧洲大学的凯旋”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走这条路。需要补充的是，这一百年的中国大学实践，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办学堂不只出学生，还出文化，出经验，出智慧。今天思考中国教育
的命运，有志于改革中国大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些遗产，而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留学国外的那一点经验，更不能依靠几种翻译过来的外国大学校长的演讲录。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交汇中，推进中国大学改革，这需要学者的研究，教育家的实践，政府部门的协调，也需要众多民众的喝彩。□
（本文根据凤凰卫视2005年6月25日“世纪大讲堂”节目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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