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西方大学价值观的比较：
中国大学校训“主德”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的德性文化，孔子要求在教育思想中要改善人伦关系、完善人格修养；孟子则要求通过受教育达到“至善”的境界。这种儒家传统思想反映在大学校训中体现为重视道德教育的“德性文化”，强调人的道德义务和人伦关系以及内心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充实，使得很大一部分校训来自儒家经典著作。如复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出自《论语•子掌篇》；东南大学的校训“止于至善”，出自《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语；武汉大学的校训“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南京大学校训中的“敦行”，见于《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子君子”。在引用儒家经典名句中，“厚德”、“博学”等词普遍出现在大学校训中。如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训“宏德博学、化育天工”，北京邮电大学的校训“厚德、博学、敬业、乐”，湖南工业大学的校训“厚德博学、和而不同”，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华南理工大学的校训“博学慎思、明辨笃行”、兰州大学的校训“博学笃行，自强为新”等等。“厚德”语
出《易经•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基本精神，要求以博大宽容的道德胸怀包容万物，使大学师生员工以德立身，通过大学以高尚的道德来传承和弘扬人类的美德。中国大学校训中“厚德”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大学德为学首、德为校魂的价值取向。“博学”语出《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学者专门对全国229所大学的校训用词进行了统计，发现在频率居前的10个词中，使用“博学”的占40％。“博学”就是要求大学的师生员工博采众长，追求学识的广博和学问的渊博。孟子认为，“博学而详说之，将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可见，大学校训中的“博学”，作为一种价值取向，重在强调要对知识进行不断的积累和传承，还要勇于追求新知和探索学术真谛，从而获得广博深厚的学问。由此可见，中国大学校训反映了大学厚德博学的价值取向，正如湖南工业大学王汉青校长认为，“厚德博学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一贯的价值取向，还体现了时代的强烈要求”，“厚德博学的价值观是高等教育之所以成为高等教育、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重要支撑”。
西方大学校训“求真”和“自由”的价值取向：
西方最早的大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时的高等学府被称为学园，是由一些大哲学家
中国著名大学
和教育家创办的，虽然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但是他们崇尚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中世纪产生了具有真正意义的大学，大是由教会创办，处在教会的管辖之下。如英国剑桥大学办学始于13世纪初，剑桥大学第一学院彼得书舍在1284年由伊利主教创办，1318年，教皇约翰第二十二世下诏将剑桥大学提升到“总学”的地位，剑桥大学由此而“受洗”成立。美国早期移民信奉新教，教育也带有浓厚的宗教彩，几乎所有的老牌名校都是教会学校或者起源于教会学校，如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西方的大学几乎伴随着宗教而产生。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大学大都体现着宗教的意志，大学校训也具有很浓的宗教彩，正如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所说：“我们的校训由拉丁文写成，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光明，这是有宗教意味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是在宗教和教堂盛行的时候建立的，但是，它传递的是真理，当然是有宗教意味的真理，如果你想知道牛津大学的校训是什么，其实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我们一直寻的东西。”所以，英国牛津大学的校训“TheLordIsMyIllumination”（上帝乃知识之神），出自《圣经》中的赞美诗第27篇，强调了上帝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训是“Inthylightshallweseelight”（在上帝的神灵中我们寻求知识）；美国杜克大学的校训是“knowledgereligion”（追求知识，信仰宗教）。可见，西方大学的校训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圣经》原典，体现出了西方大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宗教对大学校训的重要影响。
在西方大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古希腊的学园，还是受宗教影响的现代意义的大学，其校训都反映出了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价值取向。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y”或“Truth”（让真理与你为友） ，这个校训来自早先的格言“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但是最重要的是，让真理与你为友”。英国剑桥大学的校训是“andLight”（真理和光明）。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校训是“Thetruthshallmakeyoufree”（真理使人自由）。张岱年先生曾经说：“在古希腊、罗马人们关注的重心不是人际伦常关系，而是大自然和人类思维的奥秘。西方以‘求真’为目标的学术范式一脉相承，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各自独立发展，虽有联系，但未混淆不分。” 所以，西方大学校训反映了大学追求真理、真理至上的价值取向。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需要有活跃的思想，对自由的追求也必然成为了大学的价值取向。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自由的人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伺候他人而活着，制约他自由的主要因素是无知，故而，人们才产生研究哲学、追求智慧的兴趣，而哲学本身又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帮助人们排忧解难，摆脱无知。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必须有自由的精神，反映到校训中就表现为对自由追求，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训“thewindoffreedomblows”（自由之风劲吹），美国多伦多大学的校训“AsaTreeWiththePassageofTime”（像大树一样茁壮成
长）。西方大学校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学术自由的价值取向萌芽于古希腊时期，但作为大学学术自由思想的形成却始于近代。19世纪初，柏林大学的直接创办者洪堡认为：“从事学术是在进行一种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需要‘必然的自由’和‘不受干扰’才能进行。只有保证学术自由，才能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个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洪堡的积极倡导下，学术自由成为西方大学所认同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准则。西方大学校训反映了西方大学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价值取向，就如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所说：“耶鲁大学主张思想的绝对自由及智力的不可动摇信奉，它们是追求真理不可缺少的条件。”
综上所述，由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使得中西方大学组织文化有很大差异，通过其大学校训所反映的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中国大学校训反映了以儒家为文化底蕴的“德性文化”，以厚德、博学为价值取向；而西方大学校训反映了以古希腊精神和宗教思想为文化底蕴的“主真”、“主知”理念，以追求真理和自由为价值取向。因此，西方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上，认为认知价值超过了道德伦理价值。作为21世纪的大学，中国大学既要发扬校训中“厚德博学”的优秀传统，也要汲取西方大学校训中追求真理和自由的精神。只有与时俱进、博采众长，才能构建完善的大学组织文化，实现大学的价值，才能使
大学自身与社会和谐发展。
二、中外大学校训来源比较
　　我国大学校训的来源主要有三种：
  一是引经注典。在儒家经典或其它古籍中撷取名言警句，这些语句本于中华元典，秉承深厚的文化底蕴，尽显真知灼见。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以有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香港大学“明德格物”。有“修古好学，实事求是”，所以有湖南大学“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天津大学“实事求是”。有“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所以有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些都表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直接影响大学精神的培育，显示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强大生命力。
  二是国家领导人、社会名流、德高望重的专家题词或校长训词。先后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实事求是”、“紧张严肃，刻苦虚心”、“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后来都成为这些学校的校训。给国防科技大学题写校训“厚德博学，强军兴国”。四川大学校训“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源自林则徐写在墙上的自勉联，武汉科技大学校训“厚德博学，崇实去浮”源自张之洞，中山大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源自孙中山，厦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源自陈嘉庚。中国外交学院的校训源自周恩来给外交人员倡议的 16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北京师大校训由名师启功题写，山西大学校训由薄一波题写，南开、浙大、北洋大学校训分别由张伯苓、竺可桢、赵天麟等校长题定。
三是全校范围征集。有的学校组织专班，在全校征集校训词条。经专家学者认真评议遴选，将候选校训提供给校领导决定而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训“博学诚信、求索笃行”，湖北大学的校训“日思日睿、笃志笃行”都是这样产生的。
  国外大学校训的来源主要有两种：
  一是引用诗文警句，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训“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是其前身费城学院的教务长威廉·史密斯引自贺瑞斯的一首赞美诗中的一句话，美国杜克大学的校训“追求知识，信仰宗教”也是取自诗人查尔斯·韦斯利创作的一首赞美诗《神圣的知识》；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校训“重要的是弄清事物的本质”来源于罗马著名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的诗句；悉尼大学校训“物换星移，心智相通”则是借用拉丁语警句。
二是名人题词，有的校训是由官员题写，如拿破仑为法国圣西尔军校题写“为了打仗而受训”，德国现代教育之父、时任教育部长的洪堡给柏林大学题的校训是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有的校训是大学奠基人或知名校长以师生情感亲切为基础，以光荣校史的发扬和对未来的憧憬为动力，为引领和倡导大学精神，经过艰辛的创意构思而产生。如斯坦福大学校训“让自由之风吹拂”就是首任校长大卫·斯塔尔·约旦制订的，康奈尔大学的校训“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是当年埃兹拉·康奈尔创办该校时留下的一句名言。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校训是办学早期首任院长克莱克博士对同学们说的一句话，即“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吧！”
三、中外大学校训内容比较
  （一）倡导自由、追求真知。
  尽管中西文化背景有差异，但基于大学的基本精神相通，中外大学校训的内容仍有共同之处。由于校训是大学精神的物化形式，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外大学校训的内容虽然丰富多元而又非面面俱到，但首先在倡导自由、追求真知方面是相同的。国外大学自中世纪以来，对自由和真知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歇。特别是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后，倡导独立自由，发
扬求真精神，使德国大学以探索真理为宗旨、以传播新知识为己任，对科学的高度热情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逐渐成为大学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产生了一批象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爱因斯坦等盖世思想家和科学家，德国也因此成为19世纪世界科学中心。19世纪中叶后，德国自由求真的大学办学理念影响欧美乃至世界各国，1876年美国仿柏林大学创办了霍普金斯大学，其校训是“真理给人自由”。芝加哥大学（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耶鲁大学（真理和光明）、斯坦福大学（让学术自由之风吹拂）、密歇根大学（艺术、科学、真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愿知识之光普照大地）的校训也都体现了这一点。即便在宗教神学浓厚的英国，一直拒绝新科学和科研的牛津、剑桥也在德国影响下改制，如纽曼倡导自由教育，培养绅士；剑桥大学的校训是“剑桥一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等都把科研和求真精神引入大学，还有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知识永放光芒）、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坚持真理）、皇后大学（智慧和知识将是未来时代的稳定剂）以及拉美地区著名大学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大学（自由表达思想的理想之地）的校训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在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一批文化先贤学习吸纳西方大学理念，大学普遍追求真理和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如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光和真理”源自英文格言。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大后，严复校长就大力倡导学术自由、教授治校。1919年司徒雷登就任另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校长后，从西方的《圣经》中受到启发，将校训概括为“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解放后“双百方针”使我国大学学术空气较为自由，特别是1998年颁布的高教法明确了高校办学7项自主权，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现在北大的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中南民族大学校训“笃信好学，自然宽和”、山西大学校训“求真至善，登崇俊良”等都反映了这方面内容。
  （二）强调爱国、培养社会责任感。
  上海交大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台湾大学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西安理工大学校训“祖国荣誉责任”、美国西点军校校训“责任荣誉国家”，以及法国巴黎理工大学校训“为了祖国的科学和荣誉”等几乎并无二致，只是排列顺序不同。
  （三）中国大学校训行业（或专业）特鲜明，国外大学校训体现了服务社会的思想，呈现出浓厚的宗教彩。
  在我国，反映师范的校训如曲阜师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北京师大的“学为人师，行为
世范”；医科类如大连医科大学“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首都医科大学“扶伤济世，敬德修业”，北京中医药大学“勤求博采，厚德济生”；工科类如成都理工大学“穷究于理，成就于工”，哈工大“规格严格，工夫到家”，浙江工大“格物致知”；海洋类如中国海洋大学“海纳百川，取则行远”；法学类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尚法通经”，中国政法大学“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在国外，基于对大学根植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求真祟实并行不悖的认识，人们看重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期望大学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如耶鲁大学创立的出发点就是为教会和社会培养人才，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既学会动脑，也学会动手）反映了创办者推动教育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初衷，美国加州大学校训“让知识之光普照大地”就是校长克尔倡导追求真理、探索新知、服务社会的办学思想体现。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为了给国家服务”，早稻田大学的校训“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校训“追求真理，服务人类”等，都是明证。由于宗教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普遍崇信宗教，在大学校训上也有所反映，这一点明显有别于我国大学校训。如牛津大学（上帝乃知识之神）、杜克大学（追求知识，信仰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在上帝的神灵中我们寻求知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世间万物在上帝的怀抱中和谐如一）等。
不过，虽然这些校训倡导宗教信仰，传播基督福音，却并不有损其大学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