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斯玛”特质及其当代价值
———基于理想类型方法的分析
黎 旋，方泽强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广东肇庆５２６０２０）
摘 要：：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涌现了一批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著名大学校长，他们以超凡的魅力成就了所在大学的卓越。运用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分析发现：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广纳人才，唯才是用；德高望重，不畏权势；忧国忧民，身体力行等是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卡里斯玛”特质的重要内容。“卡里斯玛”
特质对当前我国“双一流”高校和“双高计划”高校校长的职业化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要坚持淡泊名利、一心为公；坚持热爱学校、心系师生；坚持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坚持一心为国、敢于担当。
关键词：近代大学校长；卡里斯玛；理想类型；价值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９．２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８０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８４－０７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一个影子”，［１］“大学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即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的成功创建、平稳运行、革故鼎新、进步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２］１９７陶行知先生也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想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在一定程度上，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大学。由此可见，大学校长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出自于著名的大学校长之手，如查理斯·艾略特（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Ｅｌｉｏｔ）之于哈佛大学、赫钦斯（ＲｏｂｅｒｔＭ·Ｈｕｔｃｈｉｎｓ）之于芝加哥大学、斯特林（ＷａｌｌａｎｃｅＳｔｅｒｌｉｎｇ）之于斯坦福大学等。国外如此，国内亦然。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等。故而，我们应关注和研究大学校长的体共性及其个体特征。自２００３年以来，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已有文献看，大部分学者以教育学为视角进行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与既有研究略有不同，运用韦伯“理想类型”理论，以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吴贻芳、郭秉文等校长为样本，对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卡里斯玛”特质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
一、“卡里斯玛”的内涵及其特征
（一）“卡里斯玛”的内涵
从起源上看，“卡里斯玛”（Ｃｈａｒｉｓｍａ）一词由德国法学家索姆所创，原意指早期基督教教会创建者们所具有的精神使命感，［３］１０５该词在我国通常被译为“魅力”“超凡魅力”“克里斯马”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使用这一概念，并赋予其新的含义。韦伯在其主要著作《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把权力支配分为三种纯粹类型，即合法权威、传统权威以及超凡魅力型权威（又译“卡里斯玛”型权威）。［４］３２２
作者简介：黎旋（１９９２—），女，广东阳春人，教育学硕士，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方泽强（１９８１—），男，广东惠来人，教育学博士，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副校长。
黎旋等：我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卡里斯玛”特质及其当代价值所谓“卡里斯玛”型权威是基于对某个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他所启示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的忠诚，［５］３２２而“卡里斯玛”用于指称个人的某种品质，这种人物具有超自然的、或超人的、罕见的力量和素质。［６］３５１韦伯认为，“卡里斯玛”是人在品质上和精神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被视为超自然的才能，人们一般把这些人物看作“最伟大的”英雄、先知和救世主。斯宾塞（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９７３）
中国著名大学指出，在韦伯的著述中，“卡里斯玛”至少有三种含义：第一，在最经典的意义上，指某种“恩典的礼物”，即超自然赋予领袖的能力；第二，指某些体、角或物品具有的使人敬畏或神圣的特征；第三，在世俗的意义上，指某种人格特质。［７］本研究所指的是其世俗意义，即某种人格特质。
（二）“卡里斯玛”的特征
一般来说，“卡里斯玛”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品质，显著的特征有四点，即非经济性、不稳定性、超凡性以及革命性。［８］３５１－３６０一是非经济性。纯粹的“卡里斯玛”在经济来源上具有“非经济性”，主要表现有：弃绝获利，弃绝财产，拒绝涉足任何日常的平凡世界，远离经济斗争。［９］３５５－３５６从某种意义上讲，“卡里斯玛”式人物生于此世，却不计生计，更不计薪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依靠个人的捐赠或荣誉馈赠，或者是他人自愿的奉献来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二是不稳定性。“卡里斯玛”型权威是追随者基于激情、狂热、绝望或希望对拥有“卡里斯玛”品质的人的一种信赖、崇拜或承认。这种信赖、崇拜或承认完全是出于自愿。一旦英雄身上的“卡里斯玛”品质消失，这种权威也会荡然无存。三是超凡性。“卡里斯玛”是一种超自然的、非日常的形态，它是根据先知所具备的超凡魅力品质而选出来的。只要先知身上的超凡魅力得到追随者的认可，就是合法的。这是超凡性的典型表现。四是革命性。“卡里斯玛”权威，常常出现在社会的危难时期，此印证了“乱世出英雄”的观点。因此，超凡魅力支配无不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改造一切价值观，并以一切传统规范和理性规范决裂。［１０］３５４超凡魅力信仰是“从内部”对人进行革命。其出现所需的特殊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它巨大的革命性力量。
与一般的理性革命不同的是，它所引起的革命是由内而外、由思想而行动，由精神而波及现实的世界。
简而言之，“卡里斯玛”是在精神和品质上所表现出的一种超自然的、超凡的、特殊的能力。它是一种非日常的、超自然的状态，它排除经济性、重精神而轻物质，其优势在于创造，在于“打天下”。［１１］１０６一般而言，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人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和超凡的力量，敢为人之所不为，往往能在风雨飘摇中力挽狂澜，从而成为时代的英雄或领袖。
二、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卡里斯玛”特质的内容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以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郭秉文、竺可桢等人为代表的近代著名大学校长身上具备“卡里斯玛”特征。那么，究竟哪些品质体现了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卡里斯玛”特征？这里运用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从这些大学校长身上提取若干共同的核心品质，刻画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卡里斯玛”特质。
“理想类型”（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ｅ）又译“理想型”“理念型”，是由马克斯·韦伯创立并运用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分析概念或逻辑工具，是一种对现实进行纯化和简化的方法。从本质上讲，“‘理想类型’仅仅是有关联系的抽象概念”，它是一种通过构建概念体系而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１２］５７从其获取方式上看，“理想类型”是一种思维的建构，即通过片面强调一种或几种观点，通过综合许多散乱的、不
连贯的、时有时无的具体的个别现象，并按上述片面强调的观点将这些现象安排到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中去，就可以形成一个“理想类型”。［１３］２２需要指出，它不是对经验现实的真实描述，也不是指社会“理想”或道德“理想”，或平均状态，它只是一种“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对经验现实进行夸大和扭曲的描述，但这种描述就像漫画家所画的漫画一样，是可以被认得出来的。归纳起来，韦伯笔下的“理想类型”主要包含以下含义：其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一，“理想类型”不是一种目的，它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的工具。正如韦伯所言：“理想类型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方法由我们建立起来”；［１４］４８其二，“理想类型”不是随心所欲的臆想，它是对社会事实的创设、综合；其三，“理想类型”不是个人的社会行为，而是一个类的概念。
据此，本研究通过运用“理想类型”方法来构建关于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卡里斯玛”特质的理想类型，将与之相关的品质提取出来，组成相对清晰的、理想型的概念，同时，抛开他们之间存在的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差异，以便更好地突出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卡里斯玛”特质中最核心的内容。需要指出，本文研究所探讨的是近代著名大学校长这一体的整体特征，而不是某一位大学校长的个性特征。
（一）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为了把大学经营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以身作则、生活简朴，为广大师生做出榜样。梅贻琦执掌清华大学十几年，虽然当时清华大学有雄厚的资金可以由他自由支配，但他却分毫不取。他一生廉洁自律、勤俭节约，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连病后的住院费和死后的殉葬费都是校友们捐赠的。在那个贪污成风的社会，梅贻琦能够保持如此清正廉洁，此乃圣人真君子。身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掌握着北大的经济命脉，但他本人却终身贫困。他两袖清风、生活简朴、粗茶淡饭，他一生连一间家庭所需的房屋也没有，即便如此，他还经常拿出自己的薪俸来接济他的学生和朋友。他说：“吾们做事是为事情而工作而不是为报酬而工作”。［１５］１４７竺可桢在任校长期间廉洁自律、处处为公，他不但注重言教，而且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行动影响师生。其时农学院吴耕民教授对竺可桢廉洁奉公的品质十分敬佩，他说道：“竺先生为人极廉洁，不揩学校的油。……竺先生对学校办公费开支也很节约”。［１６］２３２－２３３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一直秉承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在辛亥革命期间，大学的经费遭到中断，于是他自己主动减薪一半。他以身作则、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为交通大学敦厚朴实的校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甘于奉献。为了把厦门大学办好，他放弃了一切个人的享受，把最好的宿舍留给教授，自己却住在破败的仓颉庙。他这种高尚的品格受到人们的广泛称赞。
近代的中国政局动荡、险象环生，教育资金经常无法得到保障，然而这并没有使一些大学停止发展的脚步。在大学办学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大学校长常常压低自己作为校长应有的薪资待遇，同时，把节
约下来的钱资助比自己更加困难的教师、学生或朋友，甚至通过接受他人的捐赠维持生计，这是作为“卡里斯玛”式人物的一种特有的表现。他们不屑于物质和金钱等外在的物质生活，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是时代的英雄，舍己为人、挽救众生是他们的天职和使命。这种“弃绝财产”“弃绝获利”、远离经济斗争、不求个人利益、清正廉明的高尚品质，正是“卡里斯玛”型权威的“非经济性”的体现。另外，这些著名的大学校长在执掌大学期间形成了卓有特的大学精神和传统，诸如蔡元培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开拓了“北大精神”；张伯苓校长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孕育了“南开精神”；厦门大学萨本栋校长铸造了“自强精神”；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造就了“求是精神”；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些大学精神的形成是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成功的重要标志。
（二）广纳人才，唯才是用
如果说教育理念是大学的灵魂，那么，人才就是大学的血液。毋庸置疑，教授就是大学生命的源泉，世界上任何一种类型的大学都需要杰出的教授来支撑。大学校长们为广聘人才不遗余力。蔡元培在执掌北京大学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北大进行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１７］７０９他通过各种办法引进了一批名家大师，如胡适、陈独秀、梁漱溟、李大钊、周作人、鲁迅、刘半农等。国内的大师名家汇聚一堂，各显英才，为北京大学日后成为国内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浙江大学，竺可桢在未上任校长之前就提出了“教授治校”的目标。竺可桢凭借其超人的魅力，引进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名家学者，如胡刚复、苏步青、束星北、周承佑、马一浮
、梅光迪等，极大地提升了大学的实力，最终为浙江大学赢得“东方剑桥”和“民主堡垒”的美誉。张伯苓校长深知优秀教师对一所大学的重
黎旋等：我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卡里斯玛”特质及其当代价值要性，他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１８］９２这一教师观贯穿于他治校方略之中。在南开大学成立前后，他均把延聘教师放在第一位。他的努力为南开打造了一支优良、精干的师资队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任伊始便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１９］２４可见，几乎近代每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都特别注重延纳人才，他们执掌大学期间都竭尽全力从国内外陆续引进一流的人才，造就了大学人才荟萃的盛况。
那么，这些校长们是如何引进这些人才的？他们成功引进人才的秘诀又是什么？事实证明，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卡里斯玛”特质，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以其崇高的道德修养和超凡的人格魅力，汇聚了一批卓越的教授体。一些专家学者甚至在低薪酬的情况下甘愿长期奉献于学校，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校长身上具备高尚的品质、非凡的魅力、远见的卓识、超人的胆略而备受广大教授的认可、钦佩和赞叹。这种卓越的领导风格，对教师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卡里斯玛“超凡性”的表现。
（三）德高望重，不畏权势
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特别注重个人的品德，他们往往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例如，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在工作和学习上均崇尚简朴，不仅待人尚平等，修养尚平和，而且做事尚至善至美，体现了作为一名大学校长应有的超凡魅力，深受广大师生及民众的追捧。另外，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爱校如家、爱惜人才、爱生如子、不畏权势。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一直“坚持独立发展，单独招收培养女生，不与金陵大学合并，以给予女生更多、更平等的机会参加学校各项活动，使学生受到专门的培养和训练。学校严格认真的管理赢得了家长的信任，使之闻名遐迩”。［２０］２８４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李登辉、吴贻芳、蒋梦麟等校长，虽然并不支持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当学生与政府发生激烈冲突时，他们往往坚决地站在学生一边，出面保护爱国学生，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学生。例如，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先生以身释保学生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著名教育家冯友兰先生就评价：“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是春风化雨，一是兼容并包”。［２１］２９６春风化雨就体现在他对学生的爱护。再如，１９２６年蒋梦麟为了三位在“三一八”惨案中惨遭杀戮的学生，公然抨击政府的暴行，被军阀列入黑名单。还有，１９４７年浙大学生领袖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竺可桢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断然公开揭穿国民党特务的谎言。这是何等的魄力和豪迈！这些校长们做事的胆识和魄力，是“卡里斯玛”式人物常有的风范。
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不仅学富五车、胆略超人、一身正气、坦坦荡荡，而且待人平和、爱生如子、敢作敢为、“从心所欲”。他们不会为了谋功利、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依附权贵。这充分表明了他们不畏权势，
大义凛然的高尚人格，因而受到广大师生的敬重和爱戴。一方面，这些校长通过自身的思想、行动或精神影响师生，得到广大师生的尊重和认同，进而引发一种强大的“革命性”的力量，使得他们所执掌的大学成为近代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学府，这充分体现了“卡里斯玛”特质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这些校长们德高望重、才智过人、魅力超人，因而显得非常“任性”，他们大义凛然，超然脱俗，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因而来去自由，这是“卡里斯玛”式人物十分常见的作风，同时也是其“革命性”的具体体现。
（四）忧国忧民，身体力行
爱国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突出特征，他们从不为自己的处境和私利而忧，却时刻为学校的发展、为民族振兴、为国家的命运而忧。在国运不济、局势动荡的年代，大学经常受到政治的干涉。即便如此，这些校长始终坚持“教育救国”的信念不动摇，绝不轻易向外界屈服，充分体现大学校长应有的担当和爱国情怀。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想要救国，必须要有一流的大学，这是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希望。不向恶势力低头，不屈服于权势，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理想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例如，北洋大学堂（前身为天津中西堂）的创办者盛宣怀的办学宗旨就是“借鉴美国大学办学模式，培养通晓西语，精通技术的新式实用人才，以作育人才作为实现国家自强的根本”；［２０］２０７－２０８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创校伊始就着力培养学生“爱国爱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２２］２４９他把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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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精神，培养爱国情操作为教育教学的首要原则。在教育实践中，他率先垂范，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即便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立志为国家、为学校奋斗二十年。抗日战争时期，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为抗战救国奔走呼吁，最终遭到敌伪的忌恨，于１９３８年４月７日被刺杀。［２０］６６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指出：“年青的人，目光应该远大，要有英勇前进无畏的精神，处处应以国家社会为念”。这些著名的大学校长热爱祖国，忧国忧民；身体力行，洁身自好；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努力避免大学走向低俗。他们坚信学校是做学问、学做人做事的地方，只有把学校办好，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未来。
梳理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经历发现，虽然他们的办学目标和办学理念各不相同，但是这种爱国的理念和教育救国的信念却始终贯穿于每一位校长的精神气质和言行举止之中。当大学受到外界强烈的干涉时，他们往往不顾自身的安危挺身而出，竭力捍卫大学的尊严。他们是时代的英雄，挽救民众是他们的使命。他们不在乎头顶上的“乌纱帽”，也不依附任何一种政治势力，因而具有十分强大的自主性，这与他们身上的超凡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传奇的人生经历，就是“卡里斯玛”特质的最佳诠释。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已淹没在时光长河中，蔡元培走了、梅贻琦走了、张伯苓走了、竺可桢也走了……连同造就他们的那个时代也消失了。尽管南开大学还在、清华大学还在、北京大学还在、浙江大学也还在……但是，往日的盛况似乎不在，往日的辉煌似乎很难超越。这一现象正表明了“卡里斯玛”型权威的不稳定性，一旦英雄人物黯然离去，他们所在的大学也“稍逊光彩”，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
三、近代大学校长“卡里斯玛”特质对当代校长职业化的启示
当前，“双一流”建设和“双高计划”建设已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的热门话题。建设中国特、世界一流的大学的奥秘在哪里？这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当前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借鉴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卡里斯玛”特质，可为当代大学校长职业化成长提供有益的启示，从而助力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的确，如果由“卡里斯玛”式的人物主导大学，就可以减少阻力，并且能够取得成功。［２３］１０－１３因为一个具有超凡人格魅力的大学校长，犹如一面旗帜，有公信力、感召力、亲和力、凝聚力，这是推动大学发展、走向高水平甚至卓越的动力源泉。当代大学校长应努力养成和实践如下几点：（一）坚持淡泊名利、一心为公
当今社会充满功利与浮躁的气息，许多人做事急功近利，追求名利。在此背景下，大学内也是万象丛生。近年来，有关大学校长的丑闻层出不穷。个别校长的素质与大学的地位与影响不能匹配。个别大学校长洋相百出，更有甚者贪污受贿，令人汗颜。据媒体报道，近年来有不少的大学校长因涉嫌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而被判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其中竟然也有纳入一流大学建设名单的大学的校长。例如，中国传媒大学原校长蔡某因涉嫌贪污一案被捕。［２４］可悲，无数人心中的“象牙塔”，竟然成了“贪腐窝”！大学校长倘若如此，能造就世界一流的大学吗？答案不言而喻。从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特质及其反践可知，想要造就一流大学梦就要坚守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在功利与浮躁的社会里，当代大学校长要让自己的心沉下来，成功的要义就在于守住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精神。具体来
说，大学校长应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崇尚高洁，努力摆脱社会的种种诱惑和困扰；应追求卓越，排斥功利，远离俗气，努力打造向善、求真、崇美的大学。
（二）坚持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是每一位大学校长都应坚守的普遍精神，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然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校长在岗位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甚至乱作为。有的校长在任期间，对学校发展事业漠不关心，而热衷于搞形式、走过场，只要学校不“出大事”便“皆大欢喜”；也有的校长好高骛远，树立了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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