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１２；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３－
）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温军超（１９７９－）
，男，河南西平人，讲师，语言学硕士，主要从事典籍翻译研究。第３２卷第４期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年７月
Ｖｏｌ．３２Ｎｏ．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ｕｋ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ｕｌ．２０１５
何处是“家国”
？———黄继忠与《道德经》英译
温军超
（许昌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许昌４６１０００
）摘 要：“家国”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同的指称形式，即传统的联合指称“家国”、分解指称“家与国”、现代意义的“
满江红翻译国家”与“祖国”。黄继忠对“家国”理念的追求经历幼年时期的想象与青中年时期的激进与狂热，最终凝聚到《
道德经》的翻译上。通过对《道德经》的翻译，黄继忠得到了身份彰显，而复杂的翻译动机、直译的翻译策略以及多种副文本因素的叠加，是他彰显身份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道德经》；家国；黄继忠；翻译；身份彰显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９４７６（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４８－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３４５０／ｊ．ｃｎｋｉ．ｊ
ｚｋｎｕ．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２ “
家国”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三种指称形式，即传统的联合指称“家国”、分解指称“家与国”、现代意义的“国家”与“祖国”。黄继忠心目中的“家国”是这三种指称的结合体。他的“家国”是光明却又昏暗的，是清晰却又纠结的，他对“
家国”的想象是美好的，却也揉进了太多的主观因素。借助于翻译，黄继忠一生贪婪地寻自己的“家国”，经过幼年时的挫折，青年时的骚乱，中年时的期冀、怅惘与离散，老来却身归“家国”，神飘荒野。《道德经》的翻译为他的一生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却也对他一生的努力发出了疑问：何处是“家国”？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家国”意义的简单梳理，
借助于对黄继忠前期“家国”想象的厘清，以他的《道德经》
翻译为最终落脚点，试图勾勒出黄继忠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践行以及对自己身份认同所做的努力与挣扎。这也对当今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我们如何到完美的“家国”
？ 一、
“家国”的意义“家国”概念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在黄继忠的人生经历中意义更是重大，它使得作为知识分子的黄继忠奋进与悲伤、
充满希望却无所适从。导致黄继忠挣扎与纠结的原因在于“
家国”的３种指称全部揉在一起渗透到了黄继忠的血液里，
而且这几种指称在词源学考证及其意义演进上虽然趋势清晰，却彼此交融、难舍难分。
（一）“家国”的联合与分解指称形式
“家国”由两个汉字“家”与“国”构成且顺序不可互换。《说文解字》中对两字的解释分别为：“家，居也。从宀，豭省声；
国，邦也。从囗从或。”“家国”的联合指称形式最早源于《逸周书·皇门》：“是人斯乃谗贼媢嫉，以不利于厥家国。”该文中“家”与“国”复合在一起，核心偏向于“国”，既可以指国都，也可以指诸侯所治之地。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中提出：“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其中“家国”已部分获得了“家”的含义。明张居正《答上师相徐存斋书》有言：“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也，
天下亦莫不闻。”清李渔《奈何天·助边》有言：“家国虽殊道自均，须知主仆即君臣。”上述引文中以家为核心的观念已受到了挑战。清秋瑾《满江红·感怀》词有言：“自由香，常思爇；家国恨，何由雪？”其中，“家国”作为偏义复词，核心虽偏向于“国”，但这些意义已提升了一个层次，几乎具有“天下”的含义。
“家国”的分解指称形式“家”与“国”及其变体“国”与“家”，最早见于《礼记·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道德经》第５４章有言，“故以身
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
天下”。很明显，分解指称中的“家”“国”关系已经呈现为“家－国－天下”的序列，核心和基础是“家”，既涵盖了先秦乃至西汉“家”“国”之义，又指称中央王朝统治的所有区域及该区域内的一切，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统一体已经部分具有了现代“国家”的含义。
纵然如此，这两种指称形式仍没有完全获得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含义。陈廷湘、周鼎认为，中华民族主要是在“古代形成的天下观和天下大同思想支配下生存了数千年。传统天下观中，天下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四夷为外服构成理想图式。中央王朝依据此天下观统驭诸夏，把农业文明发展到了极致”［１］前言１。经过西学东渐、战争，这种观念遭到了消解，现代“国家”的完整观念才逐渐形成。严复曾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所做的按语中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家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该观点虽存在少许偏激，但我们不能否认，自秦至清中华民族的“天下”与“国”概念，核心更多指向“家”。由此可见，“家”是传统“国家”与“天下”观念的核心，至于其他外延意义，只是程度具现等级不一样而已。
（二）现代意义的“国家”
陈独秀认为，“（中华民族）和欧美日本通商立法之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２］４５２。
在这里陈独秀并非认为中华民族无国家观念，只是强调无现代国家观念，这并不妨碍“家”在天下观念与传统国家观念中的显赫地位。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曾提出过质疑：“中国人……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３］８他的诉求与期望，即剔除传统的“家”的因素，我们民族的未来就一片光明。事实上，实现从这种传统国家观到现代国家观的全面替换极为艰难。因此就连现代意义上的“祖国”我们有时还称之为“国家”，“家”并不因为“祖国”的出现而消失，而是以隐形的方式弥散在民间，并且根深蒂固，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
姜义华认为，“个人本位主义对传统家国共同体”提出了“挑战”［４］５３。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方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所倡导的个人本位主义、人权理论，以及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平等、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可侵犯等法制原则陆续传入中国。康有为、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人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希望以这些西方风范变革中国，但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摆脱不了家国共同体原有的各种联系网络，乃至梁启超对个人本位主义批评逐渐增多，严复竟然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虽然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依赖于天赋人权的个人本位主义赞誉良多，但最终由于远离大众，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现实威胁，这种个人本位主义“自然就迅速给边缘化了”［４］５５。
社会大同主义也曾尝试过“打破传统家国共同体”［４］５５，随着新中国的建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６０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给传统家国共同体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是试图消灭农民的小私有制，从经济上取消家庭共同体；从反对官僚主义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初衷是根本改变原有国家共同体，而代之以巴黎公社式国家政权。”［４］５６这种社会大同主义致使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再受挫，政治、文化发展严重畸形，直至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混乱。虽然后来重建了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各级领导机构和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但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民营企业的兴起以及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家国共同体的修复越来越艰难。虽然传统的家国意义越来越淡化，但现代意义的国家已经形成且更加牢固。
二、黄继忠的“家国”想象
黄继忠的“家国”想象伴随着自己的人生阅历日益丰富与多元。经历过传统的家国观念影响，受到欧风西雨的洗礼，在意念的牢笼里东奔西突，翻译竟成了他“家国”意念凝结的重心。
（一）幼时的“家国”：外祖父的影响
外祖父对黄继忠的影响十分深远，有关“家国”的理解通过他对外祖父的追怀若隐若现。
黄继忠，１９２３年９月生于江西吉安，“从小失去了父亲，六七岁就随长兄继亮离开母亲和樟山乡官陇村故乡，去上海靠外祖父母生活”［５］１０１。外祖父虽然在经商上日理万机，但好学不倦，终身
不衰。在外祖父的影响下黄继忠不知不觉间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小学毕业时有关中国文化的书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岳传》《封神榜》《西游记》《说唐》等都已尽收眼底。同时，外祖父资助他接受西学教育，这也为他后半生的翻译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人格道德理念上外祖父的“孝”与慈善行为使黄继忠饱受熏陶。外祖父自幼丧父，由寡母夏氏抚养成人。直到夏氏去世之后，外祖父才应吉安慎记钱庄之聘，去上海当沪分庄经理。同时外祖父作为吉安的富翁，一生以仁为怀，对于从家乡到上海闯荡的各人等，外祖父总是倾囊相助，“他所积累的大量财富绝大部分花费在公益事业和佛门中”［５］１０３。这些使得黄继忠的“家国”理念有了初步的轮廓。而这种家国融合了“家国”的联合与分解指称意义。它的中心是“家”“乡”，至于佛门与公益事业的贡献只是这种“家国”的放大而已。
（二）青中年时期“动乱”的“家国”：激进与狂热此处的“动乱”既可以指日本侵华的动乱，又可以指狂躁的整风运动以及其后的“十年浩劫”。抗日战争时期黄继忠考入燕京大学（成都）攻读英语专业，其间，他有从军当翻译官的经历。１９５２年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执教，并担任校工会文体委员兼系教工会组长。１９５７年５月“整风”运动开始，积极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黄继忠带头“大鸣大放”，名噪一时。他指出：“解放初期党关系比现在好”；“党员有了党性，好像就不能兼有人性”；“有些党员对本门业务一窍不通却居高位拿高薪”；“在学术上让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年轻党员不宜做领导工作不如回到业务单位做点实际工作”［６］１２５－１２８。而后“整风”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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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卷第４期温军超：何处是“家国”？
变为“反右”，他上面所提出的意见遭到诟病，黄继忠也突变为“极右分子”。１９５８年２月被送河北清河农场劳动教养。１９６９年，黄继忠被遣送回乡。“十年浩劫”之后，黄继忠才重返北大任教。
抗战时期传统的“家”“国”理念趋于一致，无“家”便无“国”，黄继忠也是以“家”为“国”。新中国成立后１０多年里借助于传统的“家国”思想，他对新时代国家观念进行了超前的解读。他的想象超越了当时的党、家等观念，提出了诸多激进的建议，乃至走到极端。他将所有人当成了自己的家人，“祖国”连同相关指涉全部当成了自己的家，他的传统家国观在这里达到了顶点，同时其学者情怀与知识分子的素养也得以凸显。他将自己当成普通人凭良知与道德表态，并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与效果。但是他仍四处受敌。即使他刨除掉自己最原初的家国关怀底线（对寡母的讨伐），但最终还是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在激进与狂热冷却间隙，他将翻译当成了自己的精神依托，先后出版了多本译著，包括兰斯顿·休斯的《黑人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５４年）、菲立普·鲍诺所基的《比尔·麦凯大哥》（工人出版社，１９５５年）、萧伯纳的《鳏夫的房产》（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等。１９５６年他开始着手翻译美国斯陀夫人的《汤姆大伯的小屋》，直至译文１９８２年由译文出版社出版。他说，
“这是为数不多的、拨动我心弦的几部中的一部……我常常流着泪进行翻译……我感到我的命运与《汤姆大伯的小屋》中的黑人命运是一样的”［７］。对家国的失望让他变得更自私，更自我，“我（翻译这些作品的时候）只有自己，自私，冷血！”“无远（黄继忠妻子）每天下班回家，我就叫她，简直就是轰她带上孩子到校园里去玩去逛。我反锁上书房的门，只顾做我的事！”“我枉对了妻子和孩子们的爱，只想着自己，自私、粗暴。我一点不懂得珍惜家庭跟天伦之爱！我呵！”［８］１４在此时他的“家国”完全破碎，“家”是“虚无”的，“国”也是妄谈，在他心中有的只是通过自己的翻译所建构起来的美好想象。
三、“家国”想象的总结与终结：黄继忠与《道德经》英译
历尽劫波，黄继忠又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旅程。１９８３年，继忠应邀赴美国明尼苏达州哈姆林大学讲学，举家西迁。之后在乔治亚州、福蒙特州讲授中国文化多年。其间他出版了《论语》与《道德经》两部译著。如果说《论语》直译是他对自身中国文化身份的初步构建的话，《道德经》英译则是他一生家国想象的总结与终结。《道德经》有其本身的“家国”定位，“家国”的范围因“家—国—天下”序列独呈其国家起源的彩。虽具体体现为“家国”的联合与分解指称意义，但是在《道德经》翻译中通过直译的翻译策略和诸多副文本因素的叠加，黄继忠将自己一生获得的家国意义建构到译本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彰显。但是他的突然离去使得在世者不得不发出何处是“家国”的感叹。
（一）《道德经》与“家国”构建
《道德经》有其自己的“家国”构建模式，通过“家—国—天下”序列获得了自己独特的指称意义。
《道德经》王弼注本中“天下”一词共出现６１次，“国”字出现２６次，“家”出现３次，“国家”出现２次。文中“天下”的指称意义各有不同，但总体上可以分为３类：（１）被管辖的范围、国土；（２）被管辖的人，天下人或物；（３）泛指的人世间。文中的“国”在春秋时期主要是各诸侯、士、大夫等的封地。“家”即为有血缘关系组成的家族或氏族。而“国家”则是指称以“家”为核心的统治区域乃至延伸到无边无沿的“天下”。很明显，这些词汇无论是分解还是复合指称都脱离不了传统意义国家的藩篱。但可喜的是，它已经通过“家—国—天下”这一序列为世界范围的“国家”生成提供了独特的范例。
“家国”定位的一个要素是统治者的选定。在《道德经》中“家国”的统治者被定位为“圣人”。但这个统治者只是人们的假想对象。与其他诸子一样，老子也期望通过努力使自己的假想变为现实，使假想的对象变成真的“圣人”。虽然他主张无为、不争，崇尚“水德”“朴”等，但他所做的一切总有点虚伪的痕迹。
“家国”定位的一个要素是敢于担当、敢于执牛耳的谋臣的存在。包括老子在内的诸子都期望以自己的假想构建“家国”。道家是有点虚伪的“全面”归服自然的隐士派，墨家是劳苦大众的行动帮会，法家是专制君主的智囊团，而儒家则是拥有无限同情心与正能量的文化人的学派……诸子如若假想实现则成为位高权重的士人，如若无人支持便走向市众乡间成为师。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有担当的勇气，有否定的精神，他们敢于为自己的主张而献身。换句话说，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先驱。
（二）《道德经》翻译与黄继忠的“家国”构建
基于以上诸多因素，在译出《论语》之后，黄继忠便转向了《道德经》的英译。这个过程融进了他的诸多过往，虽然通过直译与副文本因素的叠加，“家国”理念的整合与构建获得了凸显，实现了自己的身份构建，但最终还是让人产生“何处是家国”的怅惘。
１．《道德经》英译本简介。该译本由亚洲人文出版社出版，全书共２１２页（包括附录），由插图（宋朝吴兴、赵孟頫所画老子画像）、致谢（ｄ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中国朝代纪年表（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发音凡例（Ｇｕｉｄｅ ｔｏ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前置文本（Ｐｒｅｆａｃｔｏｒ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包括《老子传》、“导论”和“老子马王堆帛书本简介”）、正文部分（“Ｔａｏ：ｔｈｅ ｗａｙ”和“Ｔｅ：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ｓ”）、“注和评论”以及附录（帛书Ａ、Ｂ本）（中文）八部分组成［９］。译本题目直接译为“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ａ ｌｉ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ｔｅｓ，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言外之意，译本的翻译策略是直译。译本“致谢”献给先兄黄继亮，并以《诗经·邶风》作引。“中国朝代纪年表”从“五帝”开始直至清朝。“发音范例”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标准，读者可以以国际音标、英文发音为参照读出汉字的发音。“前置文本”中《老子传》主要是司马迁《史记·老子传》的全文直译（加注），“导论”主要是有关老子其人其书背景信息的植入（加注），“老子马王堆帛书本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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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７月
介”部分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考古学发现来补充《道德经》文本中的一些文字信息。正文之后的“注和评论”共６８页，几乎占据整本书篇幅的１／３。
２．身份彰显：翻译动机与翻译策略。《道德经》的丰富含义以及它完美“家国”的构建，成为促使黄继忠在《论语》的英译翻译完成之后，选择《道德经》直译的动机之一。幼时“家国”的记忆在青中年的动乱时期被瓦解，就像一个儒生的入世梦在现实的碰撞下变得粉碎，知道这个无可挽转，只能寻求顺其自然，而《道德经》刚好弥补了黄继忠的失望。将近４年他翻译完了《道德经》，但由于长年伏案笔耕不辍，积劳成疾，这也是造成他很快辞世的原因。以黄继忠一生的经历为参照，我们可以猜想：海外流散者的身份是他选择《道德经》直译的动机之二。黄继忠毕生大多岁月都在中国度过，虽然有着那么多的痛苦与怅惘，但也交织着自己的激情与奋斗。遗憾的是老来却成为流散者。纵然岁月再残酷也比不上家国精神上对他的冲刷，更何况此时的国家容颜大改。在美国定居，根深蒂固的理念与习惯已难改变，因此黄继忠心中带着一种“家国情结”，对传播中国本土文化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意图通过传统典籍的翻译寻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和价值。而作为中国民间宗教道教典籍的《道德经》就成了他的翻译对象。黑头发、黄皮肤是亚洲人也是中国人的外在形象，纵然黄继忠头发变白，但黄皮肤是抹
不掉的，至于内心对“家国”的纠结情感也从来剔除不掉。因此，病重之后他选择由家人陪护自美返京，最终在他终身倾注了强烈感情的“家国”逝世。
既然想象的“家国”变不成现实，那寄托于文字间的转换译介、保持自己的文化可以算作一种获得慰藉的尝试吧。但是如何转换呢是以意译还是直译为主导策略呢？孙艺风指出，“离散译者”在文化放逐中存在着并希望完成文化使命的构想，而且译者在“异化”和“归化”的文化状态之间存在着第三种文化状态。这种状态强调“在协调文化关系以及应对文化差异时，到别出心裁的翻译模式，从而不必诉诸本土策略一理智的文化调解可以确保文化价值的成功传播”［１０］９。但是黄继忠却选择通过直译，实现多元文化体系中对本族文化身份的坚守：其一，题目直接译为“ＴａｏＴｅ Ｃｈｉｎｇ：ａ ｌｉ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ｔｅｓ，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道”即为“Ｔａｏ”，“德”即为“Ｔｅ”；其二，副文本信息中“中国朝代纪年表”、《老子传》、“老子马王堆帛书本简介”都是采取逐词翻译加注的方式进行；其三，原文语句被译为英语后，句段排列顺序变化不大；其四，在关键术语的翻译上，黄继忠也是以直译为主，除了“道”“德”两词，在译文中虽然都以英语单词但是在注中很多术语都是汉语拼音拼读之后再加上了英语的详细解释，比如“有名”（ｙｏｕｍｉｎｇ，ｔｈｅ ｎａｍｅｄ）［９］１６０等。
３．“家国”构建：副文本因素的叠加。除了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黄继忠还通过副文本因素的叠加来实现与总结他一生的“家国”轮廓。
“副文本”一词最早由法国文论家杰拉德·热奈特（Ｇｅ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ｅ）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它是指“在正文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１１］１，具体包括序跋、封面、标题、献词、插图、注释等。通过对副文本的剖析，我们能够更直接清晰地挖掘到黄继忠个人“家国”构建所带来的无奈与悲伤。
插图是元朝吴兴赵孟頫（１２５４－１３２２）所画老子像。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通律吕，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译本中的老子画像，人物眉目清晰，须发分明，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工而不滞，细而不涩，形象饱满，设典雅。老子是道家思想的源泉，黄继忠将该图像置于译本中意图很明确，即为向西人介绍普及《道德经》并消减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神秘感。
致谢部分题为“致先兄黄继亮的记忆”。黄继亮为黄继忠长兄，“”中遭毒打致死。黄继忠以《诗经·邶风·二子乘舟》篇为致谢辞：“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１２］８６目的很明确。春秋时代卫国第十五任国君立公子伋为太子，但后来受宣姜的鼓动要杀掉他，公子寿为伋的同父异母兄弟，劝母亲打消杀伋的阴谋，失败，趁伋酒醉夺走使节，被贼人杀害。伋为使贼人能够向卫宣公复命，道明原委，亦被贼人杀害。二人只是因为同舟，“没有犯错”却双双被“害”。映射到黄继忠身上，长兄被迫自杀，而自己却流亡他乡。原本都是爱着自己的“
家国”，虽然社会位置不一样，但由于自己“爱国”所带来的灾难殃及“不知所以”的长兄，自己受罪不说，还害得长兄被迫自杀。这是何等的凄惨！
中国朝代纪年表、发音凡例、前置文本都是为了方便西人阅读《道德经》所提供的背景信息，这些信息成为西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工具：纪年表方便西人了解中国历史的更迭从而加深对《道德经》在历史上重要性的认同；发音凡例便于西人从中国视角拼读专有名词与术语；前置文本对老子其人其书学术视域下的先前研究及历史译本都做了系统的梳理。
译文后注和评论近４００条，涵盖道家关键术语、民族特词汇、历史背景阐释、文本释义等类别。附录则是《道德经》马王堆汉墓帛书本整理本的中文版，更增加了该译本源文本存在的可靠性与科学性。
这７部分按理来说应该透漏出黄继忠生活经历的更多信息，因为它们存在负有的责任就是记录黄继忠一生“家国”建构的反思，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隐藏了很多的东西，比如对自己所做错事的释解（包括对寡母的讨伐、对妻女的致歉）、在美国流散的孤独、对母亲去世的不能尽孝、女儿猝死带来的悲伤等。这些问题随着他的逝世烟消云散，而译本的出版反倒使得个别生活碎片获得自然叠加。这片土地上“家国”理念的更迭虽然使得他满腹惆怅，但他出生的土地还是接纳了他，只不过神飘荒野老来却身归“家国”。
四、结论
北宋大儒张载曾有四句话众口相传，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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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卷第４期温军超：何处是“家国”？
职责，后来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事实上《道德经》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很早就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定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类似的职责。但是“家国”理念的更迭使得很多知识分子遍体鳞伤，在“”的泥淖里，非左即右的政治判断使得黄继忠这个普通的译者左冲右突，由国内到国外，直至葬于故土、神飘荒野，这也惹得头秃齿豁的幸存者发出了“何处是家国”的感叹，这正是后来很多知识分子甘于受制于体制、失去批判力、成为“为学术而学术”单向度论者的根源。
参考文献：
［１］陈廷湘，周鼎．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８．
［２］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Ｃ］／／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５１．［３］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沈渭滨导读［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姜义华．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及其现代嬗变：下［Ｊ］．河北学刊，２０１１（３）：５３－５８．［５］黄继忠．追怀先外祖赵公彝珊［Ｇ］／／吉安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吉安市文史资料：第２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吉安市委员会政宣文史办公室，１９９２：１０１－１０４．
［６］黄继忠．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Ｎ］．北京大学校刊，１９５７－０５－２９．
［７］巫宁坤．一位被遗忘的文学翻译家：纪念黄继忠教授逝世四周年［Ｎ］．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５－０９－０２（６）．
［８］周绍昌．“痴者”学人黄继忠［Ｊ］．中外书摘，２００９（２）：１２－１５．
［９］Ｌａｏｚｉ，Ｈｕａｎｇ Ｃｈｉｃｈｕｎｇ．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ａ ｌｉｔｅｒ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ｔｅｓ，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Ａｓｉａ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１０］孙艺风．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Ｊ］．中国翻译，２００６（１）：３－１０．
［１１］Ｇｅｎｅｔｔｅｅ，Ｇｅｒａｒｄ．Ｐａｒａｔｅｘｔｓ：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１２］姜亮夫．先秦诗鉴赏辞典［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８：８６．
（上接第４７页）并非全知视角的叙述方式使读者能直观地看到叙述者的心理变化，同时也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从微观上看，作为一种创作手法的心理现实主义，是由晚期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中孕育初生，在现代主义流派的灌溉下发展成熟，最终形成的一种兼两者之长的新的小说创作手法。早期的心理现实主义是作为一种对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弊端的弥补而被小说家和评论家所推崇，它拓宽了现实主义手法只注重外部现实环境而忽略人物内心变化的界限，实现了文学“向内转”的愿望，如托尔斯泰将心灵辩证法
引入其现实主义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运用多声部复调理论对人物心理的多层次探析等。直至现代主义思潮在文坛风起云涌，心理现实主义又作为一种对现代主义将文学表现内容局限于人物内心密室，而完全摒弃小说情节结构的扭转而引起人们重视，学术界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掀起的“现实主义回归”热潮便是对这一创作手法的回归。后现代话语环境下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秉承早期心理现实主义发展而来的写实主义创作原则，同时融入了创作结构的拼贴性与零散性、创作视角的多元化与复杂化等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爱丽丝·门罗灵活运用这一创作手法，在作品中将心理结构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使心理线索与情节线索交错发展。正如英国《新政治家》周刊对她的评价———门罗的分析与感觉的能力甚至达到了普鲁斯特的高度。另外，在作品中，她巧妙地处理心理对象化和现实心理化的关系，坚持“契诃夫式”的写实主义传统，对家庭亲情爱情等琐碎生活的描写也拓宽了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主题。在叙述技巧方面，情节的拼贴与特殊叙述视角的选择践行了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新技法。门罗的创作对于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实践和推动作用。
作为当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爱丽丝·门罗用自己独到的眼光以及精湛的手法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纷繁而深刻的文学世界，她对现实主义的继承，对心理刻画技法的巧妙运用，都表现出对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继承与发展，这也使其作品在百花争艳的当代文坛显得别具一格。
参考文献：
［１］Ｚｈｏｕ ｌｉ．Ａｌｉｃｅ Ｍｕｎｒｏ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ａｃｋｅｒ［Ｊ］．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４（４）：９－１５
［２］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Ｍ］．朱雯，乔佖，朱乃长，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７．
［３］艾丽丝·门罗．逃离［Ｍ］．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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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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