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昨日之会”节考释
Textual Research on “Yesterday Meeting” Chapter in Chenghao and Chengyi Quotations
ZHANG Xinguo （Philosophy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volume of
Chenghao and Chengyi Quotations， recorded by Li Duanbo，reflected the academic argumentation between Chenghao and Hanwei in the Song dynasty. It has been considered valuable by the scholar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put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back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argumentation was a part of an academic meeting in Yingchang in the Song dynasty in 1081. The meeting was recorded by Lu Dalin in “Yesterday Meeting” Chapter. It is meaningful for us both to comprehend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and understand the whole cultural situation then.
而划分程颢与程颐语录的繁难之处在于，门人学生各以自己的语汇记录，且散见于《二程集》中对于同
一件事的记录多有理解的不同与思想侧重，这在卷二“昨日之会”节尤其突出。对此，学界尚未有专门的研究，本文拟作历史和义理考证与辨析。这一工作亦涉及书中多则材料的澄清，
对理解明道思想及其发展乃至对当时文化实况的把握具有重要意义。
明道资料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价值
《二程遗书》卷一“端伯传师说”，为二程门人李端伯记录。李端伯先于伊川而逝，为伊川所重。在《祭李端伯文》中，伊川尝道：“自予兄弟昌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为有力
矣。”[1]634“刘质夫”指的是二程门人刘绚。刘绚与吕大临对“昨日之会”也均有记录，且较为可信。对于李端伯所记二程语录的可信性，伊川曾加以首肯道：“《语录》，只有李吁得其意，不拘言语，无错简者。”[1]1后来朱子编定《二程遗书》亦说：“才经李端伯、吕与叔、刘质夫记，便是；至游定夫，便错，可惜端伯、与叔、质夫早丧。”[2]3261幸运的是，“昨日之会”各节分别为李端伯、吕与叔和刘质夫录，可信为真。“端伯传师说”第一节所录为明道与韩维之间的儒佛之辨：
伯淳先生尝语韩持国曰：“如说妄说幻为不好底性，则请别寻一个好底性来，换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圣贤论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元是完足
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义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义也；故常简易明白而易行。禅学者总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说，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犹患门人未能尽晓，故曰‘予欲无言’。如颜子，则便默识，其他未免疑问，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可谓明白矣。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会禅，也非是未寻得，盖实是无去处说，此理本无
二故也。”[1]1
李端伯与之后编定《二程遗书》的朱子都将此条列为第一条，整节内容为明道阐发自己辟佛的重要思想。要之，明道此段语录重在阐发其“道即性”的道体论儒学思想。即在他看来，人性不是像佛家所言是空幻不实的，人性之善就在此浩浩不穷、生生不息的宇宙之道的化育过程中显现，否则就会认定人之善性须在此变动不居的世界之外索寻，而这在明道看来是荒谬和不可能的。这也显示了明道始终以生论性而不特别表彰极本穷源之善性的思想特质。正如陈来所说：“程颢所谓‘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现实属性。”[3]
程颢一向以温润和蔼见称于后学，而本节明道表述的语气显然偏重。加之，此节并未记录韩维的说法。也只有考定出二者之间在具体时空语境中交流往复的实情，二者尤其是明道思想的全貌方可加以准确衡定。说：“如果想认真了解理学的根本取向，在纵的方面必须把它置于全部宋代儒学的历
史动态之中做整体的观察；在横的方面则不但要研究理学家的种种言论而且更应该考察他们的实际行动。[4]920下文对于包含上述明道与韩持国论辩内容的“昨日之会”的考辩，亦即以此为方法论。二、“昨日之会”考证：历史与义理
“昨日之会”节语出《二程遗书》卷二上，此章上下两部分均为吕大临于元丰己未（1079）冬见二程后记录。对于包含明道所发儒佛之辨内容的“昨日之会”节语录的考证，在具体方法上分为历史事实考证和义理考证。相对于历史考证，即参考二程年谱，从义理上加以考证显得更为繁难和重要。而后者即“昨日之会”节的义理考证，笔者自觉自始至终将散见
于《二程集》的相关记录不仅考证为明道所言，同时在“昨日之会”节历史语境基础上从义理思想的相关性上加以连贯，希图还原当时的谈论语境。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认为程颢、韩维等人之间相关的学术集会只有一次。
（一）“昨日之会” 时间考证
兹将“昨日之会”节录呈如下：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
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他。然据今日次第，便有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只看孟子时，杨、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盖亦系时之污隆。清谈盛而晋室衰。然清谈为害，却只是闲言谈，又岂若今日之害道？今虽故人有一（初本无一字）为此学而陷溺其中者，则既不可回。今（初本无今字）只有望于诸君尔。直须置而不论，更休曰且待尝试。若尝试，则已化而自为之矣。要之，决无取。（初本无此上二十九字）其术（初本作佛学）大概且是绝伦类，（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会，大率谈禅’章内，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于此。异时有别锓版者，则当以此为正。”今从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已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毕竟学之者，不过至似佛。佛者一黠胡尔，他本是个自私独善，枯槁山林，自适而已。若只如是，亦不过世上少这一个人。又却
要周遍，谓既得本，则不患不周遍。要之，决无此理。（一本此下云：“然为其学者，诘之，理虽有屈时，又却乱说，卒不可凭，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执持？今彼言世网者，只为些秉彝又殄灭不得，故当忠考仁义之际，皆处于不得已，直欲和这些秉彝都消杀得尽，然后以为至道也。然而毕竟消杀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气，则须有此识；所见者，所闻者声，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乐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强曰必尽绝，为得天真，是所谓丧天真也。持国之为此学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尽说得知
有这道理，然至于“反身而诚”，却竟无得处。他有一个觉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无“义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赞易，前后贯穿，都说得是有此道理，然须“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有德行字）处，是所谓自得也。谈禅者虽说得，盖未之有得。其徒（笔者按：暗指持国辈）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国家者，然又须道得本则可以周遍。[1]23
在“外书”之“传闻杂记”中，有记载道：“韩持国与伊川善。韩在颖昌，欲屈致伊川、明道。”[1]435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录苏轼乌台诗案推证，“昨日之会”之事可能发生在元丰三年（1080）：“二程初至颖昌为韩维上宾和范镇移居颖昌，适同在元丰三年。”[4]71按：据年谱，当为元丰四年（1081）。元丰三年，程颢仍知扶沟县，九月后才罢去。后二程兄弟寓居颖昌（今许昌），侍奉父亲程太中。韩持国所撰《明道先生墓志铭》中即载：“先生之罢扶沟，贫无以家，至颖昌而寓止焉。大夫（太中公）以清德退居，弟颐正叔乐道不仕。先生与正叔，朝夕就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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