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
我们已经知道，网络有两种测量方法，网络最重要的形式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是一个重关系的社会。在我们汉语里边“关系”这个词就有他丰富的内涵。组和组、地方和地方对这个词有不同的理解，这就造成关系成了国际社会网络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关注点，同时也是中国学者研究国际化的时候的一个研究兴趣，所以我们将社会关系作为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来看一看国际学界对于关系是怎么看的，以及我个人是怎么看的，包括我们现在做的综合社会调查，以及以往的一些较小的调查，在这些调查之中我们是怎样处理中国社会的“关系”这一概念的。
我在十多年来研读中国的和国外的一些关于关系的文集，我们需要讨论能否将中国的关系概念科学化，或者说社会网络化，能不能用科学的语言来涵盖这个关系。有一派学者假定可以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概念具有他的理论普适性。但是还有一派学者不这样认为，他们
认为任何关系都具有其本土性。例如一些坚持做中国关系研究的学者，他们认为很多中国的根植于本土文化的概念有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普适性的概念，他的文化内涵就会失去，这样这个概念就和中国文化脱离了，就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现象了。在中文的表达当中，有时候我们用引号的“关系”来特指这种具有文化内涵的关系概念。
我个人以为，关于中国的关系，有三大不同的解说。第一个，就是将关系定义为“从家庭拓展出来的有义务含义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他最核心的含义是基于家族主义的一些文化定义的，比如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妹之间的关系，在关系当中的人是怎么做的。在关系当中强调一种基于家族主义的义务。1940年胡先缙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的面子》，这篇文章在西方社会科学界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他的文章材料被加芬克尔改造写了美国的一些理论。
1949年在香港出版了梁涑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他提出来关于中国文化本质的三句话：伦理本位、关系无界、阶级无涉，我个人认为这三句话是合理的。他讲了很多的故事，但他的基本理论认为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与他对应的，西方是团体格局的社会，团体格局的社会是依据于利益的，而中国的关系社会是依据于关系的、依据于伦理本位的，
从生下来你的定义就是从你和其他人的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的，因此每个人是由中国家族主义中的“义务”来定义的，不是像西方社会那种团体的和个人的利益来定义。这样的社会由于是一个关系的社会，而关系与关系之间又是无穷止的，因此每个人的关系网都是没有边界的，可以无限的走下去。在这样一个关系导向的社会里面人们是划圈子的，用我的语言来说就是熟亲性的圈子，是一种圈子文化，而这种圈子是可以跨越各种组、阶级界限的，在这个文化下阶级就不是一个有显著意义的可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变量了，所以他说阶级无涉。
同年，费老在西方教书的时候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的学说与梁先生的学说也是有一定关联的，但二者的角度不同，我想梁先生是从一种文化的视角，而费老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解释。费老的书看起来像是在讲故事，可是他讲着讲着就把概念推出来了，你同不同意是另一回事，但是他定义的很清楚。费老的著作在社会上引起来某些误解，就是怎么归类的问题，我去香港买书的时候，我在社科类图书区一看费老的文集只有零星的几本，没有整套的，我就问服务员能不能帮我一套整套的，结果服务员告诉我去报告文学的书那边。他们把费老的书当作报告文学来卖了。费老的《差序格局》很简短，他讲了网络中心性的文化中个体为了满足一些私利，与生俱来的技巧就是织自己的网络，而网和网之
间又是交叉的，这就被称为“差序格局”，和所谓的“团体格局”相区别。就像一捆柴，每一根棍子和其他的棍子是分的很清楚地，你是你我是我，但是绑在一起它们相互之间又有一些共同的利益。而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总是在织网，导致的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就叫做差序格局。差序格局这个词在英语中是很难翻译的，如果大家学了社会网络的话，你可以直接说“networked structure”，或者说“multilayer networked structure”，当然前面的修饰语在我个人看来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做跨文化研究的人，必须把中文翻译成尽量表达其含义的英语，这样才能让国外学者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
美国有一个人类学家叫Fried，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允许他到中国来搞调查，他当时在中国的一个乡镇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导引整个乡镇最关键的就是关系，每个人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如何说，怎么办，能不能办成功，全看和谁交往，全看这个交往中能不能把握关系文化对自己的一些约束。所以他当时就写了一本书，叫fiber of china society，能够把社会粘团在一起，同时又能够把资源运作起来的，他认为就是“关系”，当时他对关系的界定是根植于家族体系的，义务性的对行为的解说。
金耀基教授退休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早年是在台湾读书，后来又去了香港，去了美
国，金教授从匹斯堡大学毕业之后，回到香港中文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他在85年、86年以及90年代写了多篇关于中国人的关系文化、关于中国人对外文化的一些东西，事实上他的一些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的结论，可以说就是梁溯溟、费孝通之前所写的关于中国社会以关系为中心的判断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仍然存在，这个文化有它的持续性，至少它把关系文化粘合在一起，现代中国在关系结构的基本含义上是没有大的变化的。
黄光国在86年、87年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发表了两篇文章，《面子与恩惠》，他的这篇文章是在用英文来解释中国社会关系的文章中的第二篇，第一篇是指胡先缙早先的那篇，两篇文章差了四十多年，这篇文章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写的，认为中国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权力的博弈，有一种关系是情感型的，也有一种关系是复合型的，怎么通过关系来运作资源，他对关系的解释也是基于最初对关系的基本定义的。
还有两位人类学家，一个是Yan，相信大家都读过他的《礼品的流动》。几年以后，Kipnis通过对关系的基本定义，讨论了伦理关系和义务。以上便是对关系的第一种解说，就是讲什么是关系，关系的核心含义是什么。
第二种解说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和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学者主要以研究西
方的这些人为主，我把我自己也放进去了。1979年，Jacobs第一次重新来看待中国人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他认为不完全是第一种解说，而认为关系在中国是一种工具性交换的凸现，他们将这种关系称之为Particular instrumental ties，这两个词加在一起可以说是反帕森斯理论的。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将传统和现代是看作是运动中的两极，描述一个行为的连续体的两极，一方是传统，一方是现代，代表传统的关系往往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关系，是用特殊主义原则来看待的，是父子之间的、母子之间的、师生之间的，是具有特殊主义含义的。处于特殊主义含义关系中的双方是在熟人社会当中存在的，是相濡以沫的，是不可替代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就是特殊主义的，是不可替代的。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关系可能就是一般化的和普遍主义的。处于普遍主义原则下的，关系双方都是可以替换或者交换的，比如说医生和病人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这种关系的核心含义并不是情感交流，他是工具性交换。比如说我将知识传授给大家，而我传授知识并不是我的直接目的，可能是我的一种谋生的手段，我对我的收入是有目的的。学生也一样，学生交钱来学校学习，跟老师没有什么私人感情，听完课就走了，你们要的就是我的知识，得到知识之后能够强化自己的人力资本，以后到社会上谋生。普遍主义原则关系的核心含义就是工具性交换。
问题来了，Walder把两个在帕森斯的理论里边完全不搭界，逻辑上相通的两个概念放在一起了，说这就是中国。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呢？中国的关系都有特殊主义的彩。老板和下属有哥们关系，教师和学生有时有父子般的关系。
我有一个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同学，学生对他都像对待自己父亲那么尊重，他对学生的关心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于我这个受了一些洋化教育的人来说，我自己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会觉得，这样管理学生甚至是太霸道了，把学生的自由性全部都剥夺了。我对学生个人的事情一般不关心，只关心学业上的问题，当然学生毕业的去向我也会关心，会鼓励和指导学生求职，但我不会像父爱似的大包大揽。处于特殊主义关系中的师生关系，教师往往是父权主义或者父爱主义的，虽然我们现在非常现代化了，但我看很多国内教师还是存在这种父权和父爱的方式。这是一把双刃剑。有自由有没有真的关心和关心。
walder他是匈牙利人的后代，在美国土生土长，在美国研究中国人。研究中国人的都是国外学者中的聪明人，因为这是挑战最大的学科。因为所有普遍的理论都不能用来解释中国。有一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个记者，1980年在卡特和中国建交时就来到了中国。他是哈佛大学大学学历史的，师从费正清。费对中国的明清史和近代史非常有研究，但在他的研
究的时期，中国研究是非常冷门的。而尼克松与中国建交时，他是非常重要的顾问。回到这个记者的故事上来。由于中国人的行为导向和文化习惯对外国人很有吸引力，对这位记者也不例外。这位记者修完费正清的课之后，得到A的成绩，并且得到一张来自费的明信片，说道：你在中国研究领域非常有潜力，可以在此领域发展。事后问起，原来费教授给每位学生都寄了这样一张卡片。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记者，在中美建交时成为特派记者来到中国。他一来到中国就遇到“你的单位呢？”的问题，因而他也遇到了“关系”这一问题。
同样的研究中国的andrew walder也很聪明，他用西方的理论来看中国，但他表达出来时是改造了的西方思维，他把关系说是Particular instrumental ties，西方人也能听得懂。但是我们的“关系”一词就不一定能为西方人所理解。这里Particular instrumental ties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特殊主义的怎么可能是工具性的呢？特殊主义导向应该就意味着情感性emotional，就以为不讲条件的，似乎和工具性相矛盾。这时Andrew Walder可能会讲一些中国的小故事来诠释他这样一个理论，西方人就会明白，何为特殊主义的，但是又是工具性的。这里我们把这个词翻译为缙怎么读“特殊主义导向的工具性关系”。在帕森斯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等功底上，你会发现这是一非常有趣的概念。因为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讲究逻辑性，而特殊主义和工具性这两个理论之后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两个逻辑冲突的概念怎么会糅合到一起
的呢。所以walder 的这本书得到了当年的社会学最佳著作大奖。他在书中用关系理论来看中国的管理，中国的政治秩序，解释中国文化。
后来就是美籍的华人学者杨美惠，在建交后来到中国一方面学习中文，一方面研究中国文化。她和北京的许多干部子弟也建立了朋友关系。在这期间，她发现了粮票，户口本，开后门等她所不明白的东西。她把这些归纳为人类学研究中的“礼品经济”概念。即，用礼品来互相交换，以物易物，通过社会标识来表明交换双方处于长期交换范畴当中。虽然具体说法不同，当从这一概念也可以看出她也认为中国的关系是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导向的。即这种关系的发展最终是有所目的的，是为了资源交换的，但关系基础又是情感的，但是若只为了某种目的来发展关系往往也是不行的。
我把我的研究也归入这一范畴。在90年代我也提出了一些观点。Sentimental ties,我认为中国的关系是有情感彩的，不是赤裸裸的交换，没有情感是不能完成交换的，但是只谈情感不谈交换也是不足以说明中国的关系模式的。
独树一帜的是第三种模型，它由林南教授提出。他把中国的关系叫做social exchange ties of asymmetrical trancaction，翻译过来是说，中国的关系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但这存在
于任何一个社会，不是独属于中国的，而“非对称交换”则表现为比如“A给B帮了个忙，于是B给A一些点心”，也就是交换的资源是不相同的，有时还要等比较长的时间，因此就每次交换来看，资源的交换好像都是不对称的。但是中国的关系不是即时的，是长期的。一次交换完成后，双方觉得对方还不错，关系就继续下去了，就进入了关系网。
三个模型有所区别。第一个重视义务和责任，但是是情感性的。第二个强调工具性，也未抛开情感性的基础。第三个是比较集中的看待社会交换关系。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行为有什么意义呢？
我依据这三个模型做了研究。Social eating network即是我通过这个研究所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研究这三个模型在餐饮网上是否有差异。如果有差异，就会反映理论意义上的不同。在餐饮网的角度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社交餐饮。在中国这样的关系社会，发展和拓展关系当然需要一种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有时是自然发生的，比如家庭，同学，战友。但是这只说明了关系的前提，而不能说明关系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过程就是攀谈，和微小资源的交换，这时最好的情境就是吃喝，即“酒肉朋友，柴米夫妻”。即使是救命恩人，也需要后来的礼物交换，也需要这种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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