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至叙事诗《蚕马》
冯至1925年著的《蚕马》一诗，见录于北新书局1927年版《昨日之秋》集，是被朱自清誉为新诗中“堪称独秀”的四部叙事诗之一。人们常说冯至小说有诗化的倾向，相对的，这首《蚕马》则是他某些诗歌小说化的一个明证。《蚕马》之故事原型，来自干宝的《搜神记》，冯至在本诗附注里引：
传说有蚕女．父为人掠去，惟所乘马在。母曰：“有得父还者，以女嫁焉。”马闻言，绝绊而去。数日，父乘马归。母告之故，父不可。马咆哮，父杀之，曝皮于庭。皮忽卷女而去，栖于桑，女化为蚕。
废名在《谈新诗》里说：“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以往的旧文学，无论旧诗也要，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这是一段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字，它给出了新诗和旧诗的一个重要分界。废名的诗作，都可以证明这个观点。但有一点要注意，就像古诗里既允许有李商隐的《无题》诗，也允许有王梵志的顺口溜一样，新诗也当充分允许了各种形式的存在。倘若不知变通地拿废名的主张
去要求冯至这首《蚕马》，则它很可能是不被承认的。
从第一次读冯至的《伍子胥》始，我便觉得冯至是个富有想象力、生命力，而又很温存的人，文字上具备了极好的把握力和灵敏性，以至于教人觉得，他的小说、他的诗，都不必拿体裁去框限，他只是用一些舒展、优美的文字，来讲述一种情绪、一个故事，冯至的十四行诗向来是令研究者们热心的话题，即便对固定形式怀着否定态度的废名，也不得不承认冯至某些十四行诗取得了杰出成就，甚至要说“十四行体真是有助于诗情了”，然而这并非“十四行体”的功劳，而是冯至自身才华使然，所以废名又说“十四行体是你自己的自由，并非新诗的形式”。也即是说：一个良好的诗人是可以驾御形式的，他可以选择这种或那种来达到艺术的审美效果；但任何形式都不该成为新诗的“规格”，拙劣的作者倘若依照某种体式去写诗，就只能成为被缰绳牵住的马，循着陈旧的老路哼出些陈旧的调子来。
转过来看《蚕马》，就像古代的长篇叙事、咏史诗如《长恨歌》、《圆圆曲》一般，诗歌内容是早就被规定好的。《长恨歌》写明皇和贵妃的离合、《圆圆曲》写吴三桂和陈圆圆的聚散，《蚕马》写少女和骏马的生死盟誓。作者所要做的，是用他的眼睛去看那些记录在野史、传奇里的故事，到他的线索，融入他的感情和思考，以完整这个故事，使它成
为“他自己的”。而这种贯穿始终的个性化要素正是辨别作者水平高下、成就作品艺术审美的最主要的依据和原因。
《蚕马》这首诗，冯至分了三段来书写，每段开头都用了相似的咏叹调，使诗歌的最外层面目是一个青年弹着琴、对心上人歌唱爱情的歌曲，他所唱的乃是个忧伤的、热烈的远古传说：蚕马—女化蚕。这就构成了类似复调小说的框架，叙述者本身是一个故事，他所叙述的故事又与他本身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细读《蚕马》，第一段咏叹如下：
溪旁开遍了红花，/ 天边染上了春霞，/ 我的心里燃起火焰，/ 我悄悄地走到她的窗前。/ 我说，姑娘啊，蚕儿正在初眠，/ 你的情怀可曾觉得疲倦？/ 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 就不必打开窗门问我，“你是谁？
这个调子在将读者带入遥远时空的同时，也规定了它最初的调。那是个爱情萌生的季节，一切都欣欣向荣，没有一个人不快乐，没有一件事不美好，仿佛有情的都能成眷属。所以即便接下来的诗里，写少女生活在“路上少行车、水上不见船”的“荒远的岁月”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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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教人心里真的生出荒芜和苍凉来。冯至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在第一段里便有所表现。原型里“父为人掠去”的情节被更改成了父亲自发的行远，且叮嘱女儿要与“白的骏马”好好做伴——马的颜是冯至加上的，他用想象为我们提供了个非常鲜明的画面，少女和马从一开始就被父亲用手指归在了一起，给读者的感觉是接受父亲叮咛的并非少女一个，同时还有这匹骏马。之后少女眼见田地荒芜、深深思念父亲，她抚摩马鬃，一面问骏马：“马，你可能渡我到海的那边，去寻父亲的笑脸？”一面又思慕若有个“亲爱的青年”，便可以满足她的心愿时，白马的形象也在读者心目中变得丰满起来，将马和青年叠合是很容易、很自然便能在想象里完成的事。直到少女仿佛看见那“含笑的青年”、而骏马也一声长鸣、脱缰而去时，马—青年的形象便算完满了。即是说，虽然被讲述的少女或许不明白忠诚的白马为什么会“投入远远的平芜”，但听歌的少女和作为读者的我们都能猜到原因，因为在我们眼里，白马已不再是个单纯的动物，它（他）具有了人类的心灵，是个“亲爱的”、“含笑的”，充满了生命力、行动力又善解人意的青年，并且深深渴慕着少女。他的爱情无法说给少女知道，只好用行动去安慰和帮助她。在这里，冯至将小说和诗做了很好的融合，他完整地陈述和扩展了小说内容，又使它带上了优美的诗意。使得原先单纯的“兽恋人”情节成为了“无言”的“人相思”，读者也因此对白马有了相当的好感和丰满的认识。另
外，在这里，“母”的形象被省略了。就像冯至在《伍子胥》里，将原型中渔翁和溧阳女死亡的结局都改成了活泼泼、充满和蔼的人情味的持续生存一样，冯至是个不会被文本原貌拘束的人。因为他讲的乃是他“自己”“需要”的那个故事，它首先该打动自己，并为他所接受。显然，“母”的存在会使故事变得不必要的复杂，从而削弱诗歌所要表达的重点；而母那个“有得父还者，以女嫁焉”的承诺，更使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爱情”的范畴，而变得像个违背誓言、恩将仇报和终受惩罚的、道德规范的寓言。是以冯至修改了这个重要情节，在他笔下，便连少女也没有许下婚嫁的诺言——这种无奈的利益交换，很显然与冯至心中纯洁的爱情背道相驰。是白马对少女的爱慕令他主动踏上了“寻父”之路，他所不能预知的是，正是这热情和固执导致了他的死亡。
倘若说，第一段“心里燃起火焰”、“蚕儿正在初眠”是恋爱的开始——初恋的话，到第二段，整个世界、歌唱者和歌吟中的白马便都进入热恋期。是以歌者吟咏道：
温暖的柳絮成团，/ 彩的蝴蝶翩翩，/ 我心里正燃烧着火焰，/ 我悄悄地走到她的窗前。/ 我说，姑娘啊，蚕儿正在三眠，/ 你的情怀可曾觉得疲倦？/ 只要你听着我的回声落了泪，/ 就不必打开窗门问我，“你是谁？”
在少女心生忧烦，渐渐地不再做爱情和思念的梦时，爱情和思念都突然来了，就像一副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画卷，尘埃由远及近，是白马回了亲人，父女得以团圆。冯至写“父亲吻着女儿的鬓边，女儿拂着父亲的征尘”，写“父亲象宁静的大海，她正如莹晶的明月”，这非但是故事外歌吟者的描述，更像是故事里来自白马眼睛的观察。因为他正在一旁汗水淋漓、正跪在她的床前，饱含深情。他想他是表达了爱意的，而她也该知道他的爱了。悲哀的芽却在热恋时萌生起来，少女或许听不懂白马的话，看不明白他的心，她是个无知者；又或许她能感觉到他，却因为一个外在的、不能更改的原因——他终于不是青年，而是一匹马，便只好用玩笑的口吻和心来回答他。他为她走遍天涯，“整夜地涕泪涟涟”，她却只是拍着“马头”叫他去田里犁地，叫他不要这样癫痴，“提防着父亲要杀掉了你”。这一段，全是冯至想象的创造。他加入了“对话”，但这对话因为马不能言、心又相互隔绝着，便都成了哀伤的独语。外在、客观之于“人”的压迫在此表现得极为明显，冯至之创作远远超越了“女化蚕”原型里含混的、缺乏内心的形象，他填补了文学的心灵空白，并且使这心灵和情感有了特别的力度。倘若说，空间是可以跨越的、时间是可以克服的，那么最根本的——人马之别，又怎样来化解呢？这个矛盾必须面对、但无法消除，对于这一点，歌吟者和读者都非常清楚，除非白马真能变做个王子，否则他对少女的爱恋最终只能毁坏他自己。
白马却像是不知道这一点，外在的阻力反应到他内心，竟使他做出了《西厢记》里张生般的回应：“一些儿鲜草也不咽，/ 半瓢儿清水也不饮，/ 不是向着她的面庞长叹，/ 就是昏昏地在她的身边睡寝。”简直是害起了相思病。实际上，张生形象多次出现在古代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戏剧里，那些暗恋上女主角的书生们，被了高墙大院阻隔，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就一个个睡卧榻上，形容消瘦、奄奄一息了。但若我们只拿白马去比附这些形象，则冯至的《蚕马》也算不得一首杰出的新诗。可贵的是，冯至写出了一个根本区别：白马和少女之间，没有深院高墙！他可以望到她的面孔，他甚至可以在她身边安睡，身体是近在咫尺的，而可悲哀的是心却远隔天涯！白马能到天涯去为少女寻回父亲，却永远不能超越皮肤和皮肤之间的、这几寸的距离。张生流者，若可以望到爱人、安睡于她身旁，想必便“余愿足矣”，但对白马来说，这恰恰是教他不能割舍又最感疼痛的。从对身体距离的要求发展到对心灵距离的要求，从外在的阻隔发展到个人内心的阻隔，古时盼望的成了当下痛惜的，成了不能突破而最终伤害着爱情心灵的——这正是冯至之于传统的反思和超越，是从“女化蚕”到《蚕马》的现代性之体现，也是诗歌所能深深打动现代读者、引发了今世共鸣的最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