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读音溯源
作者:符必文 南小民
来源:《西部学刊》2022年第05期
        摘要:对“吐蕃”读音学界长期争论不休,亟须统一认识,而统一认识亟须商榷明理。《“吐蕃”读音之辨》一文认为“吐蕃”读吐bō的观点失之偏颇,值得商榷:藏族自称bod因而就遵循名从主人原则将吐蕃注音为吐bō,看似合理,然而阐释还不足以让人完全相信;所谓藏族自称bod乃至农业活动的bod都与汉文“吐蕃”读音无关;所谓诸学者从汉语音韵角度论述的“吐bō”论多主观臆测并不成立,相关论述也难免偏颇;将“吐bō”论与“吐fan”论两相比较、辩证分析,也不能说“吐蕃”就读吐bō。所谓“吐bō读音更符合当地人的拼读与语言习惯”的说法本质是一种求“好”的主观倾向而非历史唯物的求“真”精神。实际上时至今日,有关古藏族bod部“吐蕃”的语源问题学界还没完全解决。
        关键词:吐蕃;本真读音;语音规范
        中图分类号:H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5-0005-05
        一、引言
        (一)“吐蕃”读音亟须统一认识
        2015年4月15日,国新办发表了白皮书《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1],从国家层面对古代藏族“吐蕃”政权的性质作了权威定论。但是,“吐蕃”的读音问题在历史学界、语言学界、辞书学界乃至藏学界多有争鸣,目前尚无统一共识。如朱宏一强调吐蕃循名从主人原则应注音“吐bō”[2];南小民等则强调,循名从主人原则给“吐蕃”注音“吐bō”不合史实也不可取[3];“吐蕃”的历史本真读音读[n]尾元韵,今音fān。
        (二)统一认识亟须商榷明理
        《西部学刊》2019年10月刊发了西藏两位知名学者周艳霞、周莹的论文《“吐蕃”读音之辨》(以下简称“周文”),该文对“吐fan”论与“吐bō”论都有所述评,似乎立场公允,但其重弹“名从主人”之调,从音韵论源等论据出发,认为“吐蕃”读作吐bō更符合当地人的拼读与语言习惯,最终还是滑向“吐bō”论。
        “理越辨越明”,基于我们对“吐蕃”读音的认知与“周文”并不完全一致,故愿借学术期刊
就其主要论据与“周文”作一商榷,以期就教于方家,辨明学理,为“吐蕃”一词统一的准确规范的注音提供可靠的学理依据。
        二、“吐蕃”读音商榷
        (一)“名从主人”原则能否说明“吐蕃”就读吐bō?
        “周文”说:
        “名从主人”原则是一个译介原则,它要求译者在译音时要尽量接近原文读音。据“名从主人”原则,很多学者如谢仁友等認为,藏民们认为“吐蕃”应读为“吐bō”,故应尊重这一读音。(1)藏族自称bod(按:是藏文的拉丁转写),bod的来源和含义有三,三种说法虽不完全相同,但是都聚焦一个“博”字,最后读音都回归到了“bo”。(2)西藏在远古时期被叫作“播卡年雅楚”或“蕃康雅楚”①,敦煌古藏文文献将聂赤赞普称为“博嘎六牦牛之主”。《三国志·张嶷传》文中曾涉及“汉嘉郡界牦牛夷”,实际上“六牦牛部”与“牦牛夷”指的应是同一事物,而在这里生活的人民依然沿用“博”音。(3)“蕃”bod字作地名在古藏语中具有“农业”之意。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出现的词语“藏蕃”,“蕃”被理解认为就是农业人口自
称之意。因此,很多人理所当然地将代表藏族的“博”与代表农业的“蕃”联系起来,认为其读音为“吐bō”。
        凭借藏族自称bod,周文因此就强调按照“名从主人”原则将其注音为“吐bō”,乍看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其论据颇值得商榷。原因如下:
        (1)“周文”对bod的来源和含义的解释,最多只能说明藏文bod一词的音义脉络,与“吐蕃”一词的读音却并无关联。“吐蕃”一词是隋唐时就已产生的汉语历史词,本为“吐谷浑蕃部”简称,后约定俗成转指古藏族bod部[4];“吐蕃”并非藏语本有之词,况且藏族人民历来没有主张并经常性地自称“吐蕃”,因而吐蕃的审音和注音不存在“名从主人”一说。所谓有藏民认为“吐蕃”应读“吐bō”,应是受错误发音潮流的影响,不足以反映流传千年的汉文“吐蕃”的真实读音。
        周文所谓“名从主人”原则是译介原则之一,译音时要尽量接近原文读音,这没错,但认为“吐蕃”一词应按“名从主人”原则注音“吐bō”,这就不是事实。如前所述,“吐蕃”一词是隋唐时就已经产生的汉语历史词,并非译音词;只不过被约定俗成地用以指称古代藏族而已。元明迄今的一系列藏族史籍,用[thuhan]、[thuen]、[tu:phan]等藏文拼写来对音译汉
文“吐蕃”[5],这些藏文才是真正的译音词,却又何曾见有“吐bō”读音?难道藏族史家们不知“吐蕃”读“吐bō”?唯一的解释就是“吐蕃”一词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吐bō”读音。
        (2)至于“周文”所谓远古时西藏的称呼“播卡雅楚”或“蕃康雅楚”,是藏文(bod-kha-nya-drug,汉译为“六牦牛部”)的不同的现代音译,其中用汉字“播/博”对音bod没问题,但若说“吐蕃”或“蕃”对音bod,则是主观臆测,没有任何确凿的历史文献根据。所谓“蕃康雅楚”一类汉文现代音译,还有“蕃”字作地名在古藏语中具有“农业”之意以及“藏蕃”一词等现代说法,其书写前提都是默认“吐蕃”读“吐bō”。现在,又以这种主观的现代音译写法为据反过来证明流传千年的汉文“吐蕃”读音,岂非循环论证、以今度古?所谓《三国志·张嶷传》“汉嘉郡界牦牛夷”与“六牦牛部”的关系最多说明古藏族的族源,与“吐蕃”读音更无关联。
        总之,“周文”所谓把代表藏族的“博”(bod)与代表农业活动的“蕃”(bod)二者牵强附会地关联,理所当然地认定“吐蕃”读音为“吐bō”的结论不成立;“名从主人”原则也不能解释“吐蕃”就读“吐bō”。
        (二)汉学界的音韵源论能否证明“吐蕃”就读吐bō?溯怎么读
        “周文”说:
        (1)在《西康图经》一书中,任乃强先生提出应把“吐蕃”读作“吐bō”,同时在《吐蕃音义考》文中再次坚持“吐bō”之说,其原因是蕃原读“若婆”,对译藏语读音为“bod”;此外,根据古音方言推测,他还认为“吐蕃”是“大蕃”的转音。(2)《吐蕃名义小议》中记载,常凤玄先生亲自参与修订《辞海》时,研究人员增入“吐蕃”“吐bō”读音。(3)根据“吐蕃”与Tibet之联系,王力先生坚信“吐bō”之说。(4)以《广韵声系》中番、蕃两字对“吐蕃”读音深入研究为依据,牙含章先生认为“蕃”字有“补过切”“孚袁切”之两种读法,因此认为“蕃”在唐代读作bō。
        “周文”广征博引诸家观点,力图从音韵角度证明“吐bō”成立,但相关论述多有臆测,难免偏颇。理由如下:
        (1)从唐朝《唐韵》、宋朝《广韵》到明朝《正字通》、清朝《康熙字典》等历朝辞书中“蕃”字都没有任乃强[6]所谓“读若婆音”的任何线索。查任先生相关论述原文,其所谓“蕃原读若婆”的理据无非是唐初吐蕃的“蕃”字以番为声,古音鄱云云,并引《史记》《诗·小推》等文献强调古代“番”字皆读知“鄱、婆”音,番、蕃二字在周、秦、汉世,皆无“翻(fan)”音。音韵学知识告诉我们,先秦两汉上古时期,“番”字分化有歌、元二韵部,相应
地从“番”作声符的字也已分化为歌、元二韵部,如播、鄱、嶓上古音属歌韵,潘、蹯、蕃上古音属元韵,且上古音韵文里还未见“蕃”字押歌韵的表现。仅由“番”有歌韵音同于鄱、婆韵,就认定“蕃”也读作鄱、婆韵而忽视“番”的元韵音系字和“蕃”的元韵表现,这是一种狭隘、片面的观点。所谓古代“番”字皆读知“鄱、婆”音,番、蕃二字在周、秦、汉世皆无“翻(fan)”音,这类看法实为主观臆断,否则,潘、蹯等字古音同于“蕃”韵,也可读若“播、鄱”,岂不谬误?故任先生所谓“蕃”原读“若婆”对译藏语bod的观点不成立。
        至于任先生所谓“吐蕃”是“大蕃”的转音的主张也多有误会。实际上,“吐蕃”与“大蕃”在隋唐之际本来就是两个并存的词语。如下面的史料语例:
        ①《太平寰宇记》②记载曰:“叠州,大业末陷入吐蕃,唐武德二年复置叠州。”
        ②《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曰:“武德六年四月己酉,吐蕃陷芳州。”
        此处“大业”是隋炀帝年号,“武德”是唐高祖年号,彼时古藏族bod部尚与隋唐无任何交往。这里“吐蕃”是指“吐谷浑”蕃部,见南小民[3]、巴桑[4]等。
        ③《北史·任城王湝传》记载曰:“(王)湝频牧大蕃,虽不洁己,然宽恕,为吏人所
怀。”
        ④《南史·明僧绍传》记载曰:“昭明太子闻筑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虽出抚大蕃,拥旌推毂,珥金拖紫,而恒事屡空。’”
        ⑤《隋书·源雄传》记载曰:“高祖遗雄书曰:‘公妻子在邺城……徐部大蕃,东南襟帶,密迩吴寇,特须安抚。藉公英略,委以边谋,善建功名。’”
        此处《北史》《南史》作者为隋唐李大师、李延寿父子。《隋书》则由隋唐人魏征主编。分析上述语例背景可见,在古藏族bod部首次通使唐朝的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之前,“吐蕃”作为“吐谷浑”蕃部简称已在小范围使用,而“大蕃”作为封疆大吏的封(属)地之义在南北朝以至隋唐已广泛使用并见诸史籍。上述“吐蕃、大蕃”之“蕃”今读均为fān,并不指古藏族bod部。故任先生所谓唐代“吐蕃”是“大蕃”的转音的“吐bō”论主张也不成立。另外,安才旦[7]、谢仁友[8]都对“吐蕃”是“大蕃”的转音的主张进行批评,说其据古音方言来推测不成立,兹不赘述。
        (2)至于常凤玄先生在其《吐蕃名义小议》[9]中介绍他参与《辞海》修订时对“吐蕃”
注“吐bō”音,具体理由是什么?“周文”并无介绍。我们查阅常先生原文所述,其理由无非是:第一,因“古无轻唇音”,蕃字唐代及以前尚不读fan音,按汉文古代切韵“蕃”可读bo,正是藏族自称bod的汉文音译。第二,唐代李贤《后汉书注》中有“蕃音皮,又音婆”之注音。第三,古藏语bod与bon互通;吐蕃的“蕃”虽有元韵带-n尾音,也有非元韵与藏文bod对音而读bo。第四,唐吐蕃和元代土钵、土波均准确地对音藏文bod而译过来。
        常文上述“吐bō”论理由其实都有可疑之处:一是“古无轻唇音”是清代钱大昕③所讲古汉语声母的变化规律,并不涉及韵母;即使“吐蕃”的“蕃”因“古无轻唇音”在唐代不读fan音,但完全可能读bian一类重唇音声母带鼻音韵尾-n音;著名藏学家王尧[10]提到唐代吐蕃的“蕃”音pian。查阅古音学家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唇音》一文,记载曰:“古读蕃如卞……卞、变、蕃皆同音”“古读藩如播……播读为藩”,给出的“蕃”字古读正是“卞、变”一类至今还读重唇音声母带鼻韵尾-n音。所谓“蕃”古音可读bo实属牵强附会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