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3
刘小枫
摘要：随着中国的世界性崛起，我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越来越需要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地缘政治局势，“国际秩序”这个语词也随之成为学界和传媒中的时髦用语。问题在于，“国际秩序”是一个语义含混的政治语词。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如今的所谓“国际秩序”出自现代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建构，但显然不能说古代世界不存在某种国际秩序。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政治体所面对的国际秩序的历史嬗变问题，具有历史的独特性。要恰切理解中国的世界性崛起与当今国际秩序嬗变的历史性关系，清楚认识所谓“
美利坚世界秩序”的道德含义，就必须破除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神话。关键词：国际秩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区域性帝国秩序；国际无政府状态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地缘政治学丛编编纂与理论阐释”（20XNL026）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 （2021）03-0065-07
现代国际秩序的政治史学含义
政
治
1960年5月，在“
二战”中立下卓著战功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887-1976）第一次访问中国。他这样记叙与的第一次见面：
对我说：“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我国在联合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呢？”他说这话时闪动着眼光。我回答说，西方世界的某些国家过去在这方面不是完全无可指责。他大笑了起来。①
明显是在调侃朝鲜战场上曾经的对手，蒙哥马利的回答则带有西方政治人惯有的闪烁修辞。他并没有否认联合国当年的定性，仅仅承认西方国家在过去也曾有过“
侵略”行为。美国借联合国的名义把金日成统一祖国的行动说成“侵略”，继而把中国介入半岛战局视为“侵略”，而以美军为主的国际联军越过三八线却不是“侵略”。遭到新中国军队的打击后，情形就改变了。②直到今天，仍然有西方的自由派政治史家随口就说，当年的联合国行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它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国际组织对一个政治事件做出了“动武”裁决。他们也没有追究这样一个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拒绝承认新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而追问没有新中国的联合国决议是否合法，倒认为，新中国应该接受这样的联合国调停。
1970年代美国被迫承认新中国时，仍旧坚持与
败退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半官方关系，史学家也没有问这是否合法，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实。按照阿隆的现实主义逻辑，这样的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意义，一切取决于军事实力，因为这是常识。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问，美国的行为究竟有何“道德意义”？因为美国政治家迄今坚持宣称，美国的行为有道德意义。
一、“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政治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功打造了一种“自由的国际秩序”，它堪称世界史上的一项划时代“
成就”。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从事了世所未见的、最具雄心壮志和深远影响的自由秩序的构建。这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独特类型———自由的领导权秩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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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由的国际秩序”指它是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所谓“领导权秩序”（我刻意不用这个词的贬义即“霸权”）指美国在“二战”后肩负起“建立和管理”国际秩序的“责任”，以多样的建制、同盟、特殊关系和“附从国”来构建自由秩序。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领导的这种秩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与美国争夺领导权的
那些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们都消失了。作
为一个单极力量，美国完全站在了世界的中心。
在自由国际主义事业这场大剧之中，美国所拥
有的充满活力的超凡能力、利益和理想，取得
了一种卓著的成就。④
伊肯伯里为此颇为自豪，并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称为“美利坚世界秩序”。他闭口不提如下史实：1950年，美国作为掌握这种秩序领导权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不仅拒绝新中国进入这一国际秩序，还挑起了一场与新中国的战争。1970年代初，为了走出“越战”泥潭，美国又主动与自己曾不止一次交战的“侵略者”握手言和。
在我们这里，上演的则是另一出戏。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我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自由秩序”，新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随即获得了否定抗美援朝的理由：抗美援朝使得中国自绝于国际社会，被封锁长达近20年，耽误了自身的发展，得不偿失。
这个理由不难反驳，毕竟，当时并不是新中国不愿进入“自由的国际秩序”，而是美国拒绝新中国进入这一秩序。我国的抗美援朝研究长期争论不休的战争决断问题，纯属莫须有，因为朝鲜半岛爆发内战后，美国随即介入中国内战。的确，“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从这时起，在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⑤
既然如此，新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何以觉得自己有理由否定抗美援朝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进入“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不仅成了我国学界人士的口头禅，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也已经是一种国家立场。
奇妙的是，中国进入自由的国际秩序后，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美国政治家又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美国领导的这个自由的国际秩序出现了危机：美国的力量正在衰落，关于国际秩序的基本组织逻辑和原则的新方案正在出场。
在这场即将上演的宏大剧目中，中国是引人注目的领衔主演。中国不会成为既有秩序的
利益攸关方，反而会利用不断增长的实力将世
界政治推入一个非自由的方向。开放性和以规
则为基础的既有国际秩序的深层特征正在发生
转变。⑥
尽管如此，这位美国政治学家对美利坚世界秩序的道德原则仍然充满信心。在他看来，自由的国际秩序如今面临的不过是“内部权威”或“治理方式”的危机，而非“这一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原则的危机”。毕竟，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进入这一秩序后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在世界秩序是否应该是一种自由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上，“西方国家与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之间”已经取得了共识。自“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面临的危机，“并不意味着自由秩序的必然终结”，毋宁说，这一秩序面临的挑战仅仅是“旧的权威关系正在销蚀”，从而需要重新“确立一种能够代表全球社会进行协调的国际行动的
正当权威”⑦。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新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仍然有理由把抗美援朝视为一次历史性失败。在他们看来，抗美援朝针对的是美国管理国际秩序的权威和方式，而非否认这一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的国际秩序原则。
一旦问“这一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原则”究竟是什么，那么，自由主义哲学的“世界大同论”问题就回来了。
这位美国政治学家告诉我们，“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最初是威尔逊总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而提出来的，它充分表达了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理想。由于当时的美国尚未取得全球领导权，这一“愿景”才没有实现。1940年代中期，罗斯福总统领导美国击败德国和日本之后，美国自然就“处于构建国际秩序的位置”。随后，“杜鲁门扩展并最终彻底改造了自由主义国际事业”，在接下来的冷战状态中，自由的国际秩序不断演进，随着“民主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和安全关系”的发展，最终击败竞争对手，自由主义秩序由此“转变为一种向外扩散的全球体系”⑧。
从威尔逊到杜鲁门的世界历史的确是美国崛起的40多年，但也是朝鲜问题形成并最终引发朝鲜半岛国际战争的40多年。既然朝鲜半岛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解决，与之紧密相关的中国领土完整和统一问题也没有解决，人们能说这仅仅是美国掌握秩序领导权的方式或治理秩序的方式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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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本身难道没有问题？毕竟，武力干涉朝鲜半岛和中国内战的理由，恰恰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
现代欧洲史上有著名的波兰问题，它形成于18世纪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三次瓜分波兰（1772—1795）。稍微熟悉世界政治史的人们都知道，1815年的维也纳协议、1919年的巴黎和约以及1945年的雅尔塔协议都没有彻底解决波兰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一位政治史学家曾写道：“回顾历史上对波兰的瓜分和重新瓜分、许下自治的承诺和违背自己的承诺”，再研究一下地图就知道，“所有一切都表明，许多问题很难解决”，而“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战争结束时各国力量的对比”。⑨
这位史学家没有想到，“一战”结束后对波兰问题的解决为引爆下一场更为惨烈的战争埋下了烈性。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波兰自从根据苛刻的《凡尔赛和约》侵占了德国领土之后，就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切骨之恨，因为这种侵占无论从历史的公正角度，还是依据民族自决论而论，都没有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导致德国国衰民弱，一直处在被‘可恶的联盟’左右的噩梦之中。如
果我们想一想怀有恶意的大多数波兰人对德国领土怀有的野心，那么这个噩梦会促使我们去干更多的事。”⑩
扎莫伊斯基的《波兰史》出版于1987年，在接下来的20年里，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有不少人认为，“史学家应该彻底改变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扎莫伊斯基起初觉得，“这种观点看起来很荒唐”，但他重读自己20年前写的史书后又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有道理”：
在这20年里，历史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到达了终点，而只是观察历史的人们彻底
换了一个角度。11〇
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帝国后，波兰人不换一个观察历史的角度行吗？14世纪后期，蒙古帝国的金帐汗国逐步衰落后，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向东扩张，控制了第聂伯河以西的右岸乌克兰地区，并传播天主教信仰。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居民则保持了基辅罗斯时代的东正教信仰。到了17世纪，乌克兰地区成为当时东欧三大强国（波兰、俄罗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反复争夺的战场。
美国的政治学家固然可以说，由于美国在“一战”后还没有获得世界秩序的领导权，“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才没有实现。但既然1945年的雅尔塔协议乃至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都没有解决朝鲜问题，他又怎么好意思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所拥有的充满活力的超凡能力、利益和理想”的“一种卓著成就”呢？
与波兰问题相似，在东亚有朝鲜问题，在中东有巴勒斯坦问题，凡此问题无不是检验美利坚世界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原则”的试金石。12〇就此而言，朝鲜半岛战争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史学资源。
二、世界史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
要考察这一资源，必须先澄清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什么是“国际秩序”，如今的国际秩序是怎么来的。
不妨从世界历史的常识说起：人类世界何时开始出现所谓国际秩序？显而易见，在世界历史的上古时期和中世纪，或者说在始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之前，整个世界仅有区域性的国际秩序，谈不上有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原因很简单，在16世纪之前，世界上的政治单位还没有形成全球性关联。
1559年以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舰已经划破了地球温带和热带的全部海面，造访
了每一块有人居住的土地，而且在后来的半个
世纪里，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也尾随其后。
但是，虽然他们努力与更强大的东方君主建立
外交渠道，却一无所获。13〇
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归纳，16世纪之前（或“全球化”进程之前）的区域性国际状态有两种类型：要么是区域性帝国秩序，即区域性帝国主导着与周边的大多数政治单位的关系；要么是区域性无政府状态，即区域内的各政治单位处于相互冲突的均势状态，此消彼长和合纵连横，战争是这种状态中的常态。在这种国际状态中，没有什么“国际正义”可言，一切都凭靠“武力”，有如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14〇。
苏美尔帝国、波斯帝国、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曾建立起有限地理范围内的区域性帝国和平，从而成为区域性帝国秩序的世界政治史典范。至于区域性无政府状态，则不胜枚举，史学家们通常会提到的典型例子是古希腊泛城邦世界和15至17世纪的基督教欧洲。
如果把观察世界史的视角放大些来看，那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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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得说，自苏美尔帝国到罗马帝国的帝国更替以及随后阿拉伯帝国崛起与东西两个罗马帝国的地缘冲突，不过是更大地表范围和更长历史时段的持续无政府状态。“冷战”并非现代之后的政治语汇，早在14世纪的基督教欧洲就出现了。
蒙古部族在13世纪凭靠马背上的“武力”昙花一现式地扫荡欧亚大陆，就是典型例证。对于蒙古人部落政体的入侵，即便欧洲人也没法说自己遭受了“侵略”，只有要么血拼、要么媾和。15〇
蒙古人依靠“奉长生天的气力”一度夺取中华帝国的领导权，并建立起一个“世界史上陆地连续面积最大的帝国”，其帝国权力统辖的地表范围“从太平洋沿岸一直延伸到东欧，从西伯利亚的莽莽森林到中原以南的亚热带地区”。16〇然而，蒙古统治者虽然“勤政不懈、谨慎守成”，“但在现实政治上，治理中国的行政能力与人才却非其所有”。17〇由于将封建制引入中原，以至于“基本上大汗和贵族之间的冲突是常态”，而且没有像辽、金两朝那样，沿用“汉法”行科举取才，或者说“从来没有想过要依赖的统治方式，也从来没有专一支持汉人官员和宗教人士及其文化活动”，蒙古帝国好景不长。18〇
总之，在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之前，除了东亚地带的中华帝国秩序，整个世界实际上一直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华秩序能够得以赓续，不过是因为自然地缘的阻隔避免了同其他帝国发生冲突。一旦这种阻隔不复存在，中华秩序及其德性品质就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
古代世界、亚洲和现代欧洲，都没有经历过一个介于均势和帝国之间的持久阶段。地中
海的希腊-拉丁文明在经历长期的动荡不安之
后，走向了帝国和平。在亚洲，三种伟大的文
明在均势和平与帝国和平之间轮回交替。19〇
阿隆所谓的“帝国和平”即“帝国秩序”，也许他想说：如果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或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成功征服全球地表，那么，整个世界也许就会出现一种亚历山大帝国或罗马帝国式的国际秩序。但这个假设没法用在中华帝国身上，因为，并不无限扩张是古中华帝国的基本特征。
西方帝国具有两大主要特征，虽然这两大特征并非西方帝国所专有，但它们在其他帝国
体制上表现得不如西方明显。第一个特征是“没
有界限”，不断扩张边界直至（甚至超出）技
术和军事力量所能承受的范围。第二个特征是
不仅要对蛮荒之地及其人们进行征税、剥削，还要尽力将之西化，直至与其中一部分人达成
合作。20〇
按照这种观察，如果在东亚换作是亚历山大或奥古斯都，那么，不仅朝鲜、日本和东南亚，马来半岛也会被纳入其“帝国和平”。
如今我们的某些史学人在考察“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时，一开始就祭出马汉上校的“海权论”，然后惋惜中华帝国历代君王都缺乏“海权”意识：
郑成功之后，中国海军屡战屡败，究其原因就是中国人严重缺乏海权意识。19世纪美国
海军专家马汉的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
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
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
道，可以作为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
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
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
中国人从来没有。21〇
这类史观好坏不分、善恶莫辨，对“马汉主义”钦慕大英帝国霸权的帝国主义心性毫无意识。22〇但这也反过来证明，中华帝国秩序在伦理品质上的确与西方帝国完全不同。
三、现代国际秩序的起源
世界历史展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有一种国际秩序，那么，它必定是由一种帝国权力带来的秩序。问题在于，秩序也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
如今的全球化现代国际秩序肇端于19世纪，其标志是英国崛起为掌握世界秩序领导权的帝国。英国凭靠帝国权力给世界带来的全球化国际秩序以大国均势为基础，国际关系学教科书几乎一致认为，这一秩序的基本原则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这一和约是基督教欧洲在17世纪经历的一场30年战争的产物——
—甚至可以说是自14世纪以来所经历的300多年无政府状态的产物。
换言之，如今的全球化国际状态是基督教欧洲的区域性国际状态的全球化延伸，其历史原因对于我们来说近乎历史常识：随着基督教欧洲大国之间冲突的地表范围扩展到全球，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就成了全球化的国际习惯法原则。
由此可以理解，如今的美国政治学家们在为美利坚世界秩序辩护时，往往会一再强调“自由的国际秩序”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一脉相承。23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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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访的意思江汉论坛
“自由的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三项要素：国家主权独立、国家形式自决和追求富裕生活方式的权利。“个人自由”是这种国际原则的原始基因，因此称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原则。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一原则非常符合美国的立国经历。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政治学家才能够说：
近代以来，在较深或基础层面上，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一体系是
指大国以多极或两极方式组织起来并共享国家
主权方面的规范。一直是在这种国家体系中行
事的大国（美国），从事着自由秩序的构建。24〇
若要辨识这些说法的虚实，我们就得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究竟是怎么回事心里有数。
如今的我们也言必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很少有人问，所谓“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会不会是英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编织的一个历史传说。
从教科书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了以多边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
“在实践上第一次肯定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为国际关系准则”，“各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否则将受集体制裁”，以和平方式（谈判、协商、调解或仲裁）“解决有关新的和平秩序的冲突”的模式，允许受损害的国家采用武力对付侵略国以便恢复其权利，而其他缔约国有义务对这种正当战争提供军事支持等。25〇凡此说法虽然无不来自西方教科书，而且已经进入我国教育部的教材体系，却没有一条经得起世界政治史的检验。
既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德意志地区三十年战争的产物，它就不可能是以和平方式（谈判、协商、调解或仲裁）解决有关新的和平秩序的冲突的模式，而仅仅是将战争结果制度化以形成新的国际秩序的模式。任何战后和约都是战争的结果，要么双方打成平手，要么一方战败但又未被吞并，然后签订媾和协定，承认战后格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不例外，它以多边国际会议的形式媾和，不过是因为这场战争有多个国家卷入，不是双边性的国际战争。
战后和约自古就有，多个政治单位卷入的国际性多边战争同样如此。希腊化时期的罗马人与希腊化帝国以及帕提亚帝国之间的战争，中世纪中期神圣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以及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战争，就是国际性多边战争的典型例子。查理帝国分离后的国际性多边战争，更是不胜枚举。
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不过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国际格局逐渐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区域性大冲突，从而成为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其结果，铭刻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次国际地缘格局变动的结果：法兰西王国崛起、神圣罗马帝国式微。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确包含着某种国际政治原则，在后来的国际政治冲突中，这一原则的确产生了影响，而且“自由的国际秩序”的领导者美国也的确继承了这一原则。问题在于，这一原则与“自由的国际秩序”原则的三项要素毫不相干。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究竟是怎么回事。
四、什么是“威斯特伐利亚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共有三个和约文本，《奥斯纳布吕克条约》最重要，后世谈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主要依据这个文本。26〇《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第一条宣称，战争双方“应该秉持基督的普遍和平，永恒、真正和诚挚的和睦关系”，并“真挚而热忱地遵守和培育”这种关系。
这一陈述表明，这场战争是西方基督教（亦称拉丁基督教）共同体内部的战争。尽管共同的基督信仰并不能保障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发生战争，毕竟还可以凭此祈盼战争双方在战后“秉持基督的普遍和平”理念捐弃前嫌，谅解战争给双方带来的伤害，并在后来发展出种种限制战争的君子协定。
自查理大帝（742—814）建立的西方基督教帝国瓦解以来，共同信仰罗马大公教（俗称“天主教”）的西方各政治单位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即便德意志的萨克森公爵奥托一世（912—973）打造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内战也从未间断，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又有何特别之处
特别之处首先在于，这是一场因共同信仰分裂而导致的宗教内战。内战自古就有，但因共同信仰分裂导致政治体内战，则是路德和加尔文的叛教事件导致的结果。
共同信仰分裂未必一定会导致战争。1054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与罗马宗主教因教会领导权与教义产生歧异而分裂，并没有爆发战争，因为两者分属不同的政治体。如果一个政治单位内部出现共同信仰分裂，内战就在所难免。
三十年战争爆发前，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普法尔茨侯爵弗里德里希五世组织了新教军事联盟（1608），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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