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编剧是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达里奥•福，该剧的中国版本则由黄纪苏改编，孟京辉导演。此次再演，孟京辉重招主要演员陈建斌、李乃文、赵寰宇、李梅等原班人马，首先去意大利的都灵参加BIG2000年艺术节。在都灵，达里奥•福携夫人一起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演出在当地也引起轰动，不少评论表示惊讶，称孟京辉赋予这个戏更强烈的人民性。
朱时茂最初接触孟京辉的话剧并不能很好的接受，因为话剧与一般电影等作品有所不同，话剧采用更为夸张的舞台表达效果，而孟京辉，作为先锋派戏剧代表，“颠覆”是其话剧永远的标签。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讲述了在上世纪50年代意大利，社会经济混乱，社会动荡，残暴，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涉嫌一起银行爆炸案被警察局拘捕，在审讯中被警察活活打死。警察局为推卸责任，开始以各种借口伪证来搪塞媒体，公众。——这是原来的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达里奥福进行了创作，最终成为了这样——在警察们走投无路情况下，于是想起一个关在警察局里的“疯子”（有戏剧妄想症），让他来替大家想点办法逃脱责任。但这个疯子很有点陈佩斯朱时茂小品《王爷和邮差》里那个傻邮差的“假傻”劲，他见机
行事，顺藤摸瓜地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洞悉出此案的全部内情，并直接对警察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斥责和揭露。本剧是对司法和警察当局黑幕的公开揭露和尖锐批判。
该剧秉承了原作者达里奥•福剧作中的喜剧性、革命性和游吟风格，并在剧中运用了大量的出人意料的戏剧语言，比如借用《茶馆》对话片断、插入了电影播放、导演解说歌唱等等。这些可笑的、新鲜的、感性的、尖锐的语言融入在整个戏的风格基调和表达方式之中，从而也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戏剧效果。观众可感知的东西也基本上融入了观众可认知和可思索的戏剧回味之中。整个戏的结构和节奏都非常完整、非常舒服。该剧从警局黑暗，再到对人性的反思和批判，由静到动，由笑到闹，中间两次被导演打断，插入解说和歌曲。尤其是在整剧的三分之二处，小电影的播放应是点睛的妙笔，它不仅十分有效地调整了整个剧的节奏，同时也打断了观众的观赏惯性，它不仅把观众从喜剧拉回正剧，把笑闹拉回安静也使观众从荒诞回到现实，从舞台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而那个空间是由意大利城市街景、民众运动以及达里奥•福的表演片断剪辑而成。人们笑过之后在一个假构的空间内通过另一个空间的展示而进行暂时的思考和回味，从而也为结尾的冲击力做了有力的铺垫。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被公认为孟京辉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孟京辉多年探索和追求实验戏剧的颠峰之作。该剧在喜剧性、可观赏性与先锋性比较完美地结合在一
起，并得到艺术界和观众的双重认可。
记得该剧第一次公演之前，孟京辉就曾表示，达里奥•福启发了他对话剧的重新认识，他说：“话剧不是一种附庸风雅的东西，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装点上流社会丰富而又寂寞的生活，不 是要使精神空虚的有闲阶层得到一点刺激带来的愉悦和抚慰；我们的话剧应该关注最广大众的基本生存状态，应该揭示人的尊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所受到的亵 渎。现在，我们的创作，常常面对一些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的小事，表现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小情感，我以为这只是一种后天的诗意，而人的尊严，人对社会的责任 感，才是先天的诗意”。
孟京辉的这番话，指出了90年代以来，中国话剧对观众影响越来越小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看到，有很多年，中国话剧常常是在“庙堂”和“沙龙”这两个狭 小的空间里翻跟头，看话剧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思想灌输或审美享受，甚至是话剧人的精神自恋行为。中国话剧因此丧失了它作为大众心声的传达者的身分，而成了权 势者的传声筒和有闲者的。它有时也曾试图表达一些不满或不平，但仅仅是精神搔痒而已，很少能在观众的心里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因此我想，把话剧限定 于高雅更像是话剧人的自杀性行为，它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话剧的庙堂化和沙龙化。话剧日益脱离它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所以，在我看 来，当年引进达里奥•福，对于中国话剧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坦率地说，中国话剧所缺少的正是洋溢在达里奥•福剧作中的浪漫主义和战斗精神。有人 说，达里奥•福的作品不符合优雅的标准，殊不知，优雅正是达里奥•福痛恨的东西。事实上，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变为“资产阶级小丑”时，曾愤怒地宣称，他不 愿充当“为这些丰衣足食、幽雅睿智的中产阶级服务的游吟歌者”，他的作品之于中产阶级观众，也不是“清爽的蒸汽浴后来一点小小的皮肤刺激”。他自称是“人 民的游吟诗人”，被称为“盘旋在资本主义上空的牛虻”；他希望他的作品能真切地表现“人类的苦难、怜悯和尊严”；他一再提醒人们注意，即使是一无所有的 人，也仍然有“笑”这个武器。
近十几年来，孟京辉成为话剧舞台上反抗附庸风雅的一面旗帜，他把话剧调和成一锅时尚喜剧的杂碎，既迎合了观众的口味，也影响了观众的口味。近年来大众狂欢 式的民间戏剧演出，特别是小剧场戏剧演出所盛行的搞笑式喜剧，轻松、直白、调侃、恶搞的风格，很难说不是以孟氏喜剧为其滥觞。这样的演出固然有条件地实现 了孟京辉关于“话剧不是一种附庸风雅的东西，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装点上流社会丰富而又寂寞的生活，不是要使精神空虚的有闲阶层得到一点刺激带来的愉悦和抚 慰”的设想，也背弃了始终为达里奥•福所痛恨的“优雅”，成为青年普罗大众，或曰文青、愤青们自我表达，自我宣泄，自我欣赏，自娱
自乐的一种方式。但是， 当我们透过达里奥•福来观察这种戏剧现象的时候，我们便有了一点遗憾，也就是孟京辉曾经严肃提出来的，“我们的话剧应该关注最广大众的基本生存状态，应 该揭示人的尊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所受到的亵渎。现在，我们的创作，常常面对一些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的小事，表现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小情感，我以为这只是 一种后天的诗意，而人的尊严，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才是先天的诗意”。现在看来，这种戏剧理想，孟京辉也还在努力之中，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 重新上演，其象征意义，也许正是向这种理想致敬的一种方式。
楼厦0915020206
英语（国贸）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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