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研究
浅谈杜甫诗歌的海外传播
刘嘉敏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广东深圳518000）
摘要：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之一，其诗歌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杜甫诗歌传入东方国家的时间为11世纪，传入西方国家为18世纪后期。杜甫诗歌不但在国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重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在世界文坛广为翻译流传和接受。对于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杜甫诗歌在世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本文对杜甫诗歌的海外翻译与研究情况作评述。
关键词：杜甫诗歌；世界文坛；翻译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2-0114-02
1 杜甫诗歌在欧美
根据李特夫《20世纪前杜甫诗歌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考论》所呈现的意义来看，他认为在杜甫的作品中，最早被译介给西方读者的是他的诗歌《少年行二首（其一）》：“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1］。其后的杜甫诗歌作品则是出现在1735年由法国译介者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 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这本书在法国巴黎出版。其第三卷中就有一首采用散文体来排列的法译杜诗。1736年，在海牙（La Haye）出版的另一个版本中也出现了这首法译的杜甫诗歌。
18世纪后期，法国巴黎出现了一种多卷本的著作《北京耶稣会士杂记》，在其中的第五卷中就译有杜甫诗歌介绍。到了19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埃尔维·圣·德尼侯爵（D ’Hervey-Saint-Denys，1823—1892）对唐诗作出了系统介绍，他于1862年完成《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1862）一书。该书共翻译介绍了杜甫的诗歌共22首，并且刊有杜甫的法文介绍。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奥菲勒·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和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都从中受到启迪。1867年，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女儿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在丁敦龄（Tin-Tun-Ling）的帮助下出版了一本中国古诗集——《白玉诗书》（Le livre de Jade，1867）。
到20世纪，法国对中国唐诗的介绍和研究逐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30年代，我国留法学者徐仲年（1904—1981）曾翻译、介绍过不少唐诗，为推进唐诗在法国进一步发展和交流作出了贡献。徐仲年先生曾在法国的杂志上发表过《中国诗人杜甫》，在《交流》杂志上发表过《杜甫诗》等诗歌译作和文章。罗大冈先生亦奉献出了两本著作，其中《首先是人，然后是诗人》（1948年版），译介了中国诗坛7位大家，其中就包括杜甫的诗歌。
杜甫的诗歌最早被译介为英语的是在1738—1741年。由商凯夫（Edward Cave）组织人员并发行了《中国帝国全志》（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2vols.）。《少年行二首（其一）》不仅从法语被转译成了英语，还被坡西主教（Bishop Thomas Percy，1729—1811）引用在《好逑传：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Hau
世界大学前十名Kiou Choaan，The Pleasing History，4 vols）中。到19世纪初，出现的几首英译杜诗都是由法文转译过来的，它们分别是埃尔维·圣·德尼侯爵的《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1862）、戈蒂耶（Judith Gautier）的《白玉诗书》（1867）、陈季同（Tcheng-Ki-Tong）的法文著作《中国人自画像》（1884）。爱德华·帕克（ 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36），中文名叫庄延龄。1887年，庄延龄在香港《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数首自己译介的杜诗《佳人》《赠卫八处士》《前出塞九首（其六）》《成都府》《石壕吏》等。
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克莱默·宾（L. Cranmer-Byng，1872—1945）被誉为“中国古诗词专家”。他的代表性译本是《玉琵琶》（A Lute of Jade）和《灯笼节》（A Feast of Lanterns）。灯笼节中译有《小寒食舟中作》《玉华宫》和《渼陂行》3 首杜诗及《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片段。克莱默·宾所译的唐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较大，促进了当时英译杜诗的传播［1］。
唐诗英译的重心从 20 年代初开始逐渐转移到美国。最早出现杜甫诗歌译介的则在1877年出版的《东方宗教及其与普世宗教的关系：中国卷》（Oriental Religions and Their Relation to Universal Religion：China，1877，1881）中。该书作者是美国学者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822—1882）。他转译法国汉学家埃尔维·圣·德尼侯爵（D ’Hervey-Saint-Denys，1823—1892）的《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1862），摘择了《春夜喜雨》《赠卫八处士》《兵车行》这几首诗歌片段［2］。美国诗人安德伍德·朱其璜和埃德娜·沃斯利合作译成《月光下的闲吟者杜甫》（1926）以及《杜甫诗七首》（1929）。这其中译有杜甫诗歌300余首，奠定了安德伍德在英语世界确立的最早杜诗专集译者的地位［3］。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唐诗英译数量增加得很快，渐渐突破了历代诗歌合译的局面。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家的译介规模最大。杜诗的选择除了早期的三四种之外，这时又添加了洪业的《杜甫》（TuFu：China Greates poet，共两卷，1952年，坎布里奇）、霍克思的《杜甫入门》、戴维斯的《杜甫》以及库柏的《李白与杜甫》（1971）等数种。
2 杜甫诗歌在日本
最早记录杜甫诗集的文献是其后的11世纪的平安朝末期，日本儒大江匡房（1041—1111）口述、藤原实兼笔录的《江抄谈》。在该书第五《诗事》的《王勃、元稹集
114
第34卷第2期 2021年01月
Vol.34 No.2
January  2021艺术科技
事》中记有“又被命云，注王勃集注杜工部集等，所寻取也，不得求，云云”。另据大江匡房《诗境记》所载：“继‘王杨卢骆、杜甫、陈子昂之属’的文体后，又出现元白二家，自此唐诗形式改变，形成‘元和之体’。”［3］由此可以推定大江匡房当时持有并阅读过杜甫诗集，所以说杜甫诗集是11世纪平安朝时期传入日本的。
杜甫取代白居易在日本产生较大影响乃是其后的镰仓幕府（1192）至室町幕府（1338）时代。在这一时代，杜甫的诗歌已迎入日本诗坛。此时，最初深入解读杜甫的诗，是被称为“五山文学”鼻祖的虎关师炼（1278—1346）。虎关以后，对杜诗很有研究的是他的弟子中严圆月（1300—1375）。另一研究杜诗的著名僧义堂周信（1325—1388）到中严处游学，对杜诗作出极高评价。由于他的研究和讲授以
及他们对杜甫的高度赞赏，日本在室町幕府时代初期骤然出现研究鉴赏的高潮。并随着这一高潮的出现，在室町时期讲解杜诗就成为日本禅林中流行的风气。
至江户时代初期，将杜诗作为重要古典而敬重之风气，随着苏东坡、陈后山、陆放翁诗集的传入而偏重宋诗，杜诗的研究有所停滞，日本诗学亦由五山禅僧传入新兴的儒家手中，直到宽文（1662）至元禄（1688）时期，由于明代邵傅的《杜律集释》传入日本，才又出现杜诗研究高潮。至享和三年（1803），日本古文辞派衰退。昌平黉翻印了清朝沈德潜的《杜诗偶评》，该书精选了杜甫古体近体诗300首并附以短评，能容易掌握杜诗精华，因此广泛流行于日本，重新激起杜诗研究高潮。文化元年（1804）释大典的《杜律发挥》出版；天保六年（1835）津阪东阳的《杜诗详解》出版，其中津阪东阳的《详解》对杜甫的七律全部作了详细的解释，并逐句说明诗情的隐意。
总之，明治时期，日本学者是把杜诗作为世界文学的珍品而加以阅读研究的。这一时期的杜诗研究成果笹川种郎的《杜甫》，是用现代的叙述方法所著的日本最早的杜甫传记，在日本收到极高的评价。其次是明末大正初年（1912）著名汉学家诗人森泰二郎缩写的《杜诗讲义》。该书是以《杜诗偶评》为基础讲授杜诗的记录，森泰二郎死后，由其学生汇编出版。该书是将杜甫的诗歌风雅情趣作为重点论述的，成为日本现代杜诗入门的必读古籍，从大正至昭和（1926）年代起到很大作用。在大正六年德富一郎撰写出版了《杜甫与弥耳教》一书，该书长达780页，但内容平淡无奇。再有大正末昭和初年，铃木虎雄所著《杜少陵诗集译解》一书堪称当时杜诗研究之名著。铃木虎雄自幼酷爱杜诗，长年
倾注于杜诗研究，他在该书中逐字逐句推敲注释，在旧注基础上提出许多新见解。该书在日本评价极高，认为他的注释堪称日本杜甫研究的金字塔。
近年来日本对杜甫的关切又高涨起来，积极从事杜诗研究超过了“五山”时代的任何时期。这里列举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有关杜甫诗歌的一些论著及索引：黑川洋一（大阪大学教授）著有《杜甫研究》（《创文社》，1977）和《芭蕉文学中的杜甫》等20多部著作；前述铃木虎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还著有《杜少陵诗集》（东洋文化协会《续国译汉文大成》，1928）和《杜诗》1-8（岩
波书店，1963—1966）等；铃木修次（广岛大学教授）著有《杜诗中的“乱”“欹”“危”》（《汉文学会会报》，1972）等；伊藤正文（神户大学教授）著有《作为诗家的杜甫》（《神户大学文学会研究》，1962）等；安东俊六（岐阜大学副教授）著有《杜甫的思考形态和诗作》（《九州大学文学研究》，1973）等；高木正一（追手门学院大学教授）著有《杜甫参考文献》（《中央公论》，1969）和《评冯至〈杜甫传》》（《东洋史研究》，1954）等；松浦友久（早稻田大学教授）著有《中国诗选——唐诗》 和《耶娘妻子走相送——唐诗中的白话表现和厌战诗思想》（《国文学研究》，1973）等；星川清存（茨城大学名誉教授）著有《关于杜甫的<；秋兴八首>》（《东京支那学校》，1969）等；和田利男（马大学教授）著有《杜甫和书》东洋文化无穷会9）等；神田喜一郎著有《杜甫在日本》（《中国文学报》1962）等；高岛俊男著有《关于〈春望〉》（大修馆《汉文教室》，1970）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已故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毕生从事杜诗研究，堪称日本的古典文学权威。他撰写了许多有关杜甫的著作，如《读杜初签》（《东方学论丛》，1972）、《诗讲义》（筑摩书房，1963）、《杜甫1》（《世界古典文学全集》28， 筑摩书房，1967）、《杜甫诗记》（筑摩书房，1850）、《杜甫诗注》（筑摩书房，1977）、《杜甫笔记》（创元社，1952）、《胜迹》（《飞鸟》2期，1948）、《秦川的杜甫》（《新文学》5期，1948）、《杜甫在东洋文学中的意义》（《文学》30期，1962）、《杜甫偶释》（《改造》34期，1953）、《杜甫小感》（《展望》13期，1947）、《杜甫小记》（《读书春秋》1期，1950）、《杜甫》（《新潮》47期，1950） 、《杜甫和月》（《中国文学报》17期，1962）、《杜甫诗注》、《中国文学和杜甫》、《我的杜甫研究》、《杜甫和饮酒》等等。
3 结语
随着18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杜甫的诗歌《少年行二首（其一）》于1735年由法国学者杜赫德带进了西方世界，开启了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尽管当时的译介数量有限，对杜甫诗歌的认识也比较笼统和模糊，但也正因为这些译介才引起后来的百家译杜的高潮迭起。杜诗在平安时期已经传入了日本，乃至后来取代了白居易在日本的地位。之后杜甫诗歌在日本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整理杜甫诗歌在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有助于研究杜甫诗歌在海外译介情况的高潮发展与结构梳理。
参考文献：
［1］李特夫. 20世纪前杜甫诗歌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考论［J］.中州学刊，2011（6）：201-205.
［2］何俊.美国首部杜甫诗歌民间全译本探析——兼及杜诗在美国的翻译状况［J］.中美人文学刊，2018
（1）：34-48.
［3］冯雅，高长山.日本的杜甫研究——以五山、江户时期为例［J］.外国问题研究，2012（4）：43-46.
作者简介：刘嘉敏（1995—），女，广东中山人，本科，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史。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