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英译本The Three-Body Problem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也是第一部获得雨果奖的翻译小说。继刘慈欣之后,次年中国作家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英译本Folding Beijing摘得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
二人的获奖,打破了雨果奖亚洲作家“0”的纪录,将中国的科幻水平提升到了世界的高度。当中国文学获得国际文学奖项的认可之时,国人总会发出“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的声音,认为中国文化“走了出去”。
然而,大多数普通读者都没有认真思考“走出去”背后的原因,忽视了文学译介的客观规律。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当中的“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概念,探讨译者刘宇昆是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本和惯习来影响两部作品译介的。
刘宇个人介绍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布迪厄社会学研究国内外的发展轨迹,雨果奖研究以及两部作品的研究;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即“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概念,并
将三个概念与翻译联系起来;第三部分介绍了原作的资本和译者刘宇昆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并解释了某种程度上原作可以为翻译增加象征资本,反过来译者也可以为原作增添象征资本;第四部分展示了译者的惯习是如何影响和文本选择这种宏观层面,以及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层面的。研究发现,在译介的过程中,原作在源语语境的成功,即原作的象征资本为译本在目的语语境的成功打下了基础;译者刘宇昆双重文化影响下的成长经历、文理并重的教育背景以及写作生涯都赋予了其内在或外在的文化资本,继而转化成了象征资本,进一步推动译本在英文科幻语境的流行;而译者的惯习也从微观或宏观的层面对译文产生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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