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七篇解读离娄篇（7.1）
【原⽂】
孟⼦⽈：“离娄之明，公输⼦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仁闻⽽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先王之道也。故⽈：徒善不⾜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过者，未之有也。圣⼈既竭⽬⼒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员平直，不可胜⽤也；既竭⽿⼒焉，继之以六律正五⾳，不可胜⽤也；既竭⼼思焉，继之以不忍⼈之政，⽽仁覆天下矣。故⽈：为⾼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位。不仁⽽在⾼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道揆也。下⽆法守也，朝不信道，⼯不信度，君⼦犯义，⼩⼈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城郭不完，兵甲不多，⾮国之灾也；⽥野不辟，货财不聚，⾮国之害也。上⽆礼，下⽆学，贼民兴，丧⽆⽇矣。《诗》⽈：‘天之⽅蹶，⽆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义，进退⽆礼，⾔则⾮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孟⼦·离娄上》
孟子一共有几篇这⼀章涉及了⼀些历史⼈物，有些⼈物⽐较久远，是传说的，⽽有些⼈物离得⽐较近，有据可循。⽐如说这⼀篇《离娄》，“离娄”这个⼈名出现在篇⾸，便⽤它来名篇。这是古代典籍名篇的⼀种⽅法，⽤这
⼀篇为⾸的两个字。⽽这⾥为⾸的⼏个字是“孟⼦⽈”，没办法区分，所以⽤的是“离娄”。⼤家也可以看看《论语》的篇名，也是⽤前⾯的两个字。这个是当时名篇的通例。关于离娄这个⼈物，他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物，也不是三代时期的⼈物，这个⼈物⽐较久远，据说是黄帝时代的⼈物。这个情况可靠不可靠，我们暂时先不管，只是传说有这么⼀个⼈物。公输班，⼤家就知道了，是我们⼭东⼈，鲁国⼈，所以也叫他鲁班。师旷是晋国的⼀个⾼级乐师，⾳乐上的造诣很⾼，⽤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位⾳乐家。
这⼀章有⼀个特殊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呢？它有四个“故⽈”，这四个“故⽈”的结构性⾮常强。此外，它还有⼏处引⽤《诗经》的话，这也是⾮常明显的。我们知道，先秦诸⼦特别是学习六经的儒家，常常引⽤两部书，⼀部是《诗经》，⼀部是《尚书》，这两部书在先秦儒家思想⾥被引⽤的频率是最⾼的。并且，这种引⽤有个⽐较固定的格式。引⽤《诗》的话，⼤多数是⽤“《诗》云”；如果是引⽤《尚书》，那么⼤多数都是⽤“《书》⽈”。这⼀点在《孟⼦》书中就有体现。有⼀些研究《诗经》的学者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的“《诗》云时代”，⼤家都引⽤《诗》。⽐如说外交官，在谈判的时候⾸先要学会吟诵《诗》篇，要讲“《诗》云”。那么我们来看这⾥第⼀章的四个“故⽈”，其实是要⽴出四个道理。孟⼦⽴的第⼀个道理是说：“徒善不⾜以为政，徒法不能以⾃⾏。”他后⾯紧接着讲：“《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这是《诗经》⾥很著名的⼀句话。那前⾯的内容是什么呢？⼤家看，都是⼀些历史上著名的⼈物。离娄、公输⼦，代表
了“巧”，都是技术上的能⼯巧匠，但他们要⽤“规矩”才能成“⽅圆”；那么师旷呢，他是⼀位⾳乐家，代表了艺术⽅⾯的天才，但他要⽤“六律”来正“五⾳”。“五⾳”是中国古代⾳乐的概念，也就是宫、商、⾓、徵、⽻。如果⽤现代的⾳乐来发⾳，就是1，2，3，5，6，没有4和7的⾳。那么“六律”⼜是指什么呢？“六律”的概念涉及六个阳律和六个阴律，阳律叫六律，阴律叫六吕。这些内容⾮常复杂，⼤家只能去专门研究了。我们简单地说，“五⾳”是⾳乐演奏的⾳阶，类似于西⽅⾳乐体系中的1，2，3，5，6。⽽“五⾳”怎么来定呢？要靠六律和六吕来定，或者说要靠⼗⼆律来定。所以孟⼦说，“不以六律，不能正五⾳”。“五⾳”的⾳阶要靠“六律”来确定、来矫正。那么，怎么来正，怎么来定，则是⾮常地复杂，这是做中国古代⾳乐史研究的⼈去专门研究的。孟⼦在这⾥强调的意思是，你再⾼明、再有技能，还是需要⼀个标准。
接下来，孟⼦就从成“⽅圆”的“规矩”、正“五⾳”的“六律”引申出，要治理好⼀个国家，同样也需要⼀个标准。再⾼明的能⼯巧匠、再了不起的乐师，都需要⼀个标准；同样道理，建设⼀种好的社会⽣活、好的国家⽣活，也不能没有标准。那治理国家的标准来⾃哪⾥呢？这也就引出了“尧舜之道”。孟⼦推崇尧舜，《滕⽂公上》有句话说：“孟⼦道性善，⾔必称尧舜。”也就是说，孟⼦讲论⼀个道理，除了引经据典，还有就是引述古代历史上的典范⼈物，⾸先便是尧舜。儒家没有追踪到黄帝，只是追踪到尧舜。在先秦⼦学⾥⾯，道家是追寻到黄帝的，特别是黄⽼学，把他们学说的根源追到黄帝那⾥。但儒家主要是强调尧舜，强调尧舜是儒家的典范。那如果说尧舜治理天下是最好的，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仁政”。这“仁政”⼜是什么呢？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孟⼦说，当前我们社会⾯临着⼀种问题，有些诸侯，好像有“仁⼼”，也有“仁闻”，主观上也希望把天下国家治理好，也有好的名声在外，但他们并没有给社会民众带来福利，社会秩序还是没有改善。这是为什么呢？孟⼦说，是因为没有好好学习“尧舜之道”，没有好好学习“仁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孟⼦便提出了第⼀个故⽈：“徒善不⾜以为政，徒法不能以⾃⾏。”
这是⾮常重要的两句话。“徒善不⾜以为政”，意思是说仅有⼀种好的动机、⼀种善良的爱⼼，是不够的；跟后⾯的话结合起来便是说，你还需要⼀个制度，需要⼀个标准，更重要的你还要有⾏动。你只是想想、只是说说，那只能表明你动机是好的；但是好的愿望要变成现实，还要有好的⽅法。有了好的⽅法，有了⼀个标准，最后还是要⾏动。我们称之为落到实处，实实在在去追求，从⾏动上体现。后⾯还说“徒法不能以⾃⾏”，只有制度也不⾏。制度要靠⼈去实现，需要有⼈去⾏动。尧舜便是这样的⼈，“仁政”便是他们⾏动的标准。所以后⾯就引出了《诗经》的⼀句话：“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任何事情都需要⼀个标准，政治活动更需要⼀个标准，这是孟⼦所要强调的。在⽣活当中，我们处处需要标准，或者说度量衡，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度量衡，政治⽣活⾥也是如此，是有标准的。孟⼦认为，尧舜之道就是⼀种治理的标准、
度量衡，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度量衡，政治⽣活⾥也是如此，是有标准的。孟⼦认为，尧舜之道就是
⼀种治理的标准、治理的典范。所以我们对国家的治理要学习古代的典范和榜样。因此就引⽤了《诗经》的“不愆不忘”，我们不要犯错，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要遵循过去好的传统、好的制度、好的典范。这是第⼀个“故⽈”所体现的内容。
接下来孟⼦⼜进⼀步引申前⾯的意思。离娄、公输⼦、师旷在他们各⾃的领域⾥都是很了不起的⼈物，他们都很努⼒，但需要⼀个规矩。圣⼈也⼀样，“既竭⼼思焉”，但仍然要坚持⼀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不忍⼈之政”，也就是前⾯提到的“仁政”。⼤家知道，孟⼦有个说法，叫“不忍⼈之⼼”。所谓“不忍⼈之⼼”，就是指爱⼼、仁爱之⼼，也就是⼀种同情⼼。这种爱⼼是很复杂的，表现在⽅⽅⾯⾯，或者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现。爱⼼都是在⼈际关系当中表现出来，对此孟⼦有“五伦”的说法，包括君⾂、⽗⼦、夫妇、兄弟和朋友。这其中的爱都是由“不忍⼈之⼼”表现出来的，但它的表现⽅式⼜是不⼀样的。夫妇之爱，当然和朋友之爱不⼀样，其他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其中也有共同的地⽅，都是爱⼼的表现。爱⼼最重要的就是相互尊重、与⼈为善，有⼀种利他的⼼，不是⾃私⾃利的。那么这种爱⼼就是“不忍⼈之⼼”。这⼀点，我们之前的⽼师可能讲得很多了。由此表现出来，便能够建⽴⼀种好的天下秩序。然后也就有了第⼆个“故⽈”：“为⾼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在此，孟⼦⼜得出⼀个重要结论，什么结论呢？这是⼀种类⽐，我们要建⼀座⾼台，就需要凭借⼭陵；要挖⼀个深池，就需要凭借沼泽。这⾥说的是⼀个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道理。通过这个类⽐，孟⼦是要说明，为政也需要因势利导。这个“势”也就是传统，也就是先王之道。不遵循先王之道，便不可以称之为有智慧的⼈。这便是孟⼦第⼆个“故⽈”所要讲述的内容。
孟⼦在后⾯还说：“仁者宜在⾼位。不仁⽽在⾼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说：“上⽆道揆也，下⽆法守也。”这⾥仍是强调政治活动需要⼀个标准，需要⼀套制度。那么，前⾯⼀句话则是强调德与能的概念。意思是说有德有能的⼈应在其位，如果⼀个⽆德⽆能的⼈处于很⾼的位置，那么就会出问题。第⼀，他的能⼒有限，事情做不来；硬要让他做，也是做不好；做不好，那就浪费了公共资源，如果我们要过⼀种好的⽣活可就难了。这⼀点，我认为是儒家关于分配合理性的重要思想。在以往，⼈们总认为儒家很强调尊卑等级，但我们想⼀想，现代社会⾥⾯平等的概念，是不是说我们都有⼀样的⾝份、⼀样的收⼊、过着⼀样的⽣活？不是这样的。现代社会不是这样，古代社会也不是如此。所以说，⼤家靠不同的能⼒，获得不同的社会地位。孟⼦说的这个道理，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观点说成不平等或不合理。
孟⼦强调国家的政治⽣活需要⼀个规范、⼀个标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下⾯的肯定也会乱。所以他说：“朝不信道，⼯不信度，君⼦犯义，⼩⼈犯刑。”这样的话，国家秩序怎能好呢？接下来他⼜得出了⼀个“故⽈”。问题不在城郭、兵甲，也不在⽥野、货财，这些都不是国家⾸要的东西。那么问题到底在那⾥呢？孟⼦说：“上⽆礼，下⽆学，贼民兴，丧⽆⽇矣。”这⾥是强调国家的⾸要任务，其实还是在强调标准。如果说国家的上层没有礼，那么民众也不会去学习，也不会去效法，这样⼀来社会秩序就会混乱，产⽣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个国家肯定会灭亡。这时候他⼜引出了《诗经》的⼀句话：“天之⽅蹶，⽆然泄泄。”“蹶”有两个读⾳，⼀个是jué，⼀个是guì。蹶（jué）是指颠仆，蹶（guì）是指变动。
梁涛⽼师解释为第⼆种。意思是说，如果治理得不好，天就要发⽣变动了，这时候你说什么都没有⽤。“⽆然泄泄”，“泄”这个字也是多⾳字，⼀般读为xiè，但在这⾥应读为yì，意思是指多说话。在后⾯孟⼦还进⼀步解释，“泄泄，犹沓沓也”。多说话，也就是喋喋不休。这句话是说，这时候你想要改变局⾯，却已是积重难返，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说，如果“事君⽆义，进退⽆礼”，到后来说得再多也是没⽤。
接下来，孟⼦说了最后⼀个“故⽈”。作为⼀个有⾝份的⼈，⼀个有职务的⼈，或者作为⼀个⾂，怎样尽到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作⽤呢？孟⼦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最后⼀句，“吾君不能谓之贼”，意思是说，如果⾂怀疑君，认为君王没有能⼒推⾏仁政，那这位⾂就是“贼”。孟⼦认为，⾂⼀定要相信君王，要以仁政的标准去责难于君，去提出好的建议，甚⾄是提出批评意见，这就是“恭”。⽼是拍马屁，⽼是阿谀奉承，这是不⾏的。要“陈善闭邪”，要讲仁政，要规劝君主，避免⾛向邪路，这就叫“敬”。近年出⼟的简帛⽂献⾥，有⼀篇⽂章讲“忠”，所说的意思和这⾥⽐较相似。那篇⽂章说，“恒称其君之恶”便是“忠”，能指出君主缺点的，或者说能指出君主⾔⾏过错的，才是真正的忠诚。君主的⾔⾏如果有过错，就要提出批评意见，这时候如果说好，那⼀定是邪，是不忠。
以上我们讨论的便是第⼀章的内容。后⾯⼏章的内容，可以说多数是围绕第⼀章的思想展开，在第⼀章的基础上作出延伸和发挥。
解读专家
王中江，孟⼦研究院特聘专家，长江学者。现任北京⼤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学中国现代思想⽂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法⼤学国际儒学院教授，中华孔⼦学会会长，华夏⽼⼦学研究联合会会长，张岱年研究会会长。曾先后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学哲学系教授。长期致⼒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先秦哲学、出⼟⽂献和近现代哲学的研究。
解读专家：王中江
朗诵：市政德办邢巍巍
编辑：孟聪
审核：张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