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李约瑟难题”难获“诺贝尔奖”？
             ——对“李约瑟难题”探索的现实意义
[摘要] 本文以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为切入点，通过阐述前人对“李约瑟难题”的经典解答和现实意义；分析了李约瑟难题中的一些仍然制约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因素，并提出要突破科学体制上的“官本位”思想影响，改变中国的教育理念及模式，加强学术交流等促进科技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经典解答；诺贝尔奖；现实意义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2008年度诺贝尔奖已经揭晓，中国再次与之无缘，一百年来，中国人始终徘徊在诺贝尔奖大门之外，而无法到开启它的钥匙，不尽令国人感到遗憾，并为之困惑。“中国人为什么没人拿到诺贝尔奖”的问题，究其实质与“李约瑟难题”可谓是如出一辙，颇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深入研究。本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究“李约瑟难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来寻科学发展的条件和规律，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中国科技的早日腾飞。
一.法证先锋4演员表介绍“李约瑟难题”的提出
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的李约瑟博士(1900年至1995年)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1]。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发明及发现曾一度让西方望尘莫及。美国学者罗伯特•坦布尔在《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感叹：“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古代就已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将毫无争议的全都属于中国人。”[2]，然而，近代中国科学届在这一方面无一建树。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一个大起，一个打落，如此大的差距，这让是李约瑟博士觉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这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探索的热潮。
二.中外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经典解答
   1. 官僚体制学说：这也是李约瑟本人破解的答案，中国的官僚体制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中国从不缺乏实验或实践的传统，却由于缺乏象《几何原本》一样的逻辑系统，科学长期停留在经验的阶段，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而缺乏像近代牛顿定律等近代科学理论。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过渡，故而落后了[1]倪睿思。
    2.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林毅夫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从前现代课学跃升到现代科学的根源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制度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实际原因在于以选拔官吏为目的科举考试的设置及其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3]。科举制和激励结构，造成了我国古代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的人才严重匮乏，最终导致科学技术发展的滞缓和衰落。 
   3. 社会制度+观念形态学说：闵丽、黄金辉认为社会制度和观念形态等因素是中国难以产
生近代科学的根源。一是社会制度因素。首先，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了确保皇权的永恒性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封建统治者一直以儒学为正学，将科学、技艺视为末学，认为科学技术是淫思臆想”，科学在儒教的教育制度里，科学甚至连婢女的地位都没有争取到”。从此中国科学走上了一个黑暗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其次，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取向使近代科学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二是观念形态因素。封建社会的封闭、保守的观念体系直接限制了人们对外在事物的不断追问，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与中国农耕文化相适应的观念形态表现出重人而不重自然、重人伦而不重科学的特征，这种观念形态所塑造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自然缺乏科学意识和理性精神[4]。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 
   4. 思维决定论：刘志一认为，东西方人种的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才是形成东西方同科学技术发展曲线的根本原因。东方人种的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唯物辩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其本质特征是：注意宏观观控，轻视微观分解；重定性把握，轻视定量分析；注重应用效益，轻视理论思辨；注重横向联系，轻视纵向深入；注重体共存，轻视个体独立；注重情感交融，轻视理智控制；注重经验积累，轻视实验测定；注重因果关系，轻视元素分解；等等。与此相反，西方人种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是
形而上学的、微观分解的机械分解观[5]。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使西方人在古代科学技术领域建树极少，到近代科学技术进入微观分解阶段才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其潜在能量，作出了巨大贡献[6]。因此，人类社会需要的、以应用效益为目的的、宏观观控性质的古代科学技术，绝大多数都在中国产生；而重数学推算、微观分解的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于西方，就不足为奇了。
   5.哲学一元化畸形发展论：王淼洋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一元化的畸形发展。[7]”当然，他同时也指出：“至于西方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得以延续，而东方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却被中断，其各自的原因都必须从它们各自的社会政治传统中去寻。[7]”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与中国宗法专制各有优劣长短，但仅就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健全思维的发展来说，民主政治似乎比宗法专制要有利一些。宗法专制的结果就是导致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的中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乃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6]。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视角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解答，在此不多赘述。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相关争论和解答众
说纷纭，各有千秋，难有定论。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思
三.研究李约瑟难题现实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科学界彻底拜托了封建政治体制束缚和经济落后的制约，科学真正迎来了春天，经过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努力我国在科学上取得一些令世界瞩目的成果，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任然没有摘取代表科技领域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的桂冠，不免让国人感到遗憾。可以说过困扰着中国人的“李约瑟难题”依然还在制约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这正是本文探索和分析“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结合前人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因素：赵本山老婆马丽娟
 1.要突破科学体制上的“官本位”思想影响
   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逐步成为正风，但遗憾的是尊重官位、尊重权力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因，在我国官本位体制的影响下，本应为净土的高校染上了官场病，官场存在的病症，高校几乎应有尽有。既然学术和教育都不幸染上了“官场病”，那么，学术腐败、教育腐败也就在所难免。这就会对科学和创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官场病”在高校的最终结果是学术精神的沦丧。           
另外时下的“考公务员热”,广东冬至吃什么也有“科举遗风”之嫌；这不正是官本位意识在作祟吗？许多博士、硕士加入其中，公务员考试已经成为现在社会上竞争最激烈的考试，特别是那些本不适合做公务员的优秀人才也被卷进这一行业，还有许多博士、硕士刚在自己的专业干出点成绩就被“提拔” 到行政领导岗位，这势必造成中国科技人才的极大浪费，对科技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而且，中国目前尚缺乏完善的科研管理体制。在一些科学家的潜意识中，只要有了一些学术成就，就希望通过仕途来证明自己，在尚不健全的体制下，“官本位” 往往又与对资源支配的权力相联系，从而获得较通常更为优越的科研条件。重大科技项目和方向的决策应当由科学发展规律去决定，这样才能稳居科学的前沿，而在我国，不少科技项目和方向却常常由非科技专家主要是行政官员凭兴趣来决定，这就造成决策失误，贻误科技创新。在现有科技经费分配体制下，一些官员还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和评审，其后果是人际因素常常代替了专业标准，导致非学术因素、权力因素干预学术，还阻碍了民间学术研究的发展。
知识分子的强烈“官本位”情结不仅削弱了其专业献身精神，而且还限制了其批判创新能力和研究效果。使许多知识分子走进了“官本位”的价值观误区，使更多应在科技领域展露才华的知识分子将一生的大部分宝贵时间贡献于“官场”，“误尽平生为一官”，不仅是个人的不
幸，更是“国家之悲哀”[8]。
   当前中国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立足中国实际，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提倡科学文化、弘扬科学精神; 提高科研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使他们重燃对科学探索之兴趣，真正回到科学研究当中去。
2.改变中国的教育理念及模式
中国现行的重理论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应试教育”模式教育严重制约着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种教育理念的争论和博弈，由来已久。我们知道，素质教育的核心，乃是培育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即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给他一杆猎，而不是给他一只兔子”。对于大学生的教育尤其是如此。而“应试教育”则不然，它往往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二者孰优孰劣，似乎不容争辩。人类社会的知识是不断积淀的结晶，而创新则是给已有知识结构增添激活力的重要元素。无论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小学生，都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对他们进行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训练，意味着奠定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亦即意味着“给他一杆猎”，将使其终身受益。而灌输式、教条式的应试教育，无论主观愿望如何之好，但从客观效果来看，
不客气地讲，它几乎全然抑制或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潜能，所培养出的人才多为考试机器，或高分低能的怪才[9]。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的学生在小学、中学的成绩普遍好于美国的中小学生，进入大学时两国学生的成绩没有明显差别，硕士研究生中国的学生略差于美国的学生，博士及博士后，中国学生明显差于美国学生。这一现象表明，中美两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目标、教育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注重学生掌握知识的数量、系统性、准确性，终极目标是所学知识掌握的多少，准确与否，很少把解决实际问题纳入培养目标；而美国教育则正好相反，他们注重学生思维的拓展性、灵活性和创造性，注重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活动始终与解决实际问题相联系。中国人的智商之高，是举世公认的，中国中学生每年在国际数理化奥林匹克赛中频频夺冠，更令世人瞩目。然而却不能培养出一个获得“诺贝尔奖”中国本土科学家。而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李远哲等先生的获奖不正说明了中美教育的差异吗？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教育存在着致命的弱点[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