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记忆⼁红⾊“围⼦⾥”抗战故事
《潍坊⽇报·今⽇青州》是经潍坊市委批准，由潍坊⽇报社主办、青州市委协办的报纸，是青州市最权威的主流媒体，也是青州境内唯⼀具备国家正规刊号的平⾯媒体，最具公信⼒和导向性，是本地区发⾏量最⼤的报纸，发⾏量3万份。为对开⼤报，彩⾊印刷，内容丰富多样，贴近众，可读性强，深受⼴⼤读者喜爱，是客户刊登⼴告的理想媒介。
2014年8⽉31⽇，⼗⼆届全国⼈⼤常委会第⼗次会议通过的《全国⼈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烈⼠纪念⽇的决定》规定，将9⽉30⽇设⽴为烈⼠纪念⽇。每年9⽉30⽇国家举⾏纪念烈⼠活动。
1949年9⽉30⽇是⼈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在国庆节的前⼀天开展烈⼠纪念活动，能充分体现“国庆勿忘祭先烈”的情怀、突出国家褒扬烈⼠的主题，因此确定为这⼀天。
选择9⽉30⽇为烈⼠纪念⽇，毫⽆疑义，既是对鸦⽚战争以来为民族独⽴、祖国富强、⼈民⾃由幸福⽽前仆后继的⼈民英雄的永远铭记，也是对共和国历史的郑重回眸，是对千万牺牲烈⼠的庄严承诺，凸显“吃⽔不忘挖井⼈”、国庆不忘祭先烈的情怀，并与形成惯例的党和国家领导⼈10⽉1⽇上午向⼈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等纪念仪式相衔接，张扬了国庆新的内涵；烈⼠纪念⽇与国庆⽇既有别⼜融合，使得国庆期间的典制张弛有度、礼仪有序，国庆的意义更加淳厚，欢度国庆有了深层的情愫。
烈⼠纪念⽇将⾄，⼜逢国庆节⼩长假。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也许现在的你正在为长假的安排⽽焦头烂额，想要过⼀个充实⽽有意义的假期……，但是，⼈们不会忘记为国家和民族捐躯的英烈们！在此，我们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众办实事”，探访⼀下红⾊之乡——“围⼦⾥”，重温抗战历史、接受红⾊教育、祭奠烈⼠英魂。
许王、史家、红星三村紧密相连，形同⼀村，位于青州市⾼柳镇最北端，北阳河的西岸，过去统称为“围⼦⾥”。许王、史家、红星三村居民共有1500余⼈，有李、史、刘、赵、王、鞠六姓。许王李姓为主，占本村⼈⼝的百分之95，约750⼈、赵姓40余⼈、鞠姓⼀家；史家村是清⼀⾊的史姓，有400余⼈；红星以刘姓居多，⼈⼝300余，王姓、赵姓约50⼈。其中许王、红星原为⼀村，因刘姓⼤部分村民都集中在村的东边依河坝⽽居，故称“东头”，直到⼈民公社化后的1962年，刘姓才从许王(⽣产⼤队)中析出，独⾃⽴村，定名为那个时代⾊彩很强的名字——红星村(⼤队)。
抗⽇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围⼦⾥”曾是“东西⼀打穿，南北⼀炮打透”的益北抗⽇根据地中⼼。益北地区是益(都)寿(光)临(淄)⼴(饶)四边县的主要游击区，是清河特委、渤海区党委和⼋路军⼭东抗⽇游击三⽀队(后称“⼋路军⼭东纵队第三⽀队”)活动的重要区域。⼤批共产党⼈在这⾥抛头颅、洒热⾎，与“围⼦⾥”⼈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留下许多脍炙⼈⼝的英雄诗篇和可歌可泣的感⼈故事，雕塑了永不磨灭的历史丰碑，“围⼦⾥”因此有“抗⽇堡垒、益北延安”之美誉。
“围⼦⾥”⾄今保存着多处红⾊⾰命遗址，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依然向世⼈讲述着“围⼦⾥”⼈民英勇抗战创造的光荣历史。
“围⼦⾥”三村村民竭尽全⼒⽀援抗⽇战争，使“围⼦⾥”成为⼀个坚强的抗⽇堡垒村。由于处在益(都)寿(光)临(淄)⼴(饶)四县边区，离敌⼈的控制范围相对较远，当地国民党政府对其控制较松，容易隐蔽地开展⾰命活动，⼜有相对完整的防御体系——围⼦墙，“围⼦⾥”东有⼀条北阳河南北贯通益北地区，⼀⼈多深，到夏天河⾥有芦苇，河道便于打仗摆兵布阵，隐蔽出⼊。天然的条件很适合做县委机关驻地。因此我党党政部门和⼋路军的⼀些重要机关常设在村内，诸如益(都)寿(光)临(淄)⼴(饶)四边县委、益北⾏署、益北完⼩、《众报》社、兵⼯⼚旧址等。我党⼀些重要的党政军负责⼈，如益(都)寿(光)临(淄)⼴(饶)四边县委书记马巨涛和韩洪甫，益寿县委书记韩洪甫，组织部长刘旭东，组织⼲事郭华、郭民兄弟(南星落⼈)，宣传部长张鲁泉，宣传⼲事赵⼦美、胡为新，民运部长李明村；⼋路军⼭东纵队第三⽀队司令员杨国夫、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渤海⾏政公署主任李⼈凤、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等都曾率部在此驻扎、指挥战⽃，四边县长赵治安及秘书赵⼦美领导的地⽅抗⽇武装更是经常驻防“围⼦⾥”，领导益北军民开展抗⽇⽃争，巷⾥坊间都留下了他们战⽃和⽣活的⾜迹。⼋路军鲁东游击队第⼗⽀队成⽴后曾经在此驻扎，抗⽇的⼤旗⾃此⾼⾼飘扬，为⼋路军的发展壮⼤，为新中国的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围⼦⾥”交通区位优势明显，1928年就有中共党组织在“围⼦⾥”⼀带活动，1938年5⽉，中共鲁东⼯委
根据⽃争形势的需要，对特委和县委⼀级的党组织进⾏调整，中共益都县委撤销，中共益都中⼼县委成⽴，书记李云鹤。负责益(都)寿(光)临(淄)⼴(饶)四县党的领导⼯作。益都中⼼县委成⽴后，领导四县党政军民积极开展⼯作，组织抗⽇武装和抗⽇团体，党员发展⼈数也迅速增加，是⼤⾰命时期党员⼈数的4倍多。1938年6⽉中共益都县委恢复，胡维鲁、马巨涛先后任书记，仍负责益(都)寿(光)临(淄)⼴(饶)四县党的领导⼯作。1939年10⽉，中共益都县委转移到胶济铁路南部后，中共益(都)寿(光)临(淄)⼴(饶)四边县委成⽴，马巨涛任书记，就驻扎在“围⼦⾥”许王村，独⽴营、武⼯队、县⼤队都在此活动，与“围⼦⾥”及益北地区⾰命⼒量相互配合，共同战⽃，有⼒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伪军的侵略⽓焰。
“围⼦⾥”作为益北地区的中⼼，益北地区许多重⼤历史事件都发⽣于此。
1939年10⽉，随着“围⼦⾥”及益北地区武装⼒量不断发展壮⼤及以“围⼦⾥”为中⼼的益北抗⽇根据地不断扩⼤，成⽴了益北⾏署，下设⾏政村、农会、妇⼥会、民兵组织，在众中撒下了⾰命的种⼦，使在⽇伪铁蹄下苦苦挣扎的“围⼦⾥”及益北地区⼈民看到了希望。益北⾏署成⽴后，实⾏解放妇⼥、减租减息和分配余粮运动，有⼒地⽀援了游击战争。在“围⼦⾥”建有兵⼯⼚、印刷⼚、银⾏、看守所、卫⽣所、供给处。1940年，在“围⼦⾥”三村，党组织发动⼈民开展⿇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游击战术同⽇寇进⾏⽃争，有“铁许王、铜史家、打不垮的红星”的赞誉。⽇寇把这个根据地当作眼中钉、⾁中刺，多次围剿⼤“扫荡”，妄图乘我军⽴⾜未稳，⼀举扑灭⼈民的抗⽇⽕焰，“围⼦⾥”三村有近50名百姓惨遭
杀害，“围⼦⾥”三个村⼈民为⾰命胜利付出了巨⼤的牺牲。1941年9⽉20⽇，⽇伪顽军趁我抗⽇军民集中精⼒开展“秋收”之际，从各地纠集千余⼈，向“围⼦⾥”包围过来。县委、县政府当即作出应急部署，由独⽴营和县⼤队分兵阻击敌⼈，为部队医护⼈员和伤病员及⽼弱病残、妇⼥⼉童众的转移争取时间。在阻击和突围中，独⽴营和县⼤队指战员们同仇敌忾，临危不惧，英勇奋战，打退了敌⼈的数次冲锋，掩护众，掩护战友。“围⼦⾥”三村党⽀部⼀⾯组织乡亲们冒着林弹⾬抬担架救伤员，⼀⾯组织众转移。⼋路军和⽼百姓团结⼀⼼，终于突破了敌⼈的包围，向北转移到敌⼈势⼒薄弱的黄河北⼀带——⼴(⼴饶县)北抗⽇根据地。在阻击战中，独⽴营和县⼤队有10余名战⼠壮烈牺牲。是年秋，⽇伪在益北地区⼤搞“集家并村”，修建“部落”。⽇伪军在“扫荡”中烧毁⽥地庄稼和村庄，强⾏驱赶益北百姓迁家移村，并⼊指定村庄，在四周修筑起数⽶⾼围墙。敌⼈称之为“部落”，完全失去⾃由的益北百姓愤怒地称其为“⼈圈”。
在“部落”5公⾥之外的⽆⼈区，⽇伪见⼈就杀，见房⼦就烧，见庄稼就割，见东西或掠或毁，迫使⼤部分益北百姓不得不归⼊“部落”。益北抗⽇根据地由原来20多个区缩⼩到只有不到10个残缺不全的区。“围⼦⾥”成为“东西⼀打穿，南北⼀炮打透”的益北抗⽇根据地中⼼。形势不断恶化，⼀些⼲部众产⽣悲观情绪。1942年2⽉，四边县委和县政府发出号召，哪怕只剩下⼀个村庄、⼀块芦苇荡、⼀条沟壕，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党组织向众提出“誓死不离益北”“誓死不进⼈圈”等⼝号。部队、各级⼲部始终坚持不离根据地，在积极搞好反“扫荡”的同时，⼤⼒帮助益北抗⽇根据地众搞春耕，协助他
们搭窝棚、挖地道，并发放春耕贷款和救济粮，给了益北⼈民很⼤⿎舞。为扩⼤反“扫荡”的胜利成果，1943年5⽉9⽇，⼋路军⼭东纵队第三⽀队司令员杨国夫亲率主⼒，在“围⼦⾥”南寨门东阳河滩⾥，伏击了来“围⼦⾥”“扫荡”的⽇军⼀个连队建制的中队，历时⼀天⼀夜，取得了全⾯的胜利，这让⽇军很震惊，也让“围⼦⾥”的众信⼼⼤增。这次伏击战，极⼤地⿎舞了益北抗⽇根据地党政军民，它对于配合益(都)寿(光)临(淄)⼴(饶)四县地区反“扫荡”起到了良好的作⽤。英雄的“围⼦⾥”⼈民当年同益北⼈民⼀样，积极配合清河军区和渤海军区主⼒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争，众成为反“扫荡”⽃争不可或缺的重要⼒量。“围⼦⾥”⼈民全民皆兵，青壮年全部编⼊⾃卫军，拿起农具是农民，拿起武器是战⼠。⽼⼈、妇⼥、⼉童也承担起⼒所能及的抗⽇⼯作。敌⼈“扫荡”，他们打冷；敌⼈驻扎，他们袭扰；敌⼈追赶，他们与之在抗⽇沟壕、芦苇荡和青纱帐⾥周旋，搞得“扫荡”之敌⽇夜不得安宁，精疲⼒尽，涌现了姊妹团团长史凤英等许许多多的英雄⼈物和英雄事迹，“围⼦⾥”因此被誉为“抗⽇堡垒、益北延安”。
“围⼦⾥”三村⼈民和⼋路军亲如⼀家，众⽣活虽然⾮常困难，但却倾其所有⽀援⾃⼰的队伍。1939年除⼣，饺⼦刚包好，⼋路军鲁东游击队第⼗⽀队⼀部分⼈员转移到村⾥，各家各户争着往家⾥拉战⼠，⼀碗饺⼦分开吃，军民喜⽓洋洋共庆佳节。1940年益北地区发⽣严重的荒灾，加上敌⼈的封锁，“围⼦⾥”三村⽼百姓的⽣活更加艰难，所以这⼀年“围⼦⾥”三村⼈民的⽣产⽣活处在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艰苦的岁⽉⾥，树叶、野菜成为军民最主要的⼝粮。
当春天野菜破⼟发芽，杨树、榆树、枣树都长出嫩芽时，杨国夫司令员下令不许部队在村庄⽅圆⼗五⾥以内采摘树叶和挖野菜，要把树叶和野菜留给众，⾃⼰宁可饿着肚⼦，也不与民争⾷。因此，“围⼦⾥”三村⽼百姓主业之⼀就是⼈⼿⼀篮⼀铲到野外挖野菜。常挖的有荠荠菜、灰灰菜、扫帚菜、蒲公英、野苋菜、马齿苋、马兰头、野⼩葱等，采回来的野菜洗净，放上盐直接掺在五⾕杂粮⾥权当主⾷，有的可以⽤盐腌起来作为下饭的⼩菜。当年的⼀⾸歌谣⼀直流传⾄今：“粮⾷不够吃，⽠菜帮⼤忙。没有粮⾷⽠菜补，没有菜吃野菜帮。精打细算度春光，节省粮⾷交公粮。⼦弟兵吃饱好打仗，⽀援前线第⼀桩。”这⾸歌谣充分体现了益北军爱民、民拥军，⽔融的鱼⽔深情。1941年底，⼋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三⽀队⼗团卫⽣所迁⾄“围⼦⾥”，益北抗⽇根据地和渤海军区西部伤病员都往这⾥送，最多时住有伤病员60余⼈。村民把房屋都腾出来给伤病员和医务⼈员住，⾃⼰住驴棚、猪栏。担架不够，村民把⾃家门板卸下来做担架。有伤病员牺牲，村民⽤⾃家板柜当棺材予以掩埋。1943年秋天，⼋路军⼭东纵队司令部的⼀个机关有100多⼈来到“围⼦⾥”，“围⼦⾥”三村⼈民开始各家各户称粮⾷、称煎饼给部队吃，众有什么部队就能吃什么。如今，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也好过了，⼈们不愁吃，不愁喝，在吃腻了⼤鱼⼤⾁后，乐趣，开始追求⾃然，返璞归真，时尚地吃起了野菜，并美其名⽈：纯天然，健康品，有的还注重野菜的特殊功效和药⽤价值，殊不知，和过去相⽐，吃的⽬的不同，吃的⼼境差异，其本意也就⼤相径庭了。但不管怎样，直到现在，我还是要⽆⽐感恩那些⽴过功，救过命的野菜，牢记那些不该被忘记掉的野菜谣。
在艰苦的抗⽇⽃争中，军民同⽢共苦，⽣死相依，建⽴起亲密的鱼⽔关系。⽇伪军的⾎腥政策，吓不倒⾰命众。他们冒着⽣命危险，保卫党的组织和⾰命同志的安全；千⽅百计地给游击队送盐、送粮⾷、送情报。
众把⼋路军视为亲⼈，把帮助掩护、保护抗⽇物资、保守抗⽇秘密看作是应尽责任，为此不怕担风险，甚⾄不惜献出⽣命。
“围⼦⾥”三村⼈民对⼋路军的印刷⼚、⽂件物资也是拼着⾝家性命加以保护。1940年秋冬季节，⽇伪军探听到有关印刷⼚情报后，多次搜剿“围⼦⾥”。妄图⼀举铲除摧毁地下印刷⼚，由于洞⼝极为隐蔽及众基础⽐较好，始终没有被敌⼈发现。⽓急败坏的敌⼈烧掉了10余户⼈家的房屋50多间。1941年4⽉17⽇，寿光⾟家庄据点的⽇伪军100多⼈，突然再
发现。⽓急败坏的敌⼈烧掉了10余户⼈家的房屋50多间。1941年4⽉17⽇，寿光⾟家庄据点的⽇伪军100多⼈，突然再次包围“围⼦⾥”，由于⼤部分青壮年在地⾥⼲活，发现⽇伪军过来，便顺着抗⽇沟转移了，在“围⼦⾥”的⼈们⼤部分及时下了地道。⽇伪军在村⾥挨家挨户地搜，把未能及时掩藏的⽼弱病残众和孩⼦集中赶到史家庄的⼤街上。⽇军逐个⼈看⾐服、翻⼝袋想从中打开突破⼝。敌⼈从⼗六岁的姊妹团团长史凤英的⼝袋⾥搜出⼀⽀细铅笔头，便当作⼋路⼲部嫌疑进⾏审问，要她说出报社藏在哪⾥，⼋路军在什么地⽅。史凤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报社。敌⼈见软的不⾏就来硬的，⼀顿⽿光
打得她满脸紫青，⼝喷鲜⾎。再问⼋路军印刷⼚在哪⾥，物资藏到何处，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敌⼈⽓急败坏，⽤⽪鞭凶狠地抽打她，史凤英怒视敌⼈：你们这些狗强盗！就是杀了我，也不知道！⽇本⿁⼦⽆计可使，凶象毕露，把她拖进了史成学的⼩西屋⾥，在她痛苦尖厉的叫骂声中剥光了⾐服，⼀个禽兽不如的⽇军军官狞笑着扑向了她……这时，说时迟，那时快，藏在东屋内的史成学忍⽆可忍，怒不可遏地抽出藏在屋檐下的红缨，愤怒地向⽇军军官刺去，结果被敌⼈连捅三刺⼑，英勇地倒在⾎泊中。⽓急败坏的⽇伪军点燃了房⼦，将史凤英活活烧死在屋内。紧接着把⼗⼏位⽼⼈捆绑起来，引逼利诱⽼⼈们说出洞⼝在什么地⽅，⼋路军印刷⼚在哪⾥，物资藏到何处，⽼⼈们都异⼝同声地说“知不道！”“什么也不知道！”敌⼈⽆计可施，恼羞成怒，残忍地⽤刺⼑把他们刺死在⼤街上！
同年9⽉的⼀天，⽇伪军再次包围了许王村和史家庄，当时寿五区区公所和县公安局的同志正在许王村李序吉家⾥开会，听到响后紧急转移了。李序吉的母亲正在收拾同志们坐的凳⼦，被敌⼈抓住了。敌⼈威胁她说：你这个⼋路⽼婆⼦，今天不说出报社及其印刷⼚藏在哪⾥就叫你去见阎王。她被连拖带拽地来到史家庄《众报》社隐藏的胡同⾥，同时被绑到这⾥的，还有李洪喜、李序成、李相、史宗仁。⿁⼦杀⽓腾腾，明晃晃的刺⼑在⼈们⾯前摇晃着，⼀个伪军头⽬⼤吼：今天不把报社交出来，你们⼀个⼈也活不了！敌⼈⼀个⼀个的对他们反复地拷打审问，⼤家都说，不知道！紧接着⼜是⼀阵毒打，换来的还是⼀句：“不知道！”为了杀⼀儆百，⽇军先⽤刺⼑捅死了六⼗多岁的李⼤娘，然后将其他四个⼈分开审问，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句：什么也不知道！敌⼈黔驴技穷，便下了毒⼿，四名众为保护报社印刷⼚⽂件物资，在遭受⽇伪军任意侮辱和毒打后，被残忍地杀害了。
不到半年的时同内，在敌⼈多次围剿中，为了保护《众报》社及其印刷⼚的安全，“围⼦⾥”共有10余名⽆辜众献出了宝贵的⽣命，他们分别是史凤英、史成学、史宗⼈、史美红、李相贤、李洪喜、李东义之祖母，李锡诚、李东甫⽗⼦及其⼥婿。先后有200多间房⼦被烧毁。《众报》社及其印刷⼚却安然⽆恙。
此后“围⼦⾥”成了敌⼈的眼中钉⾁中刺，并企图扒掉⽤以掩蔽抗⽇军民的⼟围⼦墙，在以后⽇伪发动的三次⼤的“扫
荡”中，⼜有数⼗位村民惨遭杀害！“围⼦⾥”三村⼈民为抗击⽇寇侵略做出了巨⼤牺牲！
四边县委领导“围⼦⾥”三村⼈民展开地道战。“围⼦⾥”三村⼈民在四边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不断总结和⽇伪军⽃争的经验教训，并吸收外地对敌⽃争的经验。和⽇伪军展开地道战、游击战、⿇雀战。采取了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战法。发动众打⼀场轰轰烈烈的⼈民战争。
1942年，抗⽇战争进⼊最残酷的阶段，为了有效消灭敌⼈、保存⾃⼰，“围⼦⾥”修成了户户贯通、功能齐全的地道。在这个时期，不光秘密地下兵⼯⼚、《众报》社印刷⼚有地道出⼊，⽽是“围⼦⾥”三村⼈家家户户都挖地道，地道是
由“围⼦⾥”三村数⼗名共产党员，带领“围⼦⾥”三村村民为抵御⽇寇侵略，在原有“古地道”的基础上拓
展、延伸挖掘⽽成的，三村男⼥⽼少全民动员，他们先在⾃家院内把地道挖好，然后⼀起挖主巷道，户户相通、街街相连。为了保密，地道⼀般都在夜间挖，男民兵在地下挖，⼥民兵和⼉童团组织孩⼦在上⾯运⼟，为了不被敌⼈发现新⼟，⼈们车推、⼿提、肩挑把新⼟运到地⾥，填坑，做假坟，做成假粪堆。⼈⼼齐泰⼭移，经过“围⼦⾥”三村⼈民的艰苦奋⽃，半年的时间⾥“围⼦⾥”就挖成了户户相通，四通⼋达，功能齐全，能藏，能打，能进，能退的地下长城，主要是为了过往地下交通线的同志藏⾝所⽤，这条地道连接了益北⾏署、四边县⾏政办事处、院⼦，连接村内其他重要地点，如《众报》社、兵⼯⼚等，还能通到“围⼦⾥”外边。各家洞⼝设计的也是五花⼋门：有的在锅灶下，有的在草棚和牲⼝棚，有的在炕洞，有的在柜下、有的在磨盘底下，真可谓能想的都想到了。地道主巷分上下复洞，洞⼝设有多种多样的开关盖、开关门，既能防⽔、防毒、防⽕，⼜能防破坏、防封锁，每个转⾓处都留有抢眼、陷阱、暗洞。地⾯上村民家中的灶底、树洞、⽔井、碾盘底，野外崖旁都有伪装的地道和射击孔，其地道洞洞相连，户户相通，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下战⽃堡垒。正因为有了四通⼋达、功能齐全的地道，在⽇伪发动的多次⼤的“扫荡”中，“围⼦⾥”党政军机关和三村⼈民才有效地机动灵活地消灭了敌⼈的有⽣⼒量，避免了重⼤⼈员伤亡及重要物资、财产损失，弄得敌⼈对“围⼦⾥”望⽽⽣畏，不敢轻举妄动。当年，“围⼦⾥”三村的⽗⽼乡亲们依托地道，成功粉碎了⽇军数⼗次猖狂的进攻和围剿，在消灭⼤量敌⼈的同时，有⼒地保护了⾃⼰，为当时扭转战局、扩⼤敌后根据地发挥了重⼤作⽤。也正因此，“围⼦⾥”演绎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抗战英雄故事。这个“围⼦⾥”被载⼊抗⽇战争史册。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残酷的条件下，“围⼦⾥”三村⼈民⾰命热情很⾼，男⼥⽼幼村民都发动起来
了，各个村的抗⽇组织也如⽕如荼地发展起来；妇⼥们成⽴了妇救会，识字班，妇⼥都剪了长发，当时有10多名妇⼥加⼊了中国共产党；还成⽴了“抗战⼩学”——益北完⼩，组织“围⼦⾥”三村及周边⽅圆10多公⾥范围内的村庄⼉童读书识字，宣传抗⽇思想，成⽴了⼉童团，每⼈⼀枝红缨，孩⼦们站岗放哨，唱抗⽇歌曲。当时的“围⼦⾥”三村真成了红⾊的村⼦，名符其实的抗战堡垒村，周围村的⼈都称“围⼦⾥”三村为“东⽅莫斯科”“⼩延安”。
战争年代，“围⼦⾥”三村⼈民不遗余⼒地⽀援抗战，为救护⼋路军伤员倾其所有甚⾄舍⽣忘死，为抗战后勤保障和伤员救护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路军⼭东纵队⾸长称为“⼭纵的好后勤”。
在军民的共同努⼒下，益北⼩块游击根据地逐渐连成⽚，益北抗⽇根据地基本形成并逐渐巩固。⼋路军⼭东纵队⾸长杨国夫后来在回忆清河地区的抗⽇战争历史时曾谈道，“各根据地在那时期都很艰苦，益北更艰苦，但战⽃在那⾥的同志
国夫后来在回忆清河地区的抗⽇战争历史时曾谈道，“各根据地在那时期都很艰苦，益北更艰苦，但战⽃在那⾥的同志对胜利充满了信⼼，⼀直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那⾥的众也是很好的，那时候，⽼百姓背⼀个背篓⼦，随时配合部队转移，打击敌⼈，许多⼈在战⽃中英勇牺牲了，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
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上最⿊暗的岁⽉中，⼀批⼜⼀批⼈民英雄挺⾝⽽出，临敌不惧，宁死不屈。他
淄们⽤⾝躯，⽤实际⾏动，带领中国⼈民从⿊暗⾛向光明，从屈辱⾛向独⽴，从脆弱⾛向富强，⽤热⾎筑成了我们新的长城！
在我国第8个烈⼠纪念⽇到来之际，我们重温烈⼠留下的宝贵财富，不仅仅是缅怀，更是传承！
当前我市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作头绪多、任务重，迫切需要全市上下进⼀步学习和发扬战争年代“围⼦⾥”三村⼈民不遗余⼒地⽀援抗战的先进事迹、崇⾼精神，让⼀⼤批姊妹团团长史凤英式的⼲部众涌现出来，牢记使命、开拓创新，爱岗敬业、奋勇争先，为加快建设“五强四宜”现代化美丽青州提供强⼤精神⼒量。（樊光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