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起源于奴隶社会初期。在人类历史上，社会调查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代的社会调查，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在现代，社会调查正在向新的更高阶段发展。
第一节古代的社会调查
所谓古代的社会调查，就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调查包括奴隶制时代的社会调查和封建制时代的社会调查。
一、古代社会调查的产生
古代社会调查，萌芽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我国《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所说的“结绳”和“书契”，都是对当时某些重大社会事件的记载。从一定的意义说，它就是古代社会调查的雏型。
但是，严格地说，社会调查作为一种．自觉的认识活动，却是起源于奴隶社会的初期。这是因为，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出现了阶级、国家、战争等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镇压奴隶的反抗，抵御外族入侵或对外进行扩张，需要征集兵员、派使徭役、收纳贡赋，这就产生了对于人口、土地等社会基本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的客观需要。奴隶制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剩
余产品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文字的发明和脑力劳动者的产生，又为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提供了现实可能。这说明，古代社会调查产生于奴隶社会初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发展的必然产物。
古代的社会调查，首先是作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而产生的。例如，古埃及早在公元前约3000年的第一，二王朝时期，法老每二年就派人清查全国的人口、土地、牲畜和一切财富，以确定租税数额。古罗马帝国明文规定，各户的人口、土地、牲畜和家奴，每五年调查一次，并根据拥有财富的多少将居民划分为贫富六个等级，作为征税的标准。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也都作过许多关于人口，土地，财产等情况的调查。我国也是进行人口、土地调查最早的国家之一。据《后汉书》记载，在大禹治水时代，我国的人口数是13553923人，土地是2438万多顷，其中定垦者为930万多顷。这些数字虽不一定准确可靠，但它至少可以说明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人口和土地调查。
古代的社会调查，还是治理国家、改良社会的产物。在我国古代，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改革家和受到人民称颂的明断疑案的清官，以及那些成就卓著的大学问家，为了治理国家、改良社会，也都十分重视对社会情况进行实地调查。
春秋初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认为，主持朝廷政事，必须重视对社会情况的调查。《管子》一书的《问》
篇，就是讲社会调查的。它提出了60多个要进行调查的问题，涉及到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世所罕见的最古老、最全面的社会调查提纲。
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在战争中的作用。《孙子兵法》一书的《用间篇》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像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就是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先知”，先知的办法就是向“知敌之情者”进行调查。《孙子兵法》上的“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早已成为至理名言。
战国时期的社会改革家商鞅，特别强调对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进行调查。《商君书》指出：“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宫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④这说明，在商鞅看来，对社会情况的数量调查，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强弱的大事。
我国古代办案注重口供，刑讯是法律认可的审讯手段，因此屈打成招之事比比皆是。但是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象包拯、海瑞那样被人民称颂为秉公执法、明断疑案的清官。他们之所以能明断疑案，除了廉洁奉公、刚直不阿的高尚品德之外，就在于他们非常重视通过社会调查来搜集断案的证据。这说明，在我国古代办案史中，也存在着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此外，我国古代许多大学问家，也非常重视实地调查。东汉时期的司马迁，20岁起就曾遍游长江中下
游和中原各地，还曾出使巴、蜀和昆明，并随汉武帝四出巡幸，作过许多社会调查。这正是他的不朽名著《史记》，被誉为“信史”、“实录”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也是一位游历四方、注重实地调查的大学问家。他反对“琐琐于典籍文字之间，而不稽之于道里徒步天下”的学风，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广泛进行调查研究的产物.
二、古代社会调查的特点
古代的社会调查，从奴隶社会初期到封建社会末期，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但从总体上看，它们都属于社会调查发展的初级阶段，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古代社会调查主要是为奴隶主阶级或封建主阶级服务的，不仅奴隶主国家和封建主国家对人口、土地、财产状况的调查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且那些有所为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改革家和为民请命的清官，那些有成就的大学问家所做的社会调查，归根到底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古代社会调查没有自觉的、系统的理论作指导思想。它往往是“直书”、实录”、就事论事；它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虽然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深刻的见解，有时还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但从总体上看，它们都没有超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都没有在本质上对社会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
古代社会调查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简单的观察、直接的访问以及有限的文献调查。他们进行调查研究的手段，主要是调查者自身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这种原始的、直观的、简单的调查方法和手段，使得古代的社会调查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古代的社会调查，主要是由国家中下层官吏，根据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结合日常的政务活动进行的，即使是终身不仕的学者，也往往是在研读典籍文字之余做些实地调查。古代的社会调查，一般都没有专门的调查机构和专门的调查人员，而由官吏或学者兼而为之。
古代的社会调查，在调查者与被调查的劳动人民之间，往往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广大劳动人民往往采取逃避、隐瞒等办法进行抵制，有时甚至举行起义予以公开反抗。即使是那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改革家、清官和学者们进行的调查，由于他们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隔阂，也往往难以了解到全面真实的社会情况。
这一切都说明，古代的社会调查尽管也曾有过辉煌的成果或贡献，但它们毕竟是社会调查发展的初期阶段，它们不能不带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
第二节早期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
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欧，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通过美国逐渐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一、资产阶级社会调查产生的历史条件
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产生于18世纪的西欧。这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西欧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的日益暴露，社会急剧两极分化：一方面，是生产的飞跃发展，财富的迅速积累，物质文明的日益进步，另方面，则是贫穷的迅速积累，阶级仇恨的日益加深，社会的剧烈震荡——失业、疾病、抢劫、凶杀、、等社会现象到处泛滥，破坏机器，罢工、示威，直至武装起义不断发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社会出了什么毛病?它的根源是什么?应该怎样医治?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就是为了回答这些历史课题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社会调查起源于对“社会病态”的探讨。
18世纪西欧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为资产阶级社会调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这时，资产阶级不仅获得了政治自由，而且逐渐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开辟了日益广阔的国际市场，这就大大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有可能从整个世界的角度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广泛调查和对比研究。在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已从“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成为“整理材料的科学”①。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也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观点．为在经验的基础上研究社会现象提供了思想武器。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的经验论和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的实证论，更为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上述事实说明，资产阶级社会调查的产生，既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又有必要的思想文化前提，它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二、早期欧美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及其特点
在西欧，早期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是资产阶级政府或议会为了统治和剥削劳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而做的社会调查。在这方面，英国议会和政府做得最为突出。它们定期指派调查委员会或视察员去调查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并以“兰皮书’的形式向政府和议员报告调查的结果，有时还向社会公布。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就曾认真研究和大量引用过这些兰皮书上的资料。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议会也曾做过许多社会调查。如人口普查，家计调查等等。
二是一些社会改良家，事业家和慈善家为了解决某些社会实际问题而进行的社会调查。在英国，最早采用直接观察和访谈法进行实地调查的，是慈善家、监狱改良家约翰·霍华特(JohnHowardl726—1790)。他亲自到监狱进行观察，并直接访问囚犯，然后将监狱里的种种黑暗情形报告英国下院，促使下院在1774年通过了改革监狱管理制度的议案。以后，他又对欧洲许多国家的监狱进行对比研究，并出版了一本专著《英伦和威尔士的监狱情况以及外国监狱的初步观察和报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最后，他为了去俄国考察监狱情况，得重病死于船上。此外，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英法等国都围绕着贫民、童工、工资、住房、疾病、死亡、自杀、、犯罪等社会问题进行过许多社会调查。这些调查，都对改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是学者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而作的社会调查。例如，数理统计学派的创始人比利时的亚道尔夫·凯特勒(Lambert Adol—pheJacguesQueteletl796—1874)就曾作过许多社会调查，由于他把概率论应用于调查研究之中，因而在人口调查和犯罪调查等方面都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又如，法国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黎伯莱(Frederic lepley 1806—1882)，从1835年起花了20年时间，后调查了英、法、德、匈、俄、土等国数千工人家庭的帐簿，并于1855年发表了六卷本的《欧洲工人》，开创了家计调查的先例。再如，英国的统计学家，社会学家查理士·布思(Cha lesBoothl840—1916)，从1886年起花了18年时间，对伦敦各阶级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最后出版了17卷本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从而使他成为社区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美国的社会调查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其中较著名的有贝利(C．H．Baily)在19世纪末所进行的农村调查，凯洛格(Parl Kellogg)主持并在1909—1914年发表的《匹茨堡调查》，哈里逊(S．H．Harrison)主持并在1920年发表的《春田调查》等等。美国社会调查的一个显著特，就是应用性的市场调查和舆论调查比较发达。
与古代的社会调查比较起来，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首先，调查目的不同，它主要是为资产阶级，为巩固和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次，调查的自觉程度木同，它一般都有一定的理论(主要是实用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第三，调查的方法不同，它有一套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方法，如观察法、访问法、民意测验法、问卷法等等；第四，调查的人员和机构不同，它已逐渐形成
了一些专门的调查机构和人员。如政府的统计局、议会的调查委员会、企业的调查部等等。资产阶级社会调查的这些特点说明，它已突破了古代社会调查的原始性和局限性，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学科化特点的社会调查方法体系。美国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查平(F．S．Chapn 1888—1974)所著的《实地调查和社会研究》(1920年)，被认为是“最早介绍社会调查方法的著作”，并已成为西方学者进行调查研究的指南。但是，资产阶级为其阶级和历史所局限，他们的社会调查往往都是以形形的唯心史观，特别是实用主义作指导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的劳动人民之间，也往往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对抗性的矛盾。
因此，他们的调查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能获得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但从总体上来说，在涉及到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上，他们的调查结论往往是非科学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调查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西方科学文化的东进，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方法也逐渐传入到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调查，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政府机构出于政治、军事、经济、行政等目的而进行的社会调查；另一类则主要是由社会学者所进行的社会调查。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反动无能，军阀长期割据和混战，又缺乏科学的调查方法，因而由政府主持的为数有限的社会调查，大都缺乏科学的价值，而且往往半途而废。以人口调查为例，
光绪34年（1908年）曾开始进行以五年为期的人口调查，后因辛亥革命成功而未能得到较好的实施。民国17年(1928年)国民党政府也曾打算进行全国人口调查，但因军阀混战，又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结果仅在13个省进行了调查。因此，直到全国解放前，我国始终没有进行过建立在真正科学基础上的全国性的人口普查，我国到底有多少人口始终还是一个谜。
在旧中国，采用近代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的，首先是一批外籍教授、学者和传教士。其中最早的是美国传教士史密斯(SmithArthrHenderson 1845—1932)，他1878—1905年在山东传教，对山东农民生活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他在1899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生活》，是在西方较有影响的关于中国农村状况的一部调查专著。20世纪初，许多外籍教授指导中国大学生也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例如1917年，清华大学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lmer)曾指导该校学生在北京西郊对195户居民的生活费用进行过调查。1918—1919年上海沪江大学美籍教授古尔普(D．H．Kulp)曾两次率领学生到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调查，并著有《华南乡村生活》一书(1925年)等等。这一时期，是西方社会调查的“输入”时期。它的特点是，社会调查都由外籍人士进行或主持，运用的都是西方的调查方法，调查报告都用外文撰写，并在国外发表。一般来说，这些调查在我国都没有什么影响。
2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独立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1926年以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两个从事社会调查的机构，一个是北京的，由陶孟和、李景汉教授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后改为社会调查所(以下简称北京社会调查所)，另一个是南京的由陈翰笙教授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
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以下简称南京社会学组)。它们对我国学术界的社会调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得1926—1937年的10多年，成为旧中国学术界社会调查最活跃、调查成果最丰富的时期。
北京社会调查所成立后，进行了许多社会调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乡村家庭》(1929年)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等。此外，该所还与其他单位合作进行了许多有关家计、物价、工厂状况，农产品贩卖等社会问题的调查中，陈翰笙教授领导下的南京社会学组也进行了许多社会调查，其中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是1929年?月至1930年8月对无锡、广东，保定进行的三次大规模农村调查。在调查中，陈翰笙教授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调查工作，并把旧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调查研究的重点。通过调查，他不仅撰写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等一批调查报告，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驳了托派的错误观点和国民党御用文人的种种谬论，而且还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批象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那样的著名经济学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乱的影响和国民党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教授、学者们的社会调查急剧衰落，主要是在中国西南边陲作些农村调查和少数民族调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社会动荡不安，教授、学者们的社会调查也都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第三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
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与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社会调查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并成为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一个有力武器。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重视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这正是他们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并进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1842一1843年间，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任主编。为了与官方就林木盗窃法，摩塞尔农民状况等问题进行论战，马克思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证》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猛烈抨击了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克思说这一论战“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同时，也是促使马克思对社会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最初动因。
然而，对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1843年10月至1845年2月在法国巴黎生活的15个月。当时，法国的巴黎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在巴黎期间，“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不仅与许多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经常见面，“整夜整夜的辩论”，而且还经常到“咖啡馆和其他许多地方去和工人们交谈”。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活动，“马克思在巴黎得到了在德国没有的东西：同时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并且开展革命运动的活跃的无产阶级进行直接而生动的接触”。“这犹如打火石一样打出了火花，这个火花就成了还带有黑格
尔主义印记的卡尔·马克思根本改造世界观的原因，这种改造使他产生了新的世界观。”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青年恩格斯也独立地开始了自己的社会调查活动。1839年3—4月，19岁的恩格斯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乌培河谷来信》。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清晰地描述了宗教神秘主义在乌培河谷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愤怒地谴责了虔诚主义的反理性性质和有产阶级的残酷行径。这篇文章实质上就是恩格斯的第一篇调查报告。
对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在英国曼彻斯特生活的21个月。曼彻斯特是英国的纺织工业基地，也是英国宪章运动的中心。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不仅认真研究英国的社会关系和工业革命，而且经常深入到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去参观访问。恩格斯说：“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①通过21个月的社会调查，年仅25岁的恩格斯不仅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专著，即被誉之为“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的长达22万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而且在世界观上开始发生了根本转变。40年后，恩格斯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这说明，在曼彻斯特的实地调查，已促使恩格斯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对于马克思在巴黎和恩格斯在英国的这一段经历的重要意义，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史学家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恩格斯这次在英国住了二十一个月，这段时间对恩格斯的意义，正象巴黎生活的一年对马克思的意义一样。他们两人都出身于德意志哲学派别，并且从这种哲学出发，在国外达到了同样的结论。不过马克思是通过对法国革命的研究理解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而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做到这一点的。”“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尽管彩不同，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
1844年8—9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的历史性会见，为他们终生亲密无间的伟大合作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合作是从共同撰写《神圣家族》、清算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开始的，同时也是从共同进行社会调查开始的。“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经马克思介绍结识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俄国流亡者，考察了法国的工人运动，并且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集会。”以后马克思又在恩格斯的陪同下，于1845年7—8月到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去直接考察英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英国的工人运动。“因为有恩格斯的帮助，他(指马克思——引者)扩大了同工人的接触，深入研究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以及英国人思维的民族特点。”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共同进行社会调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849年8月，马克思到伦敦定居以后，就以他的全部精力从事他一生中最宏伟的工程——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马克思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怎样才能“充分地占有材料”呢?一方面进行文献调查，“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包括那些工厂视察员写的大量调查报告，都成了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实地考察，马克思认为：“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马克思的宏篇巨著和不朽之作《资本论》，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长达40年之久的调查研究的最后结晶。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自己重视社会调查，而且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力提倡社会调查。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④，它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国际性的通讯调查。20年后的1866年，马克思在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建议中指出，“常务委员会建议代表大会按下列调查大纲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
(1)行业名称。
(2)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从业工人的人数。
(4)雇用的条件和工资：……。
(5)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
(6)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
(7)劳动场所的情况和劳动条件：
(8)工种。
(9)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10)道德状况。教育。
(11)生产情况。……等等。”
这是马克思对工人阶级调查提出的最初的大纲之一。
1872年夏，马克思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时又提出“每个地方支部内均应设一专门的统计委员会”并“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要求协会在各国的分部能同时并在同一思想指导下，按照统一设计的“调查大纲”进行社会情况调查。在非执政的条件下，提出这样一些建议和要求，足以说明马克思对社会调查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直到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十分重视社会调查。马克思在1880年4月，即他逝世的前三年，还应
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请求，亲自编写了著名的《工人调查表》，为做好法国无产阶级的调查工作做出了最后的贡献。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不仅分析和借鉴了摩尔根的调查材料，而且使用了自己掌握的许多其他材料。恩格斯说：“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在“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
二、列宁与社会调查
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为了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革命，并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努力终生，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
1887年12月，年仅17岁的列宁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流放到喀山附近的柯库什基诺村，在此期间他曾“仔细观察了农民的情况”。在1889至1893年移居萨马拉期间，列宁经常向农民作调查。1893年，列宁写成的第一部著作《农民生活中的新的经济变动》，就是他这一时期农村调查的产物。
1894年后，列宁又在工人中开展了调查工作。据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当时她在斯摩棱斯克星期夜校教书，“这时星期夜校是广泛了解工人众的日常生活，劳动条件和情绪的最好的场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工人们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前一半上课时间用来讲解，后一半上课时间用
来详细了解工人的工作和劳动条件，……。”这说明，从青年时代开始，列宁就深深地扎根于工农众中，并通过对广大工人，农民的直接观察和访问来了解俄国社会的实际。
1895年12月，列宁因参加工人运动被捕入狱，14个月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流放中，列宁一方面通过在当地的两个农民朋友“研究了西伯利亚的农村”。另一方面，又通过文献调查，参考了583本书，终于在1899年写成了他的重要著作《俄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运用大量历史和现实的材料证明，俄国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仍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民粹派认为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的错误理论，从而为制定俄国革命的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著作，实质上是列宁对18世纪末俄国社会情况的一个最详尽的调查报告，是形成列宁主义的一块重要基石。
1900年7月至1917年4月之间，列宁曾先后两次被迫侨居国外，过了长达15年之久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间，列宁把社会调查的视野扩展到整个西欧，考察了西欧各国的社会情况，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列宁夫人回忆在伦敦的生活情景时说，“伊里奇研究了活的伦敦”。他看到“宁静的公园的周围是窗明如镜的公馆”，“旁边是伦敦工人居住的一些肮脏的小巷，巷的中央挂满了衣服，面苍白的孩子在台阶上玩耍”。“看到富和穷的这种鲜明的对照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咬着牙用英语重复着说：‘Two nations’(两个国家！)。”列宁还“总是喜欢到工人众中间去。哪儿有工人众，他就到哪儿去”——城
外草地、小酒馆、阅览室，大众食堂、教堂，各种集会等等。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列宁掌握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大量情况和资料，这就为他撰写作为列宁主义另一重要基石的《帝国主义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说明，构成列宁主义理论基础的两部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论》，都是列宁长期辛勤调查研究的结晶。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把社会调查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18年5月，列宁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院》一文中说，“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进行一系列的社会调查研究”。列宁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艰苦岁月里，列宁经常深入到工厂，农村作调查，也非常重视接待来访者，特别是认真听取来访的工人和农民的意见。1921年2月，在研究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时，列宁就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农民，并认真听取了他关于用粮食税制代替余粮征集制的意见。正如这位农民以后所说的，他并不因为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才听取我的意见，而是要通过我，听取全体农民的意见，通过我看到下层社会的全部复杂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列宁对基层情况的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就不可能有俄国的新经济政策。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与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具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例如，某些调查方法的借鉴，某些调查材料的运用，某些调查观点的吸收等等。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与资产阶级社会调查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社会调查的目的不同。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归根到底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则是自觉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
第二，社会调查的指导思想不同。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都是自觉不自觉地以形形的唯心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则是以“真正的事实为立足点”，以自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的。
第三，社会调查的侧重点不同。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侧重于研究维护资本主义秩序、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则侧重研究那些对革命和建设事业有重大意义的带根本性的社会问题。
第四，调查者的身分和态度不同，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不同。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调查者往往是统治者和剥削者，或者是以旁观者、清谈家、救世主的身分去进行调查。因此，他们与被调查的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抗性矛盾，或者只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恩赐者与被恩赐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调查者本身就是革命者、实践者，他们与被调查的劳动人民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和朋友的关系，先生与学生的关系，主人与公仆的关系。
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非执政地位所决定，调查的范围比较狭窄，调查的方法比较简单，调查的手段比较落后，而且很少有专门调查机构和人员。但是由于有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有艰苦深入的作风作保证，有广大的劳动人民作基础，因此仍然取得了丰硕的调查成果，
仍然起过伟大的历史作用。
第四节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调查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的实践和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社会调查又有了新的巨大发展。
一、社会调查的实践和理论
中国共产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过长期的、卓有成效的社会调查，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
从青年时代开始，就非常重视进行实地考察，向社会实际学习。他在《讲堂录》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巳”。在1917年夏至1918年夏的一年中，就曾三次以“游学”方式考察了长沙附近和洞庭湖滨的广大农村，1918年冬至1919年春，又曾两次到北京近郊的长辛店铁路工厂进行调查。除实地考察外，还非常重视通过报纸对社会情况进行间接调查。他说，“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青年的还注意到对外国革命经验的研究。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
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组织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国勤工俭学，调查研究外国的社会情况和革命经验。但是自己没有出国。他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青年时代的这些社会调查思想和实践，虽然还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一种自觉活动，但从他走上社会政治舞台的第一步，就非常重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正是他以后迅速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并认为自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入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从这时开始直到长征之前，是社会调查实践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也是社会调查理论形成的时期。
调查研究制度这个时期，的社会调查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党以后到上井冈山之前，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撰写了一大批调查报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这两篇调查报告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正确地说明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为我们党正确制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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