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1月 Vol. 25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3
────────── 收稿日期：2002-04-27
作者简介：刘大先（1978-），男，安徽六安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0级文艺学研究生。 - 29 -
刘大先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份焦虑；世俗认同；话语权力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3）01-0029-05
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边缘化并非销声匿迹，相反在日趋复杂、紊乱多元的文化状态中，有关诗人与诗歌的事件常常浮出水面，成为一段时间舆论和公众的关注焦点。这些事件常常因为杂乱无章、琐屑冗多而使得对它全面的把握与深刻的梳理异常艰难。但是，诗人与诗歌作为生活的目击者与意义的揭示者，通过对它们的分析达到对整个90年代文化思想生活的写意性把握并非全无可能。本文撷取那些哄动一时、影响较大、颇具代表性的诗歌事件作为当代文化生活的切片，试图通过见微知著的考察与审理，钩索出其包孕的种种人文思想的嬗变和诗歌观念的更迭。
一、死亡神话与身份焦虑
20世纪90年代的诗人之死是意味丰富的文化症候之一。海子山海关卧轨自杀（尽管海子是1989年去世的，但他的意义及影响波及90年代诸多诗人之死）、骆一禾暴病身亡（1989年6月）、戈麦自沉万泉湖（1991年9月）、顾城激流岛上吊（1993年10月）、徐迟病房跳楼（1996年12月），还有诸如蝌蚪割脉、麦壳服药、阿橹杀人、岳冰被刺……一系列的死亡事件纷至沓来。由之引发出种种话语的洪流，将某种间或是个体生命的悲剧事件上升、繁衍为硕大的社会文化象征。正是诗人身后的放大和喧哗，加上尖锐的疼痛所造成的幻觉，遮蔽了同是诗人之死的不同事件所具有的丰富意味和提示。
由于商品逻辑的浸渍污染，海子的自杀被歪曲成了一个光辉的神话。他被描述为在物质世界强大挤压下感受到个体存在和意义的危机，同时又在语言的不懈开掘中承受巨大的压力，于是成了奔赴“殉诗”的
烈士。这种说法本来不无道理，但是在过于升华和泛滥的阐释中，海子的死实际上取得了一种道成肉身的宗教隐喻力量，并且由此逐渐演变为陈词滥调式的公论和公用的悼词，仿佛随后的大大小小十几个诗
人在全国各地的相继死亡都是源于向思维、精神、体验的极限冲击中直面真理后的绝望与无奈，从而毋宁说推衍出一种备受称赞的带有“牺牲”精神的死亡模式。
事实上，海子的遗嘱中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他的死仅仅是独立个体的自由选择与有限生命的有限担当，并不是宏大而虚妄的关于民族与历史的承担。并且诗人只能以自己的作品来作为自己的墓志铭，作为自己存在过的证词，其他的外在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在一个个本属个体事件的诗人之死背后往往看到的是诗人所不愿见到的商业同传媒的合谋，它们借助于对这种事件的宣扬炒作达到不言而喻的利益目的。顾城杀妻后自戕就是个鲜明的媒体事件，它以诗人、海外、罪行、疯狂、绯闻、秘史、暴力等佐料充分满足了初兴的大众传媒对于“名人之死”的需求和饥渴，从而也创造了一系列相应的“注意力经济”价值。此种弊病发展到后来竟至关注诗人胜过关注诗本身的地步，诗似乎只能在生命与血的祭坛上才焕发出诗意的光芒，诗人似乎也只有通过自杀才能引起人们关注的目光。这表明消费逻辑已经伸展进诗的肌体：诗人似乎不再重“思”，而只重社会的轰动效应；人们不再读诗而仅热衷于成为诗人之死的看客，结果使诗人真正以刺椎胸的荆棘鸟之歌蜕化成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之舞。
大众文化话语中的诗人之死，诗歌艺术本身的问题被暂时悬置，而被凸显出来的是为当代历史所赋予的、放大了的诗人身份，这实际上涉及对诗人的精神人格结构、诗人在社会文化空间中的身份定位以及诗歌在当代文化中的功能意义等问题的反思和重构。诗人之死的事件反映出90年代的诗人们在文化身份上的自我指认焦虑和自我认同危机。
身份认同问题突出地呈现在个人和体共同构造、协商和保护他们的身份或自我理解的语境中，不同出身、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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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阶层的个人受制于一个时代的强势话语力量，比如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在一体化社会体制内的诗人，其现实生存与体制的分配方案密切相关，其文化身份或自我想像也受制于体制化的要求与期待，诗人对于自我
的想像必然倾向于依附着庞大而集中的民族国家体制。[1]
70年
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人则以其反抗政治话语一统天下的姿态扮演了如同今日影视明星一样的文化偶像角，但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由于一体化的社会关系的松动，新的第三代诗人不再处于体制关系对写作的束缚状态之下，诗人在社会文化体制趋于松动的结构中，不再有效地发挥使之灵活运转的作用了。
进入90年代，在经济变革和文化转型的背景中，诗人的职业身份变迁以及相关的自我想像与指认尤其扑朔迷离。感性、欲望、本能日益排挤和战胜精神、理性和内在的整体情感，大众对精神理性的青睐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迷恋。经济的神话加深了90年代精神上的犬儒主义、文化上的拜金主义、道德上的无标准相对主义。物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极度不公，精神财富创造的严重缺席，使90年代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状况出现了令人堪忧的错位。带有精英意识的诗人们无所适从，时代中的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理性、心性、价值之类关键词在思想的空场上日渐飘逝，代之而起的是游戏规则的彻底改写。
在强大的精神降解面前，诗人索求生存的意义而失重，没有信念可以支撑，他们从异己与无根的感觉中倍受伤害，灵魂的饥渴使之选择逃亡式的死亡以返归本心的乌托邦，完成诗意的反抗和生命的绝唱。尽管他们因为年龄、学养、境界、动机、背景不同，其意愿也各有差异，但在“失乐园”之后的撤离与回归，其精神意义则是类似的。这类诗人之死对于诗歌所造成的影响，如欧阳江河所言，是“那种主要源于乌托邦式的家园、源于土地亲缘关系和收获仪式、具有典型的前工业时代人文特征、主要从原
始文化和怀乡病冲动汲取主题的乡村知识分子写作”[2]的结束。诗歌逐渐走向以市场和大众为鹄的城市平民波普写作，而对后来的诗人之死逐渐能以较为冷静与平静的态度反思与评价了。
2000年3月，事隔海子之死11年后，诗人昌耀在癌症晚期不堪痛苦而自坠高楼。伊沙在讨论这一事件时，称“死亡终于没有再度成为神话而仅仅只是一个事件”。相对于海子等“麦田”诗人之死所引起后来的追随者及对“麦田”诗拙劣模仿的轰动效应，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显得理性而贴近真实的层面，说明经过十来年的观念变迁与思想积淀后，世俗化从而也更真实化的公众和诗人本身成长到从人性的关怀角度来缅怀一个诗人的死，而并不是从意识形态这种“庞然大物”（于坚语）或文化内涵那种板结化的角度。正是如此，此中透露出来的隐含信息恰恰说明了当代精英意识的下移，大众文化、民间意识成为主流的形态。 二、身体叙事与世俗选择
90年代批评语境中道德评判式微衰陵，使得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为代表的女诗人们能够获得身体写作这一新的纬度，在看似日暮西山的诗歌旷野上涂抹出绚烂的彩。199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以集体亮相的形式推出包括凌雪、傅天琳、阎月君、王小妮、蓝蓝等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八集。这些诗集中并不都是沉溺于身体的抚摩或类似笔法，但是身体写作无疑是这批女性诗人的独特创新及最高成就。这些女性诗人大多明确地表示她们的写作不愿意被纳入政治话语体系的象征秩序中，而仅仅要去感受自己身体的、性别的意识，关注女性自己的历史和命运，唤醒女性身上沉睡的非主流话语经验，从而使自己的精神获得一种自由的生长。
在男性诗人不断自杀死亡的情况下，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很少有女性诗人走上这样的道路。也许是男性诗人总是以一种代言人的宏伟叙事方式展开言说，这种方式所伴随的强大压力往往很容易突破其恢弘磅礴的外壳而碾碎其脆弱的内核，所以海子为农耕文明的抒情唱了一曲挽歌，顾城替童话式的伊甸园拉上了帷幕。女性诗歌的建构则以身体作为支点和逻辑起点，展开她们感性化的私人写作。身体充满了丰沛的生命力和神秘的伸缩性，作为女诗人们的最后领地，既是对抗大工业社会和陈腐理念双重挤压的手段，又是抵抗男性秩序，成为充分意义上的存在基点。
身体写作以微妙的体验、复杂的内心、精微的象征秩序，在忧郁、质感、轻灵的女性世界中隐隐地表现出时代的深广和生命的沉重。厚重与大气的史诗消失殆尽，这是源于生活阅历中责任和民族意识随着生存的实际性变得具体的结果。在经济作为中心的社会氛围中，生存危机就是那柄悬于诗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冷漠又坚硬的世界里返回自己最可信赖的身体并不是无可奈何的鸵鸟政策，而是寻求穿越困境的缝隙。只是在身体写作这种私设的话语中虽然体现了女性（人性、个性）的自我觉醒，同时又在自我探寻中夹杂了自我认知的虚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人文精神的丰富性，走不出一己的牢笼。这种弊端在后来林白、陈染（前诗人）的“私人小说”里已显端倪，到其末流“下半身”写作则是暴露无遗。
“下半身”是由沈浩波、盛兴等人为打着反驳“70’后诗人”①的商业写作口号成立的诗歌同仁团体。作为90年代身体写作的最后反响，其主旨是“坚决的形而下状态”，追求“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清除知识、文
化、传统、思考、承担、使命等关键词，体现了彻底的叛逆姿态和反诗化倾向。②由于其激烈的言辞和网络传媒的迅捷而声名鹊起，只是它完全取消了大脑，把身体仅仅局限于下半身，而为人诟病颇多。尽管《下半身》的创刊及其宣言不无理论革新的意图，但其创作与之极不般配，常常流于性心理展览。“在‘身体写作’中取消个人与人性，以集体口淫的无效狂欢而导致中国诗歌的身体神话和身体乌托邦。”[3]
刘大先：20世纪90年代诗歌事件的文化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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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敬在总结90年代诗歌潮流时指出它所显示的平民化倾向。[4]即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当下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在诗歌中直接呈现自己。诗人们以平民化的目光透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平常心去体悟琐屑遮蔽下的温馨，去揭示平凡覆盖下的价值，从中发掘出易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况味与文化意义。身体叙事倾向于自我的、个人的、非逻辑的鲜活感觉、隐秘情绪、日常细节、琐碎事物，并力图从中到温柔的抚慰，是平民化的显著标记。诗的这种世俗化、情调性策略源于商业消费与技术理性压榨下的个体快乐的探求。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现实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以及机械化、规格化所造成的精神压力，加之反道德、反理性思潮和反信仰、反秩序情绪的滋生，快捷化、竞争化、目标化日益成为时代的文化表征，优雅潇洒的过
程化、人性化的和谐并具有生命性的东西成为多余物。诗人对这种时代的机变缺乏反省的能力或者不愿以先前那种弹性能指去指涉背后的整套价值系统，因而也就不可能以尖锐的观察和有效的阐释去与务实的物质主义相抗衡。所以关注本能胜过关注生命存在的诗意方式，诗人致力于自身欲求的开发并顺从世俗的欢娱来瓦解崇高意义的探索。可以说是“时代对意义的不确定性追求和对实行栖居的否定而张扬的数字化生存与世俗化命运，已经使得诗歌与现实的深层链条脱节，从而由‘对话的共识’走向‘独白的个识’”。[5]
剥解身体叙事的潜藏信息，可以看到它正契合了跨国文化霸权下后殖民语境中文化主体的自我定位，即它在外界“他者”（西方、强势文化）凝视下的呈现姿态，在想像中主动构成被他者审视的面容；同时又迎合了大众的“窥视欲”。大众一方面在窥视中给激烈残酷的竞争造成的麻木心灵以情感的慰藉，一方面也是获得在现实社交中缺乏的交流感与信任感的补偿；加上消解了对当下的批判与审美上的飞地，这样的诗歌就难以摆脱在商业化、市场化中随波逐流的嫌疑，在传统道义的质询下苍白无力。
不过，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在一个宽容多元的时代背景中，并不期望每一个人都对体负责，诗歌即使是作为一种自娱的手段或带有功利的目的，也无可厚非。雪莱说：“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以美妙的声音唱歌来安慰自己的寂寞。”在时代的转型中，诗歌的理想主义彩和贵族习性在现实生活中褪失，诗歌的写作实际上并没有诸如荣耀等附加性的东西存在，本质上跟消费的娱乐没有什么不同。于是，精神的疲乏状态被默认，个人的写作在不同程度上被平面化处理。诗人写作与人生世界之
间由先前的对抗关系而一改为亲和，不再试图改造、解放这个世界而只是抚摩这个世界，如同萨特所说这是自由的选择。但是自由必须承担责任，这种选择的结果是大多数此类诗歌仅仅具有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而不具备诗歌史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代文化生活的
一个剖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及思潮的转变，但并未对诗歌本身的进步作出什么。
三、论争、口语及话语重组
世纪末的诗歌再次闯入公众的视野，并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产生辐射性的影响，这得益于接踵而至的几次论争。1999年4月，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作协等在平谷县盘峰宾馆主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上，爆发了“盘峰论争”。“民间立场”的于坚、伊沙等以基于“日常生活”和“中国经验”的口语写作，反对以西川、王家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立场”的“技术化”的、与主流意识形态合流的普通话写作。俟后，双方各自拥趸纷纷撰文争鸣。这场论争的空前激烈使之为时一年又余，汉语诗歌几乎所有重要不重要的诗人、评论家都卷入进去。5月，百晓生在互联网上排列“诗坛英雄排行榜”，后又有肖沉仿作《化学元素与诗人之对照》，一时聚讼纷纭，众说未休。11月，中国社科院和《诗探索》组办的“99龙脉诗会”上，树才、小海等人又提出试图超越“民间”和“知识分子”的“第三条道路”。直至2000年，吕叶在衡山发起的“中国南岳九十年代诗歌研讨会”上“民间立场”人员内部又起烽烟，沈浩波发言逐一酷评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于坚、韩东、杨黎等人的创作。可以说世纪末的这场论争是自朦胧诗
创作讨论20年以来，中国诗坛关于诗歌发展方向上的最大一次论争，反映了重建新世纪诗歌秩序的努力。
这次论争是90年代诗歌口语化、个人化的必然结果，而其实际导火线则起于两件事：一是1998年《诗刊》的《中国新诗调查》由于权力因素及暗箱操作造成的调查结果的偏颇和不负责任，让许多诗人深受伤害；二是程光炜编选的“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对许多诗人的遮蔽与湮埋所激起的失望与愤怒。于是，杨克、于坚等人选编《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杨黎、韩东等人推出《1998中国诗年选》与之抗衡。宗旨都是提倡独立、自由、原创性，抵制复制、综合、变异的知识与技术的诗歌。
沈奇、谢有顺等批评者以“民间”为立场，指责“知识分子写作”凌虚蹈空、肆意抒情，是翻译性语感化的，充满意象迷幻、隐喻复制和观念的结石，认为他们精神虚妄、人格模糊，失去了对存在发问、对当下发言的尖锐性，无法让人育生可资信任的审美感受和亲和性的精神感受。而只有恢复那些微小、琐碎无意义事物在生活与写作中的存在权力，把生存的真义融化到每一个具体的生活细节之中，不屈从于某种权力话语或知识体系才是诗歌真正的立场。王家新、孙文波等人则反驳“民间立场”不过是一种因为进入文学史的焦虑而导致的在权力欲望和挑衅心理支配下为抢夺利益所打的幌子，其中夹杂个人作秀和混水摸鱼的成分，他们所主张的写作实际上是放弃原则的媚俗化文本，只会造成缺乏对于生活的超越性、批判性，使诗歌只是些小情调、小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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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文化上的快餐。相反，“知识分子立场”则是“置身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语境而又始终关于中国、关于我们自身现实和命运的写作，也是一种在‘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境遇中显示深刻历史意识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的写作”。[6]
论争中关于口语化写作的问题是聚焦的中心。口语从“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大展”就已基本确立其合法地位。以“非非”、“他们”等第三代诗为代表活跃至今，力主追求感觉、意识、语言的还原，摈弃文化、语义的桎梏，着意直觉体验所直接呈现的原初意识，逃避情感、抛弃修辞、解构概念，达到返回生活原生态和口语在场感的目的。口语诗实际上在90年代已经成了一种主流的写作方式。如果说，最初口语还只是作为一种写作策略或修辞手段的话，这时口语已经成了写作的本体本身。当然，在“回归语言”与“实验”的旗号下，许多轻飘的语感训练和无聊的语言嬉戏也应运而生，粗暴地捆绑语词，无端地扼杀原义等对语言施加了暴力。于此，许多诗人对此反思，周伦佑提出“九十年代诗歌则要打破这种对语言的神话……不再把语言看作神圣的中心而迷信它……使诗纯然地面对自身。”[7]反映出世俗化、消除读者与文本间的隔阂、加强口语的心理亲和力的愿望。
深入地探讨“口语”的哲学内涵可以发现现象学的身影。即它把原来附加在书写对象身上的意义和价值统
统悬搁起来、放入括弧之中视而不见，只剩下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之间当下的、直观的因而十分单纯的关联，此种状态中产生的印象与感觉才是真实可信的。事实上，无论“民间立场”还是“知识分子立场”都无法回避口语的问题，双方只是运用的方式不同。也就是说，无论是“诗到语言为止”（韩东语），还是“诗从语言开始”（非非主义宣言），无论是赤裸原生的日常用语还是经过改造提炼的语言，都是探索新的创作方式的努力，而诗的本体却不因此改变它的本质。诗既不是述“志”，也不是抒“情”，而是言“思”，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之思”，诗的写作就是一种在退回“原在”的过程中不断对异化、陌生的事物命名的活动。论争中“民间”一方所体现的意义在于他们指出了80年代那种通过西方异质文化的引入来激发文化活性的途径在技术化、反智化、快餐化已经盛行的90年代不再可行；“知识分子”一方的价值则在于在被物欲横流、诗性沦丧的困窘处境中被消费社会的喧哗与骚动排挤出生活主潮的人文知识分子心灵拯救的坚持与固守。
海子简介论争中不断被提及的北京／普通话／学院派知识分子与外省／方言口语／民间诗人的对立，体现出地域／语言／身份之间的差异，其内底的实质是文化生活中话语权力分配的症候。这又牵涉到民刊与网络对当前诗歌的作用及影响。民刊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束缚而出现的半地下状态的交流物，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现象，它在前卫探索中担负着真正先锋作用。这种状态表达了某种被蒙蔽话语的诉说欲求和权力渴望。而自1995年网络兴起后的匿名写作与无束缚言说给原本几乎封闭的话语权力空间以大幅度的撕裂，从而使得原本基本上由官方刊物或正式出版物垄断并引导大众视野和审美趣味的
局面成为昨日黄花。权力的分散不免带来话语的杂陈，但是，瑕不掩瑜，它使诗歌有可能进入更广泛的阅读范围。透明度的加大无疑有利于真伪好歹的辨别区分和观点思考的交流对话，也就有利于诗歌的建设。
诗歌真正面临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庸常的现实生活会把主体思考空间和思考锐性腐蚀，使心灵失去敏感，精神失去力度；另一方面是语言表现能力的僵化，即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按体制和泛文化的一统思维压缩而导致的规范化和模式化，失去了审美的张力。这次论争使得问题凸显出来，有利于写作方式的认证和变革。当代新诗前承清末诗界革命“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语）的传统，更远还可追溯到民间的打油诗，近接80年代中后期的口语化运动，在使诗歌与时代生活和平共处并共同进步的努力，这是个不断开拓话语空间的过程。信息资讯的发达、意识形态的淡化、个人身份的出位，这一切无不以弥散性的影响蔓延到诗歌的创作上。诗人主动自觉地跳出来或不由自主地被离心力抛出来。在放弃的痛苦与艰难的摸索中，那种平易状态的平民化语言和生活达成某种和解的写作成为主要的方式。诗人个体本身原先在初兴的市民社会的浸袭、熏陶、引诱中，由于精神、心态、社会角的难于调适定位而造成的壮怀激烈、悲歌当哭或玩世不恭、嬉戏自渎渐渐地趋于理性与平静。尽管不同的审美趣味、观念资源和文学理想可能引起种种争鸣与商榷，这正是证明了诗学观念是朝向一种建设性、创造性的路途上前行。
回望中国当代诗歌50年，是个走过政治专制的迷雾、集体幻象、主体膨胀、个体神话的发展历程。50
、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是在一种预先规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内展开，是图解政治的工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新诗潮用人性、人道主义的意识系统取代了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未来充满幻想，带有启蒙主义的救世热情。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以达达主义的姿态反文化、反崇高、反审美等对意识形态的反拨、疏离恰恰从反面证实了它的强大。在对意识形态、体制化观念、僵硬的知识剥离、逃逸、粉碎后重组出一个个人化的诗歌情态。诗歌不再是公共声音、整体主义的煽情物，而是个人审美经验的诗性表达，语言也不再是对另一观念世界的真理性指涉而是对已有一切的再命名，对本源性存在的再追问。个人因此回到一无所依的状态，既有的一切变成虚妄无藉的空洞，时代、社会编织的种种神话纷纷破产，在这种没有凭藉的情况下，个体生命才穿越种种尘垢，回归自己主体的始源，踏上个人救赎自我的道路。
刘大先：20世纪90年代诗歌事件的文化意味
注释：
①朱文等人认为70’后诗歌是由韩东在《芙蓉》文学双月刊（湖南）上策划的“重塑70’后”的小说在诗歌上的盗版借用，
是杂志的商业操作行为，是诗歌的耻辱。但是《70’后诗人诗选》（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6月版）的主编黄礼孩在序言《一个时代的诗歌演义》中称“70’后写作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1996年陈卫在南京创
办的民刊《黑蓝》”。
②关于“下半身”的资料及评论可查询“诗江湖”（www.wenxue2000）、“诗生活”（www.poemlife）、“橡皮”
（www.xiangpi）、“文学自由坛”（wyouth.beida-online）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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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1990’s Poetic Affairs
LIU Da-xian
(Literature Institut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nhui Wuhan 241000)
Abstract: Poetry in the 1990s has been kept away from the literary mainstream, but doesn’t lose its voice. Those affairs such as death of poets, body writing and arguments in poetry circle lead to disturbance among the mass, from which the essence of the poet’s identity anxiety, the mass carnival tendency and the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oetic conception can be combed and analysed.
Key words: poetry in the 1990s; identity anxiety; the common’s acceptance; discourse power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上接第28页）
The Archetype of XIMEN Qing─Wuzong in Ming Dynasty
HUO Xian-jun
(Literature Institut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Hebei Tangshan 050091)
Abstract: The archetype of XIMEN Qing in Story about Jin, Ping, Mei is Wuzong in Ming Dynasty. The author of the story gives many hints in the writing to certificate this from philology and rhetoric, and from the phenomena of homonymy and of the same surname.
Key words:Story about Jin, Ping, Mei; XIMEN Qing; archetype; Wuzong in Ming Dynasty
责任编辑、校对：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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