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１６作者简介：成卓，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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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
１９６３年第１２期。２０２１
年３月第２期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Ｕ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ｒ．２０２１Ｎｏ．２
编者按：本期刊发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入学不久的硕士生来稿，一篇是即将毕业的本科生来稿。说实话，在特别重视作者身份的当下，作为栏目编辑，用稿前我心中是有压力的。然最终打消自己的疑虑，最主要的是基于以下的考虑：两篇来稿或许显得有点稚嫩，但皆敢于突破前人之见，勇于思考，并言之成理而能自圆其说，基本达到了发表的要求；对于这样有学术钻研精神的青年学子应该给予鼓
励，这是一种责任。附带说明的是，在送审过程中发现，两篇来稿居然都是在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此等巧合，亦堪称一件美事。
云南昭通东晋壁画墓“龙虎互逆”问题讨论
成　卓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
云南昭通东晋墓东、西两壁壁画中的龙虎排列与传统的“左青龙、右白虎”的规律相违背。据墓葬特点及墓主人生平，该墓四壁“左白虎、右青龙、前朱雀、后玄武”的排列应是受到四川汉代丧葬观念及习俗的影响。这种以正反两种视角去设计龙虎图像的做法体现了汉人对阴阳、生死的认知。昭通东晋墓将龙虎方位刻意对调的设计也可能与其招魂墓的特殊性有关，通过龙虎的配合转化以达到招魂归墓的目的。
关键词：
昭通墓；龙虎互逆；四川汉墓；四神；招魂葬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９．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７９０２（２０２１）
０２００１６０６
１９６３
年，云南省昭通县后海子中寨砖瓦工人在取“梁堆”土烧砖瓦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东晋壁画墓。
此墓葬位于昭通县城东北２０华里，墓室外有高大的封土堆，墓室位于封土堆中心，坐北朝南。①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墓葬四壁的壁画，四面壁画皆分为上下两层，并以花边相隔。壁画内容颇具特，而壁画墓的东西壁壁画中出现的“左帛虎、
右青龙”题字（图１），却与我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四神排列规律相违背，甚至堂而皇之出现了“左帛虎、右青龙”的题款，着实令人费解。因此，笔者希望通过系统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尝试以新的视角去解读此问题。
图１　昭通墓西壁、东壁壁画（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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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一、对昭通墓“龙虎互逆”旧说的商榷
此前，关于昭通墓的“左帛虎、右青龙”问题已有几位学者进行过研究，其观点主要集中在“彝族崇虎说”以及“天图说”之间。但若结合昭通墓实际情况，就会发现两种解释均有可商榷之处。（一）“彝族崇虎说”申江在《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一书中提出，昭通是彝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域，而彝族崇虎，甚至自称“虎族”。申江认为，在中国古代巫术文化中，东西两方位的地位、价值有别：东为贵，西居次，透露出贵左贱右思想。以这样的思路去看青龙白虎的形象，那么龙虎就不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龙主虎次”“龙尊虎卑”的关系。崇虎的意识使他们采取变换东西、左虎右龙的“新五行”序列①
。但事实上，中国古代尚左、尚右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诸如进门、升阶、就坐、安席、拱揖、停柩、
下葬、入庙、定位、站班等方面，是尊左（古代“丧事”和“用兵”则是尊者在右）；某些抽象事物区分则是“尚右”，“左”与“右”只表示高下，不表示尊卑；而历代官序，或“尊左”或“尚右”，变化无常，毫无规律②
。因此，申江所认为的“贵左贱右”应不具普适性。其次，中国古代素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的传统。而丧葬之事应为“凶事”，理当尚“右”。如按申氏观点，“右白虎”应恰好符合彝族崇虎的习俗，无需刻意改变龙虎的方位。故笔者对此种解释存疑。（二）“天图说”李明在《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霍承嗣墓葬艺术研究》③
一文中以“天图”概念解释昭通墓龙虎互逆问题。“天图”与“地图”两种方位体系最早是由庞朴先生在《火历续探》④
中提出的，两种方位体系分别采用“俯视大地”和“仰观于天”两种观测视角。⑤
李明认为，此墓葬设计者在设计四神壁画内容时，遵循了春秋战国时期绘制的二十八宿天象图，用“天图”的方位画出了设计图。在壁画上题记“左白虎”“右青龙”来强调此方位不是误做，而是为了把霍承嗣墓上层壁画以实际星空相对，象征着上层仙境的“真实性”⑥
。然而，笔者认为此观点并不适用于昭通墓。在昭通墓的壁画中，“右青龙”位于墓葬的西壁，而“左帛
虎”位于墓葬东壁，可知壁画的设计者已将右与西、左与东相对应。也就是说，此墓葬采用的确为“地界四方”的方位体系，而非“天之四方”的方位体系。因此，是否能以“天图”之说去解释昭通墓的龙虎互逆问题，笔者以为仍需谨慎。
除了上面几位学者的推测之外，也曾有学者将此龙虎互逆的现象简单归结为工匠失误。此种判断亦略显轻率。那么，昭通墓壁画中的龙虎互逆现象究竟因何而起？这仍需从墓葬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探讨。
二、四川汉代葬俗对昭通墓的影响
（一）昭通墓与四川汉墓可能存在的渊源在昭通墓清理简报中，发掘者指出，昭通墓壁画的题材与风格直接继承了汉代的壁画与画像石刻。从题材来看，昭通墓中的四神、部曲题材均为西南地区汉墓颇为流行的题材，如成都曾家包１号砖石室墓、芦山王晖墓等墓葬中都出土了与“部曲”题材有关的画像石和随葬品。再者，昭通墓四壁壁画大致呈现条状长方形，且以花边间隔划分的结构样式，在汉墓中本就颇为流行。另外，昭通墓靠近墓门处有两壁龛，在西南汉墓中，部分四川崖墓有类似的壁龛出现。罗二虎认为，四川盆地、汉中盆地与云贵高原在东汉之后形成了一个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的区域性文化圈⑦
。因此，地处云南的昭通墓在文化上应是受到了四川汉墓的影响。昭通墓墨书题记载墓主人生平曰：“六十六岁薨，先葬蜀郡，以太元十二月五日改葬朱提，越渡余魂来归墓。”可见，曾经于湖北任枝
江牧的墓主人，去世后先葬蜀郡，后改葬朱提。由此笔者推测，昭通墓中的四神排列规律可能是受代四川汉代丧葬观念及习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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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①②③④⑤⑥⑦
申江：《时间符号与神话仪式》，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１页。李现红：《尊左？尊右？———从车马出行图看汉代社会生活中的尊与卑》，《史林》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李明：《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霍承嗣墓葬艺术研究》，《四川文物》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庞朴：《火历续探》，丁守和、方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８
１３８
页。
刘弘：《四川汉墓中的四神功能新探———兼谈巫山铜牌饰上人物的身份》，《四川文物》
１９９４年第２期。李明：《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霍承嗣墓葬艺术研究》。
罗二虎：《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四川文物》
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二）四川汉墓中的龙虎互逆根据已出土的考古资料，从东汉开始，四川地区的墓葬中就有“龙虎互逆”的现象出现了，刘弘在《四川汉墓中的四神功能新探———兼谈巫山铜牌饰上人物的身份》一文中已对此有所关注。他于文中对成都曾家包东汉墓墓门（图２：１）、江北县龙溪乡东汉石券墓墓门（图２：２）、巫山东汉墓鎏金铜牌饰（图４：１）
、渠县沈府君阙（图２：３）几例龙虎互逆画像石已有一定程度的分析讨论。此外，笔者通过资料搜集，还发
现了新津三号石棺画像（图３：１）、彭山双河石棺画像（图３：２）、仁寿汉代画像石（图４：２）
、郫县三号石棺石刻（图３：３）等例子。这些青龙白虎石刻画像的位置排列均为“左白虎、右青龙”。笔者以表格形式分类整理如下：
表一　四川汉墓中出土的部分“左白虎、右青龙”画像信息表类别编号名称出土位置墓葬地点门阙石刻图２：１
龙虎系璧墓门双侧门枋成都曾家包东汉墓图２：
２浮雕神兽墓门门楣江北县龙溪乡东汉石券墓图２：３龙虎衔璧墓阙渠县沈府君阙石棺石刻图３：１龙虎戏璧三号石棺石刻新津崖墓图３：２
西王母龙虎座石棺画像石刻彭山双河汉墓图３：３
西王母龙虎座三号石棺石刻郫县汉墓其他
图４：１／
鎏金铜牌饰巫山东汉墓图４：２西王母龙虎座／仁寿汉墓
图２　四川汉墓出土的龙虎互逆门阙石刻画像
１．
龙虎系璧　
２．
浮雕神兽　
３．
龙虎衔璧
图３　龙虎互逆石棺石刻
１．
龙虎戏璧　
２．
西王母龙虎座　
３．
西王母龙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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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海子简介
图４　四川地区出土其他龙虎互逆画像
１．左虎右龙纹饰　２．西王母龙虎座
  在《四川汉墓中的四神功能新探———兼谈巫山铜牌饰上人物的身份》一文中，刘弘以成都曾家包东
汉墓、江北县龙溪乡东汉石券墓、渠县沈府君阙几个例子来说明四川汉墓中的龙虎互逆问题，笔者以为可能并
不妥当：文章中的讨论只注意到了观者的“左右”视角，却忽略了青龙白虎本身所对应的“东西”方位概念。在门阙石刻类别的几个例子中，青龙白虎的方位虽左右逆反，但仍遵循“东青龙、西白虎”的规律。沈府君阙刻有青龙图案的“右阙”实际上是东阙，而刻有白虎图案的“左阙”实际上是西阙，这是因为从由南入北的观测者的角度看，东、西方位对应着右、左的方位。同样的，成都曾家包东汉墓左右门枋上的青龙白虎图案，也遵循着“东青龙、西白虎”的规律，若以由南入北的角度去分析画像，就会误认为其龙虎方位颠倒。而古人在确立“左青龙、右白虎”的方位规律时一般均采用坐北朝南的观测角度，因此，这些门阙石刻图像事实上并未违背“左龙右虎”的原则，便也不存在采用“天图”“地图”去设计画像一说了。
因此，笔者下文将以除上述几例之外的例子作为讨论的重点。
刘弘亦以“天图”理论解释四川地区的龙虎互逆问题。他认为，汉代神仙思想泛滥，生者通过将墓葬建造成想象中的“仙境”，亦是希望死者死后能够继续在天国生活。然而，墓葬建于地面的事实与“飞升成仙”的愿望产生了矛盾。由此人们才用四神天图来装饰墓葬，希望死者升天的愿望也藉此得到了满足①。但仔细推敲四川汉墓出土的四神图像，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所有四川汉墓的四
神石刻图像。首先，“左龙右虎”和“左虎右龙”在四川汉墓中均普遍存在，在描绘“仙境”的石刻画像中也多有两种龙虎位置排列情况并存的现象。以西王母龙虎座位置为例，上文提到的彭山双河汉墓、郫县汉墓、仁寿汉墓中出土的龙虎画像无一例外都呈现为“左虎右龙”，而其他墓葬中亦不乏“左青龙、右白虎”的例子。如新都汉墓中出土的西王母石刻画像（图５：１、２），郫县新胜场出土的四神石棺棺盖（图５：３）等。可见四川汉墓中表现“仙境”题材的四神画像并非都采用了“天图”的方式，以此解释所有四川汉墓中的龙虎互逆现象显然是不合适的。
图５　四川汉墓出土的左龙右虎石刻画像
１．西王母　２．西王母　３．四神
其次，四川出土的这些龙虎石刻画像的雕刻者应大多为技艺不高的民间工匠。如新都汉墓画像、仁寿汉墓画像，其设计及雕刻技艺都较为粗糙，与“天图”所需的深奥的天文、历法知识并不相配。与此对比，１９７８年曾侯乙墓出土的木制漆绘衣箱上就绘有一副“二十八星宿青龙白虎”图像。衣箱盖上的青龙绘于右边，左
①刘弘：《四川汉墓中的四神功能新探———兼谈巫山铜牌饰上人物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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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绘一白虎，整个方位为上南下北左西右东，与我们观察到的星空完全一致，采用了“天图”方位体系去设计画面。与曾侯乙墓相比，四川地区这些墓葬大多为等级不高的民间墓葬，其设计者也少有精通深奥的天文历法知识的可能。再者，四川地区出土的龙虎图像的题材大多为龙虎戏璧、四神、西王母龙虎座等，均为汉墓中常用的祥瑞题材，与天文星宿运行鲜有关系，故其采用与二十八星宿运行相关的“天图”去设计墓葬中龙虎图像的可能性较小。
那么，四川汉墓中的龙虎互逆现象究竟因何而起？牛天伟在《汉代四神画像论析》一文中提到，汉代
画像中的左右互逆是由于角和位置的变化导致的，雕刻者对“左青龙右白虎”的理解本身就存在两种角度：雕刻者自身的左右观和被雕刻者———画像石的左右观①。以上文中提到的几组西王母题材的画像石为例，如果以观者和被观者两种视角去理解西王母龙虎座的排列，就会发现不论是“左龙右虎”还是“左虎右龙”的例子，事实上都符合传统的龙虎排列规律，只不过是以观者或以“西王母”视角去理解的差别罢了。这种现象是否暗示时人有以两种对立视角去设计图像的习惯呢？
无独有偶，汉代的书法中也有许多采用正反视角去书写的例子。如汉铜镜和锲刻文字出现了多例“反书”“倒书”的现象②：有“永康元年环状乳神人禽兽镜”“吾作环乳神人禽兽镜”、四川巴县北碚蛮洞摩崖石刻等。在东汉画像石中，也有铭文与图像相配而铭文为正、反书的例子，可见汉代人的确有灵活采用“正反”两种对立的视角去设计文字和图像的习惯。
因此，笔者推测造成四川汉墓大量出现“龙虎互逆”画像的原因是其采用了两种反向对立的视角去灵活设计墓葬中龙虎画像位置。
（三）昭通墓的四神排列或受四川汉代丧葬观念及习俗影响
巫鸿在《反思东亚墓葬艺术：一个有关方法论的提案》一文中认为：“许多例证说明在创造墓葬壁画或浮雕时，设计者经常使用“镜像”的方式来表现一种逆转了的宇宙秩序。这种改动似乎暗示死亡之域所使用的是一种与现实世界相反的认知模式，通过对生者逻辑的反转，造墓者为死者创造出一个镜像般的
地下世界。”③这种认知模式于四川汉墓而言应是适用的。四川地区出现的龙虎互逆画像石或许就暗示着四川地区汉人认知中“死后世界与现实如镜像一般反向对立”的观念，并呈现出生死、阴阳的对立视角并存体现于墓葬壁画的状态。而昭通墓的龙虎互逆现象恰好也映证着类似的观念。东西两壁的龙虎画像均位于两面壁画的上层，与其他神兽、云气和仙界建筑组合在一起，很明显呈现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对立的死后世界画面。东西、左右的概念在古人观念中本就代表着反向对立与阴阳转化，而设计者将左（东）青龙、右（西）白虎的位置颠倒，或许正是为了暗示墓主人的魂魄已经去往另一个与现实世界认知模式相反的世界，是为生与死、阴与阳的对立视角的体现。这在本质上体现了与四川汉代葬俗相似的阴阳生死观。
再者，就四神壁画整体而言，四川汉墓中朱雀、玄武的位置相对于青龙、白虎更为稳定。不论龙虎位置如何排列，在四神组合中，南（前）朱雀、北（后）玄武的组合一般都是固定的。而昭通墓壁画北壁（后壁）上层绘玄武，南壁（前壁）上层绘朱雀，仅有青龙白虎的位置左右颠倒了，这与四川汉墓中四神位置的排列组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中的青龙白虎壁画的逆反，应是受到了四川汉代丧葬观念的影响，而其墓葬的四神组合设计也与四川汉墓的四神排列习俗体现出强烈的纽带关系。
三、昭通墓所见的招魂葬因素
（一）昭通墓“龙虎互逆”的特殊性
与上述四川地区画像石中出现的“龙虎逆反”的例子相比，昭通墓的情况显然也有其特殊性。四川汉墓中龙虎互逆的例子大多是“镜像逆反”，以观者与被观者两种视角解读即能符合传统排列规律。而昭通墓的工匠在设计壁画时不仅将青龙白虎的东西方位完全颠倒，而且还特意在龙虎图像上加入题字，以表明昭通墓青龙白虎的位置完全颠倒并非设计失误，而是刻意为之。这个细节引起了笔者的进一步思考：或许昭通墓的龙虎壁画设计并非仅仅出于对四川汉代葬俗的效仿，或许还另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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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天伟：《汉代“四神画像”论析》，《南阳理工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田世刚：《汉镜铭文书法研究与借鉴》，南京艺术学院２０１９年硕士学位论文。
巫鸿著，刘聪译：《反思东亚墓葬艺术：一个有关方法论的提案》，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十辑》，中山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