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及其对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启示
“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提出的①。大传统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后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一概念内涵作出自己的理解，如中国学者王学泰认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不同社会体的传统时，把传统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上层、知识精英所奉行的文化传统，为“大传统”；一类是流行于社会下层(特别是农村)、为普通老百姓所遵行的文化传统，即“小传统”②。面对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化现象，大小传统理论为我们全面、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化面貌及其发展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这种大小传统文化共存现象在中国古代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正如所说：“如果从中国史的考察入手，我们将不难发现，这些人类学家所惊诧的'新经验’在中国实在是很古老的文化现象。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古人不但早已自觉到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自始即致力于加强这两个传统之间的联系”③。从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中，我们也可
中国文化传统以看到这种反映国家权力与精英意识的遗物和反映普通民众生产、生活与思想、信仰的遗物之间的区别。
同样，我们认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和基本理论对我们理解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多视角、多层次地去分析不同类别物质文化的性质，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立体地认识三代社会也具有重要启发。具体到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上，我们认为，具有浓厚的象征彩并扮演着独特政治工具角的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礼乐文化、文字等大约可以代表文化大传统，而基本担负日用功能的陶器、民间信仰遗存等大致代表了文化小传统。利用大小传统理论，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三代时期礼乐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即以青铜质和玉质礼器为表征的礼乐文化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反映了当时已经形成具有广泛认同的文化大传统；而以陶器为表征的不同区域日常生活方面的物质文化面貌则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即各区域有自己的文化小传统。两种传统的形成机制和文化含义各不相同，前者具有国家权力、官方意识形态等上层文化彩，后者具有区域文化、民间传统和日常生活等下层大众文化彩④。大小传统文化之间是互补共存关系，而不是对等排他关系。
如果以上说法有道理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基于陶器器形及组合特征而建构的考古学文化区
系类型主要是反映当时各区域之间日常生活和下层民众文化的差异，并不能代表国家政权和官方文化认同的不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划分与政治体或国家认同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直白地说，基于陶器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不代表古代某个国家，甚至也不等同于某个民族。考古学文化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仔细推敲和深入思考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先秦考古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下面我们以一个具体的文化现象来考察先秦时期区域文化小传统的存在状况，并探讨中国古代大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过去，“通过对商周人像艺术(作品)的数量、尺寸、结构、性质、出土情况及人像人物的身份地位的分析，我们认为：商周时期的人物造像所代表的基本上不属于神圣的被祭拜对象，而是被统治者和被压迫者，是作为主人的亲信近臣、姬妾仆从及被征服的和敌对的异族首领的代表来随葬的，而不是作为崇拜的偶像来受到供奉的”，中国古代无偶像崇拜的传统⑤。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如陕西韩城芮国墓地M502二层台上出土的木俑⑥、山西翼城霸国墓地M1壁龛内出土的人偶造像⑦等新材料，都证明以上结论对于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古代文化大传统来说仍是基本站得住脚的。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也曾注意到一类似人又非人形的神人造像，但由于数量少，又处于
非突出位置，所以未予以特别关注。随着近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加，造型独特的神人造像或装饰有以神人形象为主体纹饰的一类精美文物时有发现，特别引人注目。这些考古发现不仅使我们对一些与之相似的传世先秦文物的来源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也促使我们必须对这类神人形象的文物进行专门研究，探讨其分布特征、背后所蕴含的宗教、文化含义，以及它们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位置。其重要性也提示我们应该对过去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无偶像崇拜传统的观点予以修正。大小文化传统理论为我们理解这种不同区域文化现象的异同提供了有益的模式。
关于这类以神人形象为表现对象和中心的文物的时代与性质，学术界虽分别各有讨论，但对它们进行系统收集和整体研究的成果尚缺乏。本文试对这类文物做较系统的收集和整体的研究，观察它们的出土地点，探讨它们的性质，看它们之间是否具有某些共性，这些共性是否反映了某种原始宗教信仰和区域文化传统。再进一步，看是否能够以此具体研究为例证，结合大小传统的理论，深入分析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区域文化小传统与文化大传统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
二、神人像的主要发现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人像 凌家滩墓地出土了6件玉人，其中3件为站姿，另3件为坐姿，高8～10厘米。玉人长方脸，头戴圆冠，腰间饰有斜条纹的腰带，两脚并拢。玉人的形象具有浓厚的宗教彩，可能是凌家滩人祈求保佑平安、五谷丰登的祖先神像⑧(图一)。
辽宁凌源、建平牛河梁出土泥塑人像 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内主梁北山丘“女神庙”内出土了一批泥塑人物像，已发现的人像残块有头部、肩臂、乳房、手等，分属6个个体，一般与真人大小相近，有的是真人的3倍。特别是1尊与真人大小相当的彩头像，高22.5厘米，出土时颜呈鲜红，眼眶、面颊突显，唇部涂朱。眼眶内嵌入两个淡青圆玉片，使眼睛显得炯炯有神。据研究，整个头像应是依据蒙古人种女性而艺术夸张神化的女神形象⑨。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出土陶塑人像 2012年，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一尊红山文化整身陶塑人像，整身通高55厘米，造型为盘坐、口呼状，似以当时的巫者或王者为原型雕塑而成⑩。
图一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人像
1.87M1：1 2.98M29：14
图二 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人形象(反山M12：98)
良渚文化的神人形象 良渚文化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是在大型墓葬中随葬玉琮、玉钺和玉璧。这些特殊玉器上往往饰有独特的兽面纹，其中尤以玉琮为突出。琮造型独特，其突出之处即是它的纹饰。据观察，“对兽面纹的表现，应是琮最基本的成型意图”。这类纹饰基本上由双眼、鼻、嘴(分有獠牙和无獠牙两种)组成，造型抽象。1986年，余杭反山M12出土的琮、钺上出现了完整而详细的图案形象(图二)，揭开了良渚玉器上纹饰结构之谜。据发掘者研究，“其上端为一略呈弓形的冠，冠下缘的正中有一倒梯形的脸框，脸框内有圆圈的眼，眼的两侧各刻以短线表示眼角，鼻作悬蒜状，两侧刻有鼻翼，口部作扁圆形，内刻平齐的牙齿，显然是一个人的面部。脸框外缘为饰有细密云雷纹的风字形帽，帽顶饰有放射形的羽毛，这种外缘似弓形，顶端有一尖吻的巨大羽冠，是极富特的。羽冠之下为左右延伸平举的两臂，自肘部向里弯折，十指平伸，拇指上翘，指关节的横道及指甲均得到表现，臂上饰以大小不一的云雷纹，在上臂的外缘有两处臂章状的突起，当为纹身或服饰。手指扶按处有一对以椭圆形眼睑为特点的兽目；眼睑内再饰以重圆表示眼球和瞳仁，显出虎虎生气。两眼之间为鼻梁(额)和鼻端，平面略如工字形。鼻端两侧刻有鼻翼，鼻下为巨大的嘴，嘴内露出尖锐的獠牙，内侧两枚向上，外侧两枚向下。腿部于鼻翼两侧左右分开，
膝部自嘴角处转向里弯曲，双脚交接于嘴下缘的中部，趾如鸟爪或可认作蛙的蹼状趾。在膝部及小腿的外缘，也有如上臂同样的装饰。若不曾认出手指，羽冠的外形则颇似宽广的前额，两上臂可认作眉，或将肘部视为颧骨，小腿的部位恰似下巴，趾爪就成为一撮山羊胡子了，整个画面就成为以人的头部外形为基础，再配一张写实的狰狞兽面的图案。我们不能将这两种读法当作偶然的巧合，似应认作一种有深刻寓意的精心杰作。在同一墓地中，布局完全一样的这种图案多达二十个，分布在四件器物上(反山M12：98号琮上八个，100号钺上二个，87号柱形器上六个，91号和104号应是一件物体的两个端部，每件各两个)。在这些图形中，除91号的两图全用阴线刻表示外，其余十八个图形中，羽冠、兽目、鼻和嘴诸部位均用浅浮雕表现，人面和上下肢则以阴线刻出。我们将浮雕部分和阴刻部分分别绘一张图，就可以将其清晰地剖析为人形和兽形两个图形”；整个图案为一人兽组合图，“将形体不大的人面处在画面上方中心部位，显示了神的核心在于人”(11)。人物形象头戴羽冠表示其地位的高贵。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其他或简或繁的纹饰无疑大部分都是这种人兽组合图案的翻版或简化形式，它们的含义应是相同的。
图三 石家河文化玉神人像
1.W6：32 2.W6：17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人鱼雕塑、玉神人雕像 在石家河遗址内的邓家湾地点两个坑中埋葬着成百个陶俑，几乎都是头戴平顶或微弧顶浅沿的帽子，身穿细腰的长袍，双膝跪地，手捧大鱼。造型都是左手托鱼尾，右手压鱼头。如此规范化的制作似乎是反映某种宗教的祈祷仪式。伴出的是数千个陶塑动物，如猪、狗、牛、羊、鸡、象、虎、猴等(12)。石家河遗址内的罗家柏、肖家屋脊等地点的瓮棺墓内出土了10余件玉雕神人头像，形态特点有正面的、侧面的、片状的、圆柱形的。从人头像来看，虽然面部形象与冠饰不尽相同，但全部穿戴整肃，表情庄严，并都佩戴耳环。据研究，其应该是代表巫觋一类的神职人物，或是共同尊奉的神祇形象(13)。石家河文化的其他遗址瓮棺葬中也有相似的玉雕人头像出土，如江陵马山镇枣林岗遗址(14)(图三)。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 三星堆遗址2座大型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青铜神人像及青铜神树等遗物。其中，青铜站立人像，高达2.62米，头戴冠，身着长袍，站在一个台子上。其他50余件巨型青铜人头像，有的两目突出，造型奇特；有的还带有金面具，极为神秘(15)。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密切相关的还有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的青铜立人像、金面具(16)。汉中城固、洋县商代铜器中较多的人面形面具可能也是用于跳巫等宗教活动，应该是受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17)。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铜、玉神人像 属于吴城文化的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了3件神人形象的文物。其中，青铜双面神人头像，高60厘米，人面形状，口大张，露出长长的獠牙，头上有角(图四，1)。玉雕羽人像，高11.5厘米，作侧身蹲坐状，“臣”字目，大耳，钩喙，头戴高冠，并拢的小腿下部有一斜穿孔，以供插嵌或佩系。兽面神人玉饰件，高16.2厘米，有眼、鼻、耳、额等，口中露出上下两排六枚牙齿，嘴角各有一对獠牙。整个玉饰的正面浮雕图案是一个戴着平顶卷角高羽冠的兽面神人形象(18)。我们曾推测其性质是主杀伐、镇妖魔的神鬼形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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