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文/徐明君春节年夜饭菜谱
摘要：东北地处边疆，其文化具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交融特点，而在近现代东北亚的政治发展中，充分体现出其上层建筑性质。东北不是民族自治区域，但文化的民族性是现代东北发展中的深层意识形态问题。因此，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认识日本对东北的文化侵略以及建设东北亚经济共同体都有着深远意义。
关键词：东北民族文化；东北亚经济共同体；伪满洲国
作为由若干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共同体是个经济概念，也是政治概念，离不开民族问题，也就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当前，民族主义仍是导致政治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西藏存在这种隐患，新疆民族主义还和伊斯兰运动等跨国恐怖主义有直接联系。东北是边疆地区，但不是民族自治区域，而韩国基于历史对东北的领土声索，日本的现实挑衅与历史侵略仍需辨析民族主义。文化是民族主义发展衍变的条件，而文化的不同层面及意义也影响族和国家认同观念。当前，应辩证看待当代民族观，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东北亚政治稳定与营造良好经商环境创造文化氛围。
一、东北文化的民族性
东北地域共同体是满族统一的重要条件。由于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对东北的民族主义观自然涉及到“华夷之辨”的问题。中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华夷之辨”，实际上有少数民族血统的秦国统一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都有少数民族政权存在，但并可没有影响中华文化的传承。所以，元朝和清朝是中国朝代的自然更替，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也持此看法。而希腊文化、罗马、印度、巴比伦等古代文化则随着外族入侵而消失。“华夷之辨”有大汉族主义之嫌，但中国社会发展是民族融合的结果。虽然南北朝时期就开始汉族南迁，最后形成客家人，成为海外华侨的重要源头，但少数民族很注重吸收汉族文化，如满族统一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地域文化共同体。正如同志1990年在新疆视察时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
二、东北文化的共同性
东北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要以史为鉴。借鉴与欧盟体制，东北亚共同体曾是中、日、韩构建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内容。2009年6月1日，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理事长任
晟准到中央党校作的学术演讲认为，韩、中、日三国历史背景、政治制度不同，国家规模、发展阶段
相异，这些因素导致三国关系既近又远。但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的发展，处于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等的考虑，三国将不得不发展更为合作、更为紧密的关系[1]。他还特别强调“共同体”，是经由两国关系、区域共同体而走向全球化过程中的共同体，其中经济与安全合作是最突出、最活跃的合作领域。当前，东北营商环境不好，构建文化圈不失为是一个突破点。而延边大学学者方浩范的著作《儒学思想与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认为“共同体”开始取代国家与民族概念时，“东北亚”悄然成为了“独立”的概念，并提出儒学应该最有资格成为该共同体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基础。儒学是港澳台同胞地精神纽带，其应该成为东北亚共同体最主要的文化基础。但过度强调儒家文化圈，具有日本在抗战时期的“大东亚共荣”以及“王道政治”的意味。而文化有宏观、微观、中观三个层面，除了宏观的儒家文化，微观的地域文化也是地区凝聚力的重要因素。美国汉学家杜赞奇的著作《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从民间文化入手来建构民族共同体，认为一个政权通过保护民族文化来表明它代表这种民族文化。从杜赞奇的著作看，“满洲国”认为，中国的民间宗教具有普适主义的内涵，代表了东方的真实性，所以他们要保护并代表这种文化，他们就是通过这种逻辑来获得主权[2]。当代，满学也是俄罗斯、日本等东北亚地域文化的核心。
三、东北文化的想象性
共同体下的民族需要在中观层面建立制度基础。实际上，历史上的倡导中华文化只是反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一种口号，如朱元璋曾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北上中原，这也为早期同盟会所继承，并为日
本侵略者所借用。由幕府儒官林春胜、林信笃父子编辑整理成册的《华夷变态》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长崎奉行上报给德川幕府的中国形势报告书，该书所收录的报告书达2000多件，起止年代是1644年到1724年，而日本认为这是中华变为“夷狄”的过程。由此，认为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华”与“中国”。而这都是对民族的一种想象，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探讨了这个问题。从想象角度，民族的定义也很具体，如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认为，民族的理想定义应为：“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
　下转（第２０５页）
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