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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IANJIN FILMS
自清代中叶以来，天津茶园戏曲文化兴盛，进入茶园者主要以喝茶消遣为主，听戏为辅，入园只收茶资，看戏不收钱。1870年后，京津两地戏曲繁荣，茶园观众已逐渐改为听戏为主，喝茶为辅。茶园所演剧
种多为梆子、皮黄，也有少部昆曲。[1]还有很多演出评
书、大鼓书、相声等曲艺形式的杂耍馆与落子馆（亦称坤书馆）。清末民初以降，电影传入天津，据《天津通志》记载，1897年，法国百代公司在其经营的游艺场
“老天丰舞台”放映了10分钟电影短片。[2]
此后，天津
电影放映活动逐渐兴起。天津早期电影放映空间有何特点？其电影放映活动与本土戏曲演出关系何为？
考察天津早期电影放映活动实践及其文化生产的关联与互动将有助于描画天津早期电影的历史图景与天津社会文化变迁，并从地方电影史的角度呈现中国早期电影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一、多重空间与天津电影放映的兴起
1903年6月24日，《大公报》刊载了天津玉顺茶园的一则广告：“华辉电光活动影戏准于闰五月初二日即礼拜五起在鼓楼北玉顺茶园开演，至初五夜止。此影戏新由美国寄到，曾在京都试演。业蒙王公大臣以及驻京各国官商大加奖许，较之前在津城演过者大不相同。其中如庚子之大沽水战图，菲律宾之美日交战，以及各种戏术变幻诸图令人笑乐惊奇，观玩不释，诚
近今第一奇观也。”[3]
由这则广告可知，早在1903年，
天津玉顺茶园已经开始商业放映电光活动影戏。此时的“电光活动影戏”可能并未是真正意义上的“电
影”，但天津观众对此“奇观”展现出了较为热情的态度。
与此同时，天津天仙茶园、权仙茶园、升平茶园、天喜茶园等包括租界和华界在内的多个茶园都有类似放映活动出现。1906年，天津法租界天仙茶园刊登了关于“电光新戏”的广告：“粤东陈君近于袜子胡同天仙茶园新组织一电光新戏，机关完备，活动如生，
想欲拓眼帘者必先睹为快云。”[4]
同年，天津法租界权
仙茶园也曾刊登广告：“新到美国平安电影商人由外洋运到新式电影，并有各种奇景变换灵动，与众不同，初次到津，每三日更换新样，有各种活动机器皮球等
件唱声。”[5]
其广告称“机关完备”“活动如生”“奇景
变换灵动”“男女可观”“万无危险”“上下车马方便”等诸多新奇体验与便利条件以吸引观众前来观赏。从当时广告可知，一种被称作“电光活动影戏”“电光新戏”“电影”的新兴娱乐样式成为天津各大茶园招徕
顾客的噱头。
此时，权仙茶园的主营业务已经变成电影放映，不久后权仙茶园便根据电影放映需求对茶园进行改造，并正式更名为权仙电戏园。更名后的权仙电戏园每天早晚开演“新式活片”，并在楼下另设各种大小机器以助兴。“内有各种奇巧活动大小影片以及留音话盒等随便听观。另有外洋新到极灵算卦机器一座，祈临一试。每晚另加特由英国请到著名坤角跳舞唱
曲影戏，后接演外国新戏一扯……”[6]
权仙电戏园将
影戏、跳舞、唱曲及各种大小新式机器如“留音话盒”“算卦机器”等诸多娱乐项目融为一炉，言必称“洋”“新”“奇”。
【作者简介】  年　悦，女，内蒙古兴安盟人，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讲师，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天津电影史研究”（编号：A18023）的阶段性成果。
年　悦
天津早期电影放映活动初探（1897-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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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电影放映活动逐渐在天津的茶园、舞台、书馆和露天戏棚中兴起，新式电影院也开始纷纷
建立。1916年前后，随着电影放映活动日益增多，天津观众对电影认可程度逐步提高，电影院和影戏院从法租界扩展遍及天津各国租界区及华界。除法租界平安电影院、西权仙电影院、北洋戏院、光明社、明星大戏院等院相继建立外，德租界大华影院、俄租界天升电影院、日租界天津电影园等大小电影院如雨后春笋兴建起来。新式电影院相较于此前茶园堪称“设备完善”，环境“清洁雅静”，而且从光明社开始实行“男女合坐”，对比华界传统看戏携眷宴游“必预订厢位”，观众感到更为便利且节省开支。[7]“以此之故，中等社会不甚如前此之裹足，而电影剧片亦不似前此之腐劣……电影事业，兹盖其渐渐而兴之时矣。”[8]至20世纪30年代初，津埠影院已有三十座以上，天津电影放映走向繁荣并成为市民主要娱乐活动之一。[9]这一时期天津电影放映空间主要可以分为四种势力竞争：第一种势力为罗明佑主持的华北电影公司。有五家影戏院隶属于这一系统，包括平安电影院、光明电影院、河北电影院及上平安戏院和新中央电影院。该系统购有“米高梅”和“联艺”两家电影公司影片的专映权，亦映其他公司出品影片，其中光明电影院间映“联华”出品的国产片。五家影院组织严密，设备颇佳，平安电影院装有西式电声机。第二种势力为新新公司，开设有蛱蝶电影院和新新电影院，二院都有西式电声机，专映“二十世纪福克斯”及“环球”等电影公司出品影片，亦有“明星”“天一”“华光”等国产有声片。第三种势力为大陆公司，旗下设首轮光陆电影院和二轮明星电影院，专映“派拉蒙”公司出品影片，间映“二十世纪福克斯”“环球”及“乌发”公司出品影片，该二院也装设西式电声机。第四种势力为无系统之影戏院，如皇后大戏院、新明大戏院、新欣电影院和天升电影院等影戏院。此外，还有规模较大之戏院如北洋戏院、中原妙舞台等原京戏戏院间放电影，多放映旧片和佳片，不过属于暂时性质。[10]由此可见，电影作为新
兴娱乐方式在天津的放映活动正是借助天津本土娱乐空间崛起，并在茶园、戏院和电影院等多重放映空间中展开激烈市场竞争，在此过程中天津电影观众规模随之形成并逐渐扩大。
二、对抗与调和：电影与戏曲的博弈
尽管电影放映与戏曲演出存在诸多不同之处，
但在天津早期电影放映活动中，一些传统剧场制度和
习气还是保留了下来。例如，天津很多茶园、戏院和
电影院仍然延续“三行”制度。“三行”是指“手巾把
儿”“糖果案子”“茶房”三种服务行业。“手巾把儿”
是指在演出过程中穿梭于观众之间并递上热毛巾揩面
以收取服务费。“糖果案子”是指演出节目开始后，有
专人负责将瓜子、糖果和茶点等小吃挎在胸前木盒里
向观众售卖。“茶房”是指演出过程中为观众沏茶的服
务人员。[11]由于早期茶园观众人多拥挤，“欲得好座请
尽早到场，风雨不演”。[12]旧式茶园看戏并无对号入座
习惯，在此影响下，天津早期电影放映虽然卖票但并明星电影
无对号入座，实行“欲得好座先到先得”。而“三行”
的人正是利用这一特点，提前占下座位摆好糖果、瓜子
招揽观众。[13]在电影放映过程中“三行”的叫卖声和
服务会干扰正常的观影秩序，即使是二轮电影院如新
新电影院和光明电影院亦不能免俗。[14]
还有一些影戏院将剧场“三行”演变为“女招
待”来招徕顾客。如春和大戏院率先实行“女招待”，
当时电影观众抱怨：“女招待则自以为异性，招摇于观
客面前，一声要茶吗，如不要她很轻视。如果吃了茶以
后除茶资外，不另给小帐，她亦轻视，如给了小帐她始
欢迎。”[15]一些影戏院对女招待进行等级排序以为不
同等级座位观众提供服务。电影放映时，女招待对观
众软磨硬泡，如不购买服务便讽刺挖苦，实为变相强
制消费，多引得电影观众不满。还有新新电影院、明星
电影院及河北电影院等院设“女招待”作为宣传手段。
“其法系于招待胸襟插以鲜花，花下悬一小条，上书影
片名，藉女招待与顾客接近之便，以收宣传之效，然此
法一时虽新奇，但实际收效仍微。[16]“女招待”作为天
津女性一种职业从业者甚众，其“在黑暗中的暧昧生
活”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直至1947年天津市政府整
顿影剧院不良习气才责令取缔各影院女招待。[17]
除了“三行”制度以外，还有一些旧式剧场习气
延续到天津早期观影活动中。比如，一般戏曲演出并
不连续，好戏名角往往放到最后压轴出场，因此达官
贵人总是等到名角戏再来观看。故意迟到以显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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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IANJIN FILMS天津电影研究地位的习俗在天津早期电影放映中保留了下来。当时天津电影观众抱怨这种陋习：“九点钟演片的时候，
楼上并没有多少人，直等到开演以后，快要做到一半的
时候，那些阔人家的太太小们，才陆续到来，几乎将
楼座塞了个满。我不懂他们看那后半部的影戏有什么
趣味。我只觉得他们似乎还当电影院是戏园一样的场
所。”[18]
茶园剧场习俗深刻地影响了天津早期电影放映，另一方面，旧式茶园也受到了新兴电影院和戏院的刺
激而纷纷改建。天津租界地区的新式影院和新式戏院
建筑华丽，较之旧式茶园机器设备先进且票价昂贵，
而华界所开办影院戏院票价低廉但却秩序混乱。在此
情况下，许多传统茶园纷纷模仿新式电影院之建筑设
备革新改建为影戏院，或在其旧址直接被影院接办。
例如，1922年，日租界大新舞台（原天仙茶园）改建为
新明大戏院，其广告称“最新式电影戏场”“影片新
奇”“白话讲解”“各种机音”“中西音乐”“场所修
洁”“座位宽适”“精美茶点”“低廉票价”。[19]再如
东天仙茶园（1890年创建）改名为东方大戏院，“于映
演电影毕，又加演杂耍数场”。[20]很多茶园经过翻新
重建后，往往更名为与新兴电影院相近名称以吸引观
众。例如，升平茶园旧址开办了上权仙电影院以映演权
仙电影院演过之片；原天喜茶园亦建洋楼，更名为上
平安电影院，接映平安电影院映过之片。但是这两家
戏园翻新重建之后仍因其所处环境不佳、人声嘈杂而
收效甚微，遂又改演京剧。还有一些华界茶园、坤书
馆改为专映电影场。例如，兴华茶园因不卖座而改建
为小世界影戏园。“据此以观，旧日戏园杂耍坤书馆
等，多为电影之潜移默化，则近今电影之势力，不亦大
可惊焉。”[21]
天津电影放映活动的兴起伴随着旧式茶园向现代戏院过渡。也有一部分茶园、电影院和戏院因经营
不善、赔累不堪而歇业或更名，在电影和戏曲经营之
间摇摆不定。这些茶园改建后将电影放映、戏曲演出、
歌舞表演和杂耍等娱乐混杂经营的情况非常普遍，如
此一来，既顺应潮流又可以最大限度争取观众。除此
之外，春和大戏院和新新电影院因有声片不能号召观
众，默片又无可演而重新搬演戏曲。“春和的尚小云，
一唱匝月，李万春又继其后，新新的奎德社，一唱无止期，舍电影于不顾，真替他们可惜。”[22]一旦电影放映出现危机，影院和戏院便重新搬来戏曲和魔术来救急，这仍是早期天津电影放映的商业策略。
1935年前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天津电影院和影戏院经营情形每况愈下。各院使出浑身解数，纷纷采用“降低票价”“并演评戏”“买票赠彩”等方式以贴近市民观众口味。“平津电影业虽萧条，而竞争则甚剧烈，除影片方面各院主各出机杼以求捷足外，对势力之扩张，亦甚注意。”[23]如新新电影院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映权脱离后影片来源中断，在此情况下采用一角钱平民化的票价迎合潮流。[24]法租界的新中央、特三区的天升电影院，南市大街的丹桂戏院，日租界的皇宫电影院，河北大胡同的河北电影院，属于三轮影院之列，所演影片颇不落伍，票价也很低廉。天津南市的“庆云”“英”“权乐”“新生活”等影戏院实行“买票赠彩”，甚至以“洋面一袋”作为头奖。[25]天津各大影院和戏院在博弈中不断翻新花样、更新设备、扩大片源、降低票价，将电影与戏曲交替映演，使得电影在天津真正走向平民化。天津早期电影放映依托茶园戏曲演出落地本土文化，在与戏曲演出的博弈中呈现出了对抗与调和的形态，与此同时，天津的茶园也随电影放映兴起热潮进行了改建，这种兼营策略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天津文化生态。
三、从生活到审美：天津都市文化生产
天津早期电影放映依托于茶园和戏院逐渐兴起，也给市民生活带来了一种新习惯——看电影。因此时人称“津中无好戏，惟电影可看。以是之故，多半戏迷皆不肯光顾旧戏园，而趋影戏场……”。[26]早期天津电影放映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天津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并在生活方式和艺术审美等各个方面参与了天津都市文化形塑。
近代天津的娱乐游艺中心在南市，“南市曩为津市游艺场荟萃所在，无论大戏杂耍，包罗甚广……自民初以还，内战频仍，迭遭兵燹之后，乃至不可复兴，繁华气势，为租界区所夺，直至今日……民十以后，租界内各戏院兴起，南市渐衰。”[27]电影作为西式娱乐方式在天津形成一种时尚且最早集中于法租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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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法、日、英三国租界电影院逐渐兴盛，天津文化中心转移到三国租界交会处的梨栈劝业场一带。其天华景戏院、天宫电影院、天乐评戏院、天会轩曲艺场、天纬球社、天纬地球社、天露清茶社和天光理发馆是著名的天津劝业场“八大天”。不出劝业场大楼即可享受到天津最豪华之各项娱乐，足见当时劝业场之繁盛情形。[28]
与茅盾在《子夜》中呈现的摩登上海相似，1932年，署名难墨的一位作家描绘了天津的“风景线”——闪烁着“光、热、电”的天津的十字街头与舞场。难墨作为“都市漫游者”记录了“从光陆或蛱蝶看电影回来”沿路间看到的天津都市景观。[29]
“惠中饭店许多长方形的眼睛死死地盼着屹立在对面的劝业场底高楼。像是嫉妒，又像是骄炫。交通旅馆站在那儿冷眼旁观。兴业银行呢，像一个穿灰布大褂的富商，表示富有不在外貌。
商店的扩音器留声机的唱调与音乐，向所有的行人耳朵里面塞。电车和洋车的踏铃以及汽车的喇叭，沿街点着板。
人们在许多的声音和颜中麻木了。像梦游，在梦中呓语，像一堆蛆在满处爬。
这是黄昏，梨栈的黄昏。
夜，进行罪恶的夜。一切的阔人，全是昼伏夜出的，电光就是他们的太阳……
街心的指挥台上的警察，像机器般的开闭着红绿灯，夜，电器的夜。润人的夜。[30]
在难墨的笔下，梨栈的十字街头矗立着惠中饭店、劝业商场、交通旅馆和兴业银行，也集中了洋楼、有轨电车、汽车、留声机、电影院等都市摩登生活的象征物。作家漫步其间可以尽情体验现代生活方式，却又保持着一种警醒和疏离，而这种“漫游者”恰恰是天津都市文明的产物。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给近代天津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和限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城市人口的集聚和文化的多元融合。1913年，天津成为直隶省省会，且紧邻北京，又是北洋军阀的发源地，在此蛰伏众多的官僚、军阀、政客及乡绅富商，也集中了一批跃跃欲试的后起者。[31]天津拥有大量的消费体，其中有着大量的票友和电影观众。租界区聚集的娱乐场是他们政治活动的舞台与消费天堂，并且在此形成了天津休闲娱乐新
传统。
有天津影迷佘玮据其观察将天津电影观众分为
三派：第一派是喜爱曲折故事和热闹情节的大多数观
众，他们最喜欢看“神怪离奇的影剧”；第二派为极少
数的智识阶级，专喜推究剧中的意义和艺术；另外一
派观众并非为观影剧而来，实则借影院空间做集会私
谈之所，且这类观众不在少数。[32]无论是相对保守的
传统观众，还是智识阶级，抑或是“借影院空间做集
会私谈之所”的观众都可以在看电影这种娱乐方式中
获得满足。天津大量兴起的电影院为不同文化需求的
票友和影迷提供了适合的公共空间，也构成了这一时
期独特的天津文化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放映活动也在影响着天津市
民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的现代转变。1927年，《大公
报》著名影评人心冷曾开辟“电影院问题讨论号”专
门收集电影观众对影院问题的意见，并监督各影院改
良。[33]一些戏院或茶园改建后的电影院如光明社、新
新电影院及皇宫电影院存在“嘈杂得头要发昏”“前
排的老不愿意脱帽”“高声说话”“满地吐痰”等问
题，相比较而言，新式影院如平安电影院和天升电
影院“到了剧场里沉静到极点，精神上比较的舒服得
多”。因此心冷在比较之后感慨“看电影是求精神的愉
快。一闹一脏，先不先要减掉一半兴致。我虽然不敢赞
美外国人，可是总觉得我们贵国人在公共卫生公共秩
序上，未免总欠讲究些。”[34]在此影院改良问题讨论号
之后，观众们欣喜地看见光明社将院里所有叫卖的小
贩取消，完全归吃食柜上发卖，并将滑稽短片译了华
文。[35]由此可见，天津电影放映从传统茶园逐渐向电
影院、戏院转移的过程中，对观影环境和公共卫生以
及观众的生活方式和趣味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移风易俗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倘若电影院和戏院不注重放映环境、
影片质量及制度建设，很快就会被电影观众所抛弃。
例如，明星社后更名为“开达影戏院”，继又被上海新
人影片公司接办后更名为新人电影院。“每日观客，寥
若辰星，良以该园对于影片不加选择，劣片相继而来，
虽广告极吹牛之能事，然终为舆论所不容。办事又不
得其人，至督率无方，举凡戏院中之恶习，一一皆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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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IANJIN FILMS天津电影研究之。园内复因陋就简，影机不佳，光线不足，遂不得不闭门矣。”[36]拥有更多观影选择的天津电影观众已不
能忍受“劣片”和“恶习”，其观影态度和观影行为也
开始逐步走向现代化。
天津早期电影放映有效地满足了电影观众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切合了普通观众的社会心理。“年
来本埠各娱乐场所日益发达，而尤以电影事业为最。
考其原因，虽以中外影片日新月异，是其要素，但各影
园竞奇角胜，建筑之美丽，座位之适宜，能迎合现社
会普通心理亦其要端。”[37]从影评人心冷所列1926年
观影片单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在天津上映的中外影片
大多是以都市生活为背景讨论新旧社会冲突、家庭伦
理、职业困境与道德抉择等社会问题片，例如，国产片
《新人的家庭》（任矜苹，1925）、《空谷兰》（张石川，
1925）、《公平之门》（顾肯夫，1926）、《一串珍珠》
（李泽源，1926）、《夫妻之秘密》（邵醉翁，1926）、
《透明的上海》（陆洁，1926）、《伪君子》（侯曜，
1926）、《难为了妹妹》（李萍倩，1926）、《四月底蔷薇
处处开》（洪深，1926）、《玉洁冰清》（卜万苍，1926）
等；外国影片如《淘金记》（查理•卓别林，1925）、《少
奶奶的扇子》（恩斯特•刘别谦，1925）等。[38]这些影片
与传统戏曲所指向的社会文化定位大为不同。此时天
津电影观众开始认同于电影所创造的关于现代都市的
文化想象，也向往观影行为所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本
身，更重要的是电影中所讨论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已
经成为电影观众的现代生活指南。随着电影放映活动
的增加，“凡中外有名片子，无不来津；且有一片兼演
数家，或开演多次者。而各戏园无不市利三倍。可知津
人士以移其向所欢迎旧剧之心理，而欢迎电影焉。”[39]
在此过程中，天津电影观众的艺术审美能力也随之提高。正如1929年《沽上影界的新趋势对于民众的影响》一文中谈到，打破广告之后的民众有了从众多影院中选择“哪家片子好”的机会，并且“对于真的艺术，能有相当的认识和接近”，从而可以走向“艺术之宫”。[40]这一时期天津各大影戏院广告标语，亦可见电影开天津社会风气之先。例如，在华北电影公司接办的皇宫电影院开幕宣言中即认为电影院是重要娱乐场所，关系着公众素质和社会风俗的改善。“苟办理完善，足以提倡公众之卫生，养成国民之公德，补助社会之教育，增畏国家之声誉。否则引诱青年日趋于堕落，能令社会日沦于黑暗。”[41]可见，此时天津的电影院已经作为负载着娱乐、文化、社会教育等多元空间影响着天津社会文化的生产、传播和交流。
再如，各大报刊载明星大戏院之广告标语：（一）不以假道德作换汤不换药之宣传。（二）不作损人利己之无聊宣传文章。（三）誓死不受托辣斯主义者之征服。（四）凭独立之精神，在荆棘途上奋斗。（五）以勇敢锐进之真诚，供献银园中花果。另有“皇宫”“光明”“平安”三家影院刊登标语：（一）不以淫辞邪说为招徕。（二）不以诱惑欺骗为广告。（三）以提倡艺术为使命。（四）以辅助教育为职志。[42]这些影戏院的口号与标语以“独立之精神”“勇敢锐进之真诚”“不以淫辞邪说为招徕”“以提倡艺术为使命”“以辅助教育为职志”精英立场为表达范式，突出了电影的社会教化功能，也主动将电影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文化的改良联系在一起。此时天津电影院所提倡的电影观念及其电影放映活动将艺术性和思想性作为首要原则反映了天津电影观众艺术审美价值观念的转变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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