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是怎么过夫妻⽣活的(2)
  ⼥同性恋者的称呼语汇
  在中⽂中,引⼊了很多表⽰⼥同性恋者的称呼(主要是英⽂),也有当地社区⾃⼰创造或者历史上沿⽤的隐讳语。
  中国⼤陆
  在中国⼤陆,⼥同性恋最常被称为“拉拉”,主要是从台湾“拉⼦”影响⽽来,⼜或称为“蕾丝边”。在中国古代,⼥同性恋亦被称为“磨镜”、“对⾷”、“⾃梳”等。
  “磨镜”,即磨治铜镜也。古⽤铜镜,须常磨光⽅能照影。据汉代著名⽂⼈刘向的《列仙传·负局先⽣》记载:“负局先⽣不知何许⼈,语似燕代间⼈,常负磨镜局,循吴市中,炫磨镜⼀钱。”《太平御览·海内⼠品》中也说:“徐孺⼦尝事江夏黄公,黄公薨,往会其葬,家贫⽆以⾃致,赍磨镜具⾃随,赁磨取资,然后得前。”唐朝诗⼈刘得仁《赠道⼈》⼀诗中曾写道:“长安城中⽆定业,卖丹磨镜两途贫。”
  清代⼩说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神⼥》中也有“问其⼈,乃诸姓,市中磨镜者也”之说。⽽把⼥同性恋叫作“磨镜”的意思就是,由于双⽅有同样的⾝体结构,似乎在中间放置了⼀⾯镜⼦⽽在厮磨,故称“磨镜”。
  中国古代
  ⾃有⽂明以来,书写权利为男性独有,因此中国历史上,男风不绝于书,⽽相对的“⼥风”则⾄为罕见。此等情形,不独中国为然,直到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王主政之时,尚不信世间有⼥同性恋⼀事,以⾄于当时的⼤⾂⽆法⽴法。
  ⼥同性恋
  其实男性或者⼥性的同性恋现象,都各有其相当深刻的社会原因。清代的⼥同性恋情形可谓⾄为激烈,张⼼泰《粤游⼩志》说:“⼴州⼥⼦多以拜盟结姊妹,名⾦兰会,⼥出嫁后,归家恒不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尽……尽⼗余年风⽓⼜复⼀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同居,必有⼀⼥俨若藁砧(丈夫)者。
  ”这些⾦兰会的姊妹⼜称⾃梳⼥。凡经“梳起”的⼥⼦,⼀切婚约均属⽆效,男家不得强娶。她们互相结盟,滴⾎为约,永不外嫁;她们结拜为妹,亲如夫妇,祸福与共,终⽣不渝。她们的住房称“姑婆屋”,她们死后埋在“姑婆⼭”,⽣死不落夫家。
  另梁绍壬所著的《两般秋⾬盦随笔》卷四《⾦兰会》中则有这样的记载:⼴东顺德村落⼥⼦,多以拜盟结妹,名⾦兰,⼥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妹相约⾃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禁也。李铁桥廉使令顺德时,素如此风,凡⼥⼦不返夫家者,以朱涂⽗兄,且鸣⾦号众,亲押⼥归以辱之,有⾃尽者,悉置不理,风稍戢矣。
  两相印证,不难看出,⼥性为了赢得⾃⼰的⾃主之权,刚烈到⽤⾃⼰的⽣命去见证⾃⼰的“爱情”。以⾄于儒家知识分⼦⼤为震恐,动⽤政权和族权的⼒量来加以惩罚。
  磨镜党
  我们还可以从光绪年间的《永明县志》到这样⼀条资料:“桃州……其母亦为⼥计消遣,访他家之⼥年貌相若者,使其⼥结为内交。桃州谓之⾏客。相处以切磋针凿其间,即⽆他虑,⽽有⽤之年华已消磨于不觉。”显然,最初“⾏客”之兴起,乃由家族主导,为了防⽌⼥⼦起“淫⼼”、犯“淫⾏”,因此安排⼥性结对,使之安稳闺中消磨岁⽉。
  然⽽当⼥⼦之间有真正的“爱情”产⽣,转变成了纯粹的⼥同性恋之时,便会激发巨变。有些⾏客在全意阻⽌密友出嫁未遂的情况下,甚⾄闯进婚礼,持刃刺伤密友的新郎。
  到了清末,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杂居,成为⼗⾥洋场奢靡繁华之地。风⽓所开,居然出现所谓“磨镜党”的组织,顾名思义便可知晓这是⼀个纯粹的⼥同性恋者团体。《清稗类钞》第三⼗⼋卷《洪奶奶与妇⼥昵》记载甚为详备———
  上海妓⼥中有⼀位号称洪奶奶的⼈,她住在公共租界之恩庆⾥,为上海⼋怪之⼀……她所喜欢的男⼦很少,基本上相处的都是⼥性,她们所组成的团体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磨镜党”。洪奶奶是这个团体组织
的魁⾸,在这个团体中,两个⼥⼈相爱较之异性恋更为激烈,往往因嫉妒⽽起纷争,这种事情常常发⽣,甚⾄到了性命相搏的地步。每当这个时候,就由洪奶奶出⾯调解。只要是“磨镜党”的成员,没有⼀个敢不听从的。
  有⼀位叫做⾦赛⽟的妓⼥,已经嫁⼈了,她也是⼀个同性恋者,因此拿了⼀⼤笔钱离开家庭,改姓为陈,就住在九江⾥,与洪奶奶对门相望,在洪奶奶的引诱之下,资财散尽,差点连⾃⼰的⽣活能⼒都失去。
  洪奶奶的⾐⾷⽆不以奢华为能事,可谓是挥⾦如⼟,她的资财虽然来⾃于所交好的⼥⼦,但是她也把这些钱⽤在“磨镜党”这⼀组织的成员上。
  和洪奶奶相好的最初是青楼⼥⼦,久⽽久之,⼤家闺秀、巨富妾⼥也纷纷加⼊“磨镜党”,⼀进⼊这个组织,很快就把天下的男⼈看成是最可憎的厌物。
  怜⾹伴
  ⼥同性恋
  清代⼥同性恋的风⽓在当时⽂艺作品中也不⽆反映,这⾥不妨以李渔的《笠翁⼗种曲·怜⾹伴》为例。此戏剧⼜名《美⼈⾹》,写的是⼀夫⼆妻的俗套,不过情节不由男⼥之情⼊⼿,跳脱窠⾅,不局限于传
统才⼦佳⼈的恋爱模式,⽽由两位佳⼈之间彼此惺惺相惜的情感⼊⼿。
  范⽣之夫⼈崔笺云到佛堂进⾹,忽闻风中传来⼥⼦奇⾹。崔循⾹觅见寄住庵中的少⼥曹语花,两⼈⼀见如故,诗⽂赓和,竟⾄于难舍难分,于是相约同事⼀夫,曹⽢为侧室。崔归家之后告之丈夫,范⽣⾃然乐得享齐⼈之福,于是请崔之表兄前去曹家做媒。谁知同窗探知,⼼⽣嫉妒从中作梗,向曹⽗泄露了她们的密谋。曹⽗⼤怒,拒绝说媒之外更进⾔任职学正的朋友,⾰落了范⽣的头⼱,随后携⼥上京。范⽣夫妇只好返乡改名换姓重新应举,上京后得知曹⽗正为⾼官,范⽣只好悲叹与曹⼥⽆缘。
我们结婚了新夫妇是谁  曹语花为腻友思念成病。曹⽗认为⼥⼉只是因为缺少闺友,只要⾃⼰收⼏个⼥徒弟来跟她谈诗论⽂就会好了,因此贴出招⽣榜。笺云借机报考,两⼥⼀见,语花之病不药⽽愈。曹⽗⼤喜之下,将笺云收为义⼥。
  那边范⽣已改名中举,正好在曹⽗门下,曹⽗赏识,便将⼥⼉许配。语花先过门,次⽇笺云⼜假称⾃⼰是范⽣的原聘妻⼦,定要与妹妹同嫁,曹⽗⼀向古板拘谨,认为⼈伦攸关,不嫁不⾏,于是⼜隆重给笺云发嫁。婚毕两⼥才向曹⽗说明⼀切的欺骗情事,⽼⼈只好⼀笑接受。这个故事⼀切刻⾻相思、为求相聚的苦⼼绸缪,都从笺云和语花⾝上发⽣,写的⾃然是最纯正不过的⼥同性恋。
  曹⽗和范⽣都能接受两⼥的这种关系,是因为男⼈要管住⼀个妻妾成的家庭,与其让⼥⼈彼此争风吃醋,倒不如让她们互相爱恋,达成所谓的“宵同梦,晓同妆,镜⾥花容并蒂芳。深闺步步相随唱,也是
夫妻样”这般完整和长久的同性夫妻之道。
  《怜⾹伴》被说成是开中国⼥同性恋描写之先河。这样的故事更进⼀步就有《聊斋志异·封三娘》,⽂中的范⼗⼀娘为了把封三娘留在⾝边,居然灌醉了她让丈夫她。
 
  在台湾,英⽂单词“Lesbian”的中⽂翻译以“拉⼦”或“⼥同志”最为常见(也翻译做“蕾丝边”)。“拉⼦”的最早使⽤与发明是在⼥同性恋作家邱妙津的《鳄鱼⼿记》⼀书中,后来普遍成为⼥同性恋社内部⽤来指称⾃⼰的术语之⼀。
  中国⾹港
  在⾹港,⼥同性恋⼀般被称为“Les”,是英⽂“Lesbian”的简称。以前还有⼈以“磨⾖腐”来形容⼥同性恋者,但因为含贬义现今少⽤。
  其他称呼
  此外,⼥同性恋还有其他的称呼,包括:
  蕾丝边:来⾃英⽂单词“Lesbian”(⼥同性恋者)。这个辞源⾃希腊⼀个名为莱斯博斯的岛屿。西元四百年前,希腊语诗⼈莎芙在这个岛上举⾏⼥诗⼈同欢会,建⽴她的学园,莎芙的诗多是叙述两个⼥⼈间的爱情
  欧蕾(O-Le):⽼蕾丝边的简称,指年过30的⼥同性恋者。
  Spaghetti lesbian:⼀般的意⼤利⾯,在刚买回来⼲燥的时候是很硬很直的(跟异⼥⼀样直),但是⼀旦放⽔(湿了)下去煮,就会变弯。⽤英⽂解释即是straight until wet⼀语双关,含义为有些异⼥在性欲被挑起的紧要关头会马上变弯。
  百合(Yuri):御宅⽂化中对⼥同性恋的代称
  GL:girl's love(⽇本动漫术语,严格来说,gl只是⽤于同好间的术语,不能拿来称作⼥同志,两者不能混⽤)
  ⼥同性恋的同运先驱
  在世界同性恋权利运动及同性恋解放史上,⼥同性恋发挥了核⼼作⽤。⼥同性恋在同性恋去病化,去罪化进程中发挥了开天辟地、批郤导窾的作⽤。
  芭芭拉·吉丁斯
  芭芭拉·吉丁斯(Barbara Gittings,1932-2007)是美国同志运动的先驱,在同运历史上功勋卓著。除了促使美国精神病学会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精神失常以外,她还组建了美国第⼀个⼥同志组织“⽐利蒂斯⼥
⼉”(Daughters of Bilitis)的纽约分部,并且主编它的会刊《阶梯》(The Ladder),她成功说服美国图书馆协会让性少数相关⽂献进⼊公⽴图书馆,令⼤众看到准确的描述,听到公正的声⾳。
  1950年,上⼤学⼀年级的芭芭拉·吉丁斯被⼼理医⽣诊断为同性恋,并提出要对她进⾏。吉丁斯没有接受,相反,她开始了艰苦的理论搜集、研究⼯作。1972年,吉丁斯受邀出席了⼀个名为“对话:精神病学,同志的朋友还是敌⼈”的研讨会。
  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理事会将“同性恋”从精神错乱的名单上除去,当费城的报纸就此采访吉丁斯时,她挖苦地表⽰,⾃⼰当天看到了报上“⼀个精彩的头条”——“两千万同性恋者得到了及时治愈”。
  ⽂海茫茫少知⾳
  1932年7⽉31⽇,吉丁斯出⽣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其⽗当时供职于美国驻奥外交使团。1940年全家迁回美国,定居东部的特拉华州。
  ⾼中毕业后,吉丁斯就读于美国西北⼤学戏剧专业。⼤⼀时,⼀位⼼理医师将她“确诊”为同性恋,并且提出要对她进⾏“”。
  但吉丁斯没有就范,相反,她⾛进了⼤学的图书馆,寻包括医学和法律书籍在内的同性恋相关资料。很快她便意识到,读物少之⼜少,寥寥可数的⼏本还被归在了诸如“反常”“出轨”“倒错”等条⽬之下。
  此外,⼏乎所有的⽂献都只是针对男同性恋者,⽽且真正论述同性恋爱情本⾝的书籍⼏不可寻。
  在那⼀时期的通俗⼩说⾥,吉丁斯却到了她在“科学”⽂献中不到的“真实的、有⾎有⾁的⼈物”和她们的爱情,在这些⼈⾝上她看见了⾃⼰的影⼦。对于她来说,这是⼀个意味深长的发现,尽管在⼩说⾥这些⼈物似乎都难逃悲剧性的命运。
  在图书馆的⼤量研读占⽤了吉丁斯太多的时间,她没有通过学期考试,回家⼩住之后,她离家只⾝去了费城。
  峰回路转花⼜明
  在艰难寻相关⽂献的时候,她发现了爱德华·萨格林(Edward Sagarin)以Donald Webster Cory为笔名发表的《美国的同性恋》(The Homosexual in America,1951),她联系到萨格林,并通过他接触到当时⽻翼渐丰的“爱同志”运动(homophilia movement)以及其刊物《⼀》(One)。
  1956年,吉丁斯去加州参观《⼀》的编辑部,她同时还听说了“⽐利蒂斯⼥⼉” 并参加了她们的⾸次会议,认识了社团的创始⼈菲利斯·莱昂(Phyllis Lyon)和戴尔·马丁(Del Martin)。⽐利蒂斯是古希腊⼀位萨
福式的⼈物,美国的第⼀个⼥同性恋组织Daughters of Bilitis即得名于她,此外法国同性恋作家Pierre Louÿs 有⼩说《⽐利蒂斯之歌》,并于1977年被改编成电影《少⼥情怀总是诗》
  两年后吉丁斯应邀建⽴“⽐利蒂斯⼥⼉”的纽约分部,虽然她住在费城,但还是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计划。
  1961年,在“⽐利蒂斯⼥⼉”的野餐会上,吉丁斯结识了也同样⾝为同志活动家的凯·拉赫森(Kay Lahusen),两⼈坠⼊爱河并相伴终⽣。
  1963年,吉丁斯接管社团的会刊《阶梯》,她把杂志引向了更好⽃的⽅向,这⼀做法挑战了“⽐利蒂斯⼥⼉”的社会同化主义⽴场,她还公开质疑医学权威以及将同性恋视为疾病的观点。
  吉丁斯反对“⽐利蒂斯⼥⼉”不参加直接的政治⾏动的姿态。在受到华盛顿特区的社会活动家弗兰克·卡⽶利(Frank Kameny)的启发之后,她开始积极地参与早期的同志平权⽰威游⾏,例如1965年在⽩宫的⽰威,要求联邦政府打击对同志的就业歧视,以及每年7⽉4⽇国庆节在费城独⽴厅举⾏的⽰威。
  吉丁斯在⾸次同志平权⽰威活动中,费城,1965年7⽉4⽇。标牌所⾔:同志也是⼈
  去病理化功勋著
  ⽰威游⾏在当时的同志运动中仍是存有争议的策略,吉丁斯因此和“⽐利蒂斯⼥⼉”分道扬镳。
  ⽽此时,正在⼤⼒倡导将同性恋⾮精神病化的卡⽶利邀请吉丁斯加⼊这⼀⾏动,吉丁斯于是欣然应邀。
  1971年卡⽶利和吉丁斯共同举办了在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展览,次年,他们受邀出席了⼀个名为“对话:精神病学,同志的朋友还是敌⼈”的研讨会。
  当拉赫森指出,会上的精神病医师都是异性恋者时,吉丁斯到了⼀位⾝为同性恋者的精神病学家,他愿意在使⽤⾯具和变声话筒掩护的前提下匿名出席。有意思的是,这番不得已⽽为之的掩护,本⾝就是对当时职业领域内以及全社会的同性恋恐惧的极佳讽刺。
  讨论会上,吉丁斯还宣读了多位⾝为同性恋者的精神病医师的匿名证词。
  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理事会将“同性恋”从精神错乱的名单上除去,当费城的报纸就此采访吉丁斯时,她挖苦地表⽰,⾃⼰当天看到了报上“⼀个精彩的头条”——“ 两千万同性恋者得到了及时治愈”。
  同志图书波澜兴
  吉丁斯⼗分关⼼性少数体相关⽂献的可借阅程度。1970年,她了解到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些同志会员正在组建⼀个后来被命名为“同性恋⼯作组织”(Gay Task Force)的社团。[“同性恋⼯作组织”,后发展为“全国男⼥同性恋⼯作组织”(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是美国仅次于“⼈权战线”(Human
Rights Campaign)的第⼆⼤同性恋权利组织——译者注]
  由于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会也向⾮专业⼈⼠开放,吉丁斯于是前往⼀探究竟。她很快成为了“同性恋⼯作组织”的⾻⼲成员,他们的⾸个计划是出炉⼀份精选⽽可⾏的同志书单。
  这份书单⾥的37本书如星星之⽕,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不断有读者来信,要求书单的编辑者就同志领域的某个专题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书⽬。
  在1971年的美国图书馆协会达拉斯年会上,“同性恋⼯作组织”将⾸个“同志图书奖”颁给了阿尔玛·卢松(Alma Routsong),她以Isabel Miller为笔名创作了《我们的地⽅》(A Place for Us),该书后以《佩兴斯和萨拉》(Patience and Sarah,1969)为题出版。
  达拉斯⼤会期间,吉丁斯和同事们还想出了⼀个⾮常⼤胆的举动:他们在展览区设⽴了⼀个“接吻亭”,提议⼤家“拥抱⼀个同性恋”。当然了,没有哪位与会者敢于上前⼀试,所以吉丁斯和卢松便在前来采访的电视镜头前拥抱了彼此。
  “同性恋⼯作组织”⼩组后来成为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个固定机构并且⼤受欢迎。
  吉丁斯并不就此罢休,她敦促“年度同志图书奖”成为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个正式奖项。1986年,当她从“同性恋⼯作组织”协调⼈位置上卸任之时,她终于得以骄傲地宣布,⾃⼰的这⼀提议被采纳了。
  2001年,吉丁斯得到了“男⼥同性恋反诽谤联盟”(Gay and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颁发的⼀个奖励,这个奖励以吉丁斯的名字命名,⽤以表彰同志运动中的突出⼈物,⽽吉丁斯本⼈是此奖的⾸位获得者。
  吉丁斯还在由杰夫·杜⽐瑞(Jeff Dupre)执导的纪录⽚《⾛出往⽇》(Out of the Past,1998)中接受了采访,她字字响⽿、处变不惊的⼝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和乳腺癌进⾏了顽强的⽃争之后,吉丁斯于2007年2⽉18⽇去世。她的爱⼈拉赫森⽐她晚些辞世。
  吉丁斯与拉赫森⼀起,把同志运动进⾏到了她们⽣命的最后时期。两⼈⼀致决定把她们⼤量的藏书、⽂件和图⽚捐献给图书馆及档案馆。毫⽆疑问,这将为学者和其他读者了解同志运动、了解这对伴侣终⽣不渝的爱情提供丰富的资源。
  戴尔·马丁和菲利斯·莱昂
  在美国社会最为保守的历史时期,戴尔·马丁(Del Martin,1921-2008)和菲利斯·莱昂(Phyllis Lyon,1924- )这两位勇⽓可嘉的⼥性成为了恋⼈。她们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奠基⼈,她们发展和扩⼤了⼥同性恋的定义。
  在她们早期的作品《⼥同性恋/⼥⼈》(Lesbian/Woman,1972)中,莱昂和马丁对仅仅以“性”来定义⼥
同性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她们将“⼥同性恋”定义为“性欲、⼼理、情感和社交兴趣都投向同性的⼥性,即使这种兴趣没有公开表达出来。”这个概念不仅使得那些从未与⼥⼈有过性关系的⼥性也可以将⾃⼰归为同性恋,⽽且使⼥性认同成为了上世纪七⼗年代⼥同志运动的基础。马丁和莱昂还因保持了超过五⼗年的忠实关系⽽成为⼥同伴侣的典范。
  筚路蓝缕
  1921年5⽉5⽇,马丁出⽣于旧⾦⼭;莱昂则于1924年11⽉10⽇出⽣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Tulsa),但她也在旧⾦⼭长⼤,并在那⾥接受教育。⼆⼈均在⼤学攻读新闻学,马丁在旧⾦⼭州⽴⼤学,莱昂在加州⼤学伯克利分校。
  1949年,戴尔·马丁与菲利斯·莱昂在西雅图⼀家出版公司⼯作时相遇。其时,马丁曾有过⼀段短暂的婚姻,是⼀位29岁的拉妈,⽽莱昂则是25岁的“直⼈”。1952年,她们相恋了。1953年,她们搬到了旧⾦⼭。随后的五⼗年,她们从未分开过,也没搬过家。
  1955年,在与其他⼥同性恋交流的的过程中,她们和⼀朋友成⽴了⼀个叫做“⽐利蒂斯⼥
⼉”(Daughters of Bilitis)的组织。命名源于⽪埃尔·路易(Pierre Louÿs)的⼀本⼥同情诗集《⽐利蒂斯之歌》(Songs of Bilitis)。这个名称是特意选择的,同志们⼀看便知,外⾏则不知所云。
  1956年,“⽐利蒂斯⼥⼉”发⾏了⼀份⼗⼆页篇幅的油印通讯,名为《阶梯》(The Ladder),由莱昂编辑。原本并不激进的“⽐利蒂斯⼥⼉”很快与“玛特欣协会”(Mattachine Society,⼀个主要由中产阶级男同性恋者组成的社团)建⽴了密切联系,⽽“⽐利蒂斯⼥⼉”也成为第⼀个全国性的⼥同性恋社团,《阶梯》则成为⾸份公开的⼥同期刊,得以全国发⾏。由于上世纪五⼗年代的保守氛围,“⽐利蒂斯⼥⼉”的会员⾝份是保密的,莱昂也在最初⼏期《阶梯》中使⽤了笔名。
  到上世纪六⼗年代早期,“⽐利蒂斯⼥⼉”已风⾏全国,发展到芝加哥、纽约、新奥尔良、圣地亚哥、洛杉矶、底特律、丹佛、克⾥夫兰和费城等地。六⼗年代早期,《阶梯》的订阅量达到了500份,⽽实际上它的读者远不⽌这个数⽬,因为⼀本杂志往往在很多不敢订阅的⼈们之间辗转相传。
  尽管莱昂和马丁为组织竭尽所能,但是,年轻激进的⼥权主义者涌现了出来,并且试图夺权,以便让“⽐利蒂斯⼥⼉”变得更具⽃争性。到七⼗年代,莱昂和马丁已经不再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该组织也很快解散。
  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莱昂和马丁已在旧⾦⼭当地政坛和成⽴于六⼗年代中期的“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中表现相当活跃。“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致⼒于帮助同性恋酒吧免遭警察骚扰。1965年1⽉1⽇,警⽅对同志新年派对的粗暴⼲涉引发了旧⾦⼭宗教领袖们的谴责。随
后,“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推动同性恋相关的法律改⾰、并采取其他措施来改善旧⾦⼭同性恋者的处境。
  1970年,马丁写了⼀篇⼴为流传的⽂章刊登在《倡导》(Advocate)上,题为《别了,我疏远的兄弟们》(Goodbye, My Alienated Brothers)。⽂中,她谴责了同志运动中的男性沙⽂主义。那时莱昂和马丁常常开玩笑说,⼥同志们应该在同运阵营中⾃⽴门户,但实际上她们后来为加强男同和⼥同的团结付出了很⼤努⼒。
  上世纪六、七⼗年代之交,莱昂和马丁还致⼒于消除妇⼥运动中的“⼥同性恋恐惧”。尽管在“国家妇⼥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中有很多杰出的同性恋者,但是有些领导⼈,包括该组织奠基者之⼀的贝蒂·弗瑞丹(Betty Friedan)在内,都表现出恐同态度。1971年,在洛杉矶的“国家妇⼥组织”全国⼤会上,该组织最终通过⼀项决议,确认对⼥同性恋的压迫是⼀项⼥性主义议题。
  1972年,莱昂和马丁还协助成⽴了“纪念艾丽斯.B.托克拉斯民主俱乐部”(the Alice    B. Toklas Memorial Democratic Club),以帮助⼥同性恋者竞选公职。其后,莱昂和马丁都在若⼲的市委会及其他公共部门⼯作过。
  孜孜不倦
  1972年,莱昂和马丁出版了她们最重要的著作《⼥同性恋/⼥⼈》,这本书⾄今依然是了解20世纪美国⼥同性恋⽣活的⼀本关键读物,涉及性、⼼理健康等很多问题。在1991年该书20周年纪念版中,莱昂和马丁补充了⼀些新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同性恋者对20世纪美国历史的影响与⽇俱增。
  她们1973年的作品《⼥同性恋的爱与解放》(Lesbian Love and Liberation)则捍卫了个⼈对性的选择和⾃主。
  在为同志议题著述和演讲的同时,马丁还是反对家庭暴⼒的先锋。1976年,她出版了《受虐的妻⼦们》(Battered Wives),该书谴责了婚姻制度中的不平等和普遍存在的对⼥性的蔑视。
  1976年,莱昂获得加州⼤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育学博⼠学位,专攻性学研究。之后她担任“全国性学论坛”(the National Sex Forum)的领导⼈,成为享誉全国的性学专家。
  1979年,⼆⼈在旧⾦⼭开办了⼀家费⽤从优的妇⼥诊所——“莱昂-马丁健康服务”(Lyon-Martin Health Services)。
  ⽆论是作为循循善诱的教育者还是⾼瞻远瞩的活动家,⾃同性恋运动之始,莱昂和马丁就是风云⼈物。1995年,⼆⼈帮助组建了“⽼年⼥同志变⾰组织”(Old Lesbians Organizing for Change),并双双作为代表出席了1995年的⽩宫⽼年⼤会。
  2002年是⼆⼈五⼗周年纪念,电影制作⼈琼.E.拜伦(Joan E. Biren)发⾏了⼀部有关她们⽣活的纪录⽚,名为《再⽆隐秘:戴尔·马丁和菲利斯·莱昂的时代》(No Secret Anymore: The Times of Del Martin and Phyllis Lyon)。
  银发新娘
  2004年2⽉12⽇,莱昂和马丁在旧⾦⼭市陪审员梅布尔·藤(Mabel Teng)的主持下举⾏了婚礼,此前旧⾦⼭市市长加⽂·纽瑟姆(Gavin Newsom)批准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仪式后,马丁说:“半个多世纪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