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合作史》论文
第二次国共合作留给我们的启示
李国栋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抗击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之际，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组织全民族的伟大力量，智慧地创造了国共合作的新形式，保证了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并最终取得完全胜利。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壮大了自身的力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抗日战争中积极务实的作为，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确总结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深远意义。
一、正确认清形势，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是建立两党合作的基本前提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历史背景下实现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侵略军不断向华北进攻，严重地损害了四大家族的统治和利益，激化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
他们拉拢亲英美的蒋介石政府反对日本独霸中国。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已成为广大中
国人民共同而迫切的要求。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决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必然走向。中国共产党随着对形势变化和国内主要矛盾认识的逐渐加深，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最广大民众的心声。
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要通过它广泛动员和团结一切的抗日力量，用战争的手段，夺取抗日的胜利，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以国共的军事合作为主体，集中全国的军事力量捏成有力的铁拳头，从不同的角度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力量。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才正式承认了中共领导的军队，颁发了八路军、十八集团军、新四军的和建制，正式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政府，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两党终于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形成了既统一，又独立的合作关系。由于国共两党相互承认两种政治制度同时并存，即解放区的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和国统区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同时并存，国共两党互派代表驻在友方进行联络和洽谈抗日救国大业的各种事务，两种政治制度各自担负起自己的抗日任务。这样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并存，合作和共同抗日的局面，是“一国两制”在中国大地上的最早雏形，体现了这
一思想的萌芽，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早运用这一思想推动国共合作达到共同对外的一次重要尝试。
二、求同存异，主动灵活的策略和基本一致的思想成为国共合作的基本保障
第二次国共合作采取的是党外合作的形式，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为了共同的抗日救国事业，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前提下，承认两种政治制度同时并存。当时为了推动这种合作，中共首先采取了主动灵活的态度，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政权的组成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扩大到资产阶级和一切同意民族民主革命的分子。以后，中共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又宣布放弃用暴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并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七、七”事变后，中共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并承认蒋介石当时在全国的领袖地位，承认国民党是当时全国的第一大党，承认国民政府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外代表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从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对此，指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而将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宋庆龄在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与何香凝等13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案》，使得三民主义切实成为国共两党一致认可的思想。
三、一切爱国人士是推动国共两党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不是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其真正基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中国共产党与全国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地方实力派的同盟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和重大措施，迅速得到了全国人民、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以及广大官兵的广泛支持与热烈响应。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是这一反响最集中的表现。宋庆龄、柳亚子、于右任和孙科等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表示拥护团结抗日决策。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提出各党各派合作抗日，组织反日阵线的政治主张。1936年5月，沈均儒等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解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间势力的构成和正式含义有所不同。按的观点，中间势力一般有民族资产阶级，下层小资产阶级，具有资产阶级彩的地主阶级及其政党和地方实力派所组成。根据此种划分，抗战爆发前的中间势力，是指游移于南京国民党当权阶级、阶层与被压迫的工农阶级之间的社会政治势力。主要由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是
民主爱国人士、中间党派（如第三党、青年党、中华民权保障同盟、救国会、“新月派”等）和地方实力派组成。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都曾经是国民党地方军阀。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地方军阀是相对于中央统治集团的，有军队、有地盘的反对派势力。他们有时为了自保，互相联合起来或联合国民党中央反对派进行反
蒋斗争，甚至企图问鼎中央政权，长期反复地进行国民党军阀混战。原国民党地方军阀的一部分，直接受到日本侵略的严重伤害，例如奉张系势力他们目睹身受，系国难家仇于一身，因而强烈要求抗日。另一部分虽然未遭日本侵略的直接危害，但也受到社会上和国民党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出于爱国热忱，也为了获取反蒋自保的政治资本，提出和拥护抗日的主张，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和东北义勇军的战斗，以及十九路军的“一二八”上海抗战，就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种政治态度转变的发端。后来，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又发生了从抗日到联共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坚决抗日，并且制定和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又是他们能够借助的，对抗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的有力的抗衡力量。遭受日本侵略损害最大的北方的地方实力派较早地开始联共的行动，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闫锡山、傅作义、宋哲元等人先后转上不同程度的联共抗日立场。南方的粤、桂两派的“六一”运动，也以抗日为旗帜，暗中联合共产党进行抗日反蒋斗争。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情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