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区减贫的目标应致力于推动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因此，振兴乡村产业，推动村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保障村民生活富裕成为乡村社区减贫的首要任务。
在以往的乡村扶贫实践中，资本市场主导的产业化扶贫成为主要的农村扶贫模式。然而，很多减贫实践表明，面对我国乡村复杂的现实状况，产业扶贫在助力广大小农户脱贫的过程中经常遭遇贫困农户无法对接资本市场，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困境（钟秀梅、古学斌、张和清等，2012）。与此同时，产业化扶贫也会导致扶贫目标偏移、贫富差距扩大、扶贫项目与乡村社会“脱嵌”等瓶颈与困难（孙兆霞，2015）。因此，如何保障农民，尤其是小农户在市场产品流通交换过程中获得公平合理的劳动价值分配，从而实现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工作介入乡村社区减贫必须面对的现实需求。近年来，国内外基于社会经济的社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社会工作介入乡村减贫提供了行动指引。
因此，本文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在云南少数民族P 村推动的反贫困
社会工作项目为例，①阐述社会工作如何通过社区经济的减贫实践，逐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富
裕。
①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是一家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登记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致力于推动“公共参与
、生计发展、社会互助、文化传承、生态友好”的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感谢绿耕P 村项目的所有参与者，包括社会工作专业师生、驻村社会工作者、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感谢与社会工作者相伴同行的村民。文责自负。
乡村振兴背景下
社区经济的乡村减贫实务模式研究
——以西南少数民族村落反贫困社会工作项目为例
张和清闫红红
摘要：本文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村落推动的反贫困社会工作项目为
例，探讨社区经济的乡村减贫实务路径及方法策略。文章认为社区经济的乡村减贫，应以社区资产建设和生计发展为基础，将村民的生计需求与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建立村民生产合作社，推动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社区经济减贫模式，促进乡村社区内源性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社区经济乡村社区减贫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20)06-014-09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20.06.002
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闫红红，博士，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讲师（淄博255049）。Dec.，2020No.6General 291社会工作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20年12月
第6期总第291期社会工作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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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经济的乡村减贫实务模式研究
一、社区经济与反贫困社会工作
（一）社区经济的困境与乡村贫困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许多农村成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产业链最底端的农业产业市场和消费市场。
在思考农村面临的贫困问题时，应该看到全球资本市场经济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生计生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市场化改革初期，资本市场竞争还不是很充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农村得到了发展。有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个体小农户难以适应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农民增产不增收现象凸显。20世纪90年代，受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规模化现代农业市场排斥，个体小农经济开始破产，导致乡村社区生计逐渐瓦解，大量农民在农村不到出路，陷入贫困的境况（张慧鹏，2017）。张和清、古学斌等指出资本主导的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农村生计的破坏。他们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农村贫困的社会政治根源，农业市场化或产业化、消费主义等生产生活方式不仅导致农民生计艰难，而且造成农村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乡村社区衰败，导致乡村失去发展的主体性（张和清，2012；钟秀梅、古学斌，张和清等，2012；古学斌，2018）。左停等（2009）的研究也指出市场化、私有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乡村贫困影响日益增强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新特征。随着乡村社区不断衰败，农村整体性贫困问题凸显。农村的贫困不仅表现为“收入+消费”不足，而且表现为社区公共性丧落、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农民身份认同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等深层次的社区贫困问题（古学斌，2018；张和清、杨锡聪，2016）。
（二）社区经济与反贫困社会工作
社区经济又称“社会经济”或“团结经济”，根本宗旨是社会赋权。社区经济被认为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外的另类经济选择，它试图避免资本市场经济的弊端，强调民众的志愿合作和经济自主性。社区经济发展强调社区为本，自下而上的动员与参与，发挥社区内居民拥有未受市场利用的才能、技术与经验，服务社区成员，旨在让社区中所有成员能够相对自主地获得生活所需的资源，并尝试透过建立或重建社区中的组织及网络，使区内居民增权及改善生活（Daly&Cobb, 1994；黄洪，2005）。除了经济目标之外，社区经济的发展还要处理社区团结、社会排斥、文化及环境保护等议题。随着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全球经济低迷，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严重的失业与贫穷问题，不断影响城乡居民的经济生活。近年来，不少国家积极推行社区为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尝试解决居民的贫困问题。社区经济通过加强贫穷社区中的社会资本以消减贫穷（Midgley&Livermore，1988）。很多国家、地区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证明社区经济的发展对社区减贫与重建、加强社区包容、减低社会排斥、推动可持续发展等均有成效。例如，在菲律宾，发展工作者鼓励妇女集体生产姜茶，充分利用当地经济资源和文化传统造福妇女、家庭及她们的社区（Amin，2009）。
此外，国际组织在香港推动的社区货币、生产合作社、公平贸易等另类经济实践在应对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增进社区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效果。诸多社区经济的尝试体现了资产为本的发展思路，人们集体运用当地资产发展社区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升居民自信心和主体性，有助于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Kretzmann&McKnight，1993）。我国社会工作推动
社区经济减贫试验除了绿耕团队之外，还有四川绵竹的“青红社工”团队等，社会工作者扎根四川汉旺镇推动震后社区生计重建项目，取得一些社区减贫的效果（陈涛等，2011；王小兰，陈涛，2017；陈涛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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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工作的社区经济减贫实践
自2001年3月起，绿耕社会工作与当地政府在云南P村联合推动一个“探索中国农村能力建设减贫模式”的农村社会工作项目。P村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云南省的东北部，是一个由8个自然村组成的壮族少数民族行政村，面积约23平方公里。该村地处偏僻，只有一条山间小道与外界相连，至今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依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全村壮族和汉族加起来共有347户，1469人，壮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全
村共有耕地面积2500亩，人均耕地面积1.5亩，水稻和玉米是主要的农作物，经济作物以生姜、油菜为主，务农和外出务工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一）“姜乡”的幻象：产业化扶贫致贫
2001年社会工作者进入时P村是当地的特困村之一，全村有62户，285人接受国家粮食救济。一般情况下，每年大概有20户人家缺粮4至6个月。与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P村在市场化改革时期经历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近20年来，各级政府为了解决P村的贫困问题，采取产业化扶贫模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推动生姜、甘蔗、马铃薯、青刀豆等各种农作物种植销售，成为资本主导的市场化扶贫项目，但不断换种经济作物的产业扶贫项目均以失败告终。
以生姜种植为例，20世纪90年代左右，地方政府决定利用本地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生姜产业，提出打造“姜乡”的宏伟愿景。当时，乡政府信息网发表了一篇题为《姜乡－长河》的文章，动员全乡各村集中力量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将生姜发展成当地的特产业。为鼓励村民大规模种植生姜，推动生姜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引导村民改变“旧观念”、学习新的耕作技术，持续提高生姜的产量；二是推动生姜进入资本市场交易，建立交易市场，发展龙头企业。P 村村民传统的生姜种植方法是轮种，村民一般在“生地”里种姜，采取“种在地、偿在天”的粗放管理方式。在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看来，村民的“旧观念”不利于生姜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为实现“姜乡”的宏伟目标，政
府采取各种方法改变村民传统的种植方式，大力推广“生姜下熟地”的现代产业农业。通过宣传教育、推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种植等方法动员村民转变生产方式，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全乡的生姜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大幅度提升。为让生姜进入资本市场，地方政府通过改善运输环境，建立生姜批发交易市场，建立生姜加工厂等方式扩大生姜交易，保证生姜供销顺畅，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这些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生姜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价格曾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在生姜种植资本化、产业化、市场化之初，村民的生活得以改善。正如村民说：“价格高时，产量不错的时候，可以卖一万元左右”，“要是每年能卖四五吨（姜），四、五年房子就整得起来了”，“种姜还是可以，只要价格好，每年都能有五六千元的收入”。然而，好景不长，从2003年开始，生姜价格逐渐起伏不定，之前的生姜价格一直在每公斤2元左右，这一年姜价突然升到每公斤5元，有村民凭借种姜获得几万元的收入。次年许多村民认定种姜赚钱，纷纷跟风规模化种植，结果生姜价格急剧下降到每公斤1元以下，之后持续降低至每公斤0.4元，许多姜农血本无归。尽管2009年姜价又开始小幅度上涨到每公斤1.2元至2元之间，但姜价不断下滑而且每年都会波动（甚至在一天内都不同），导致大部分姜农陷入“种姜致贫”的恶性循环。
除了价格跌宕起伏之外，近年来“姜瘟”频发，姜大面积腐烂，导致生姜大量减产，即使姜价提高，也只有少数抗风险能力强的村民获利。村民认为“姜瘟”与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有关。村民算账的结果表明：以每公斤2元的市场价计算，销售1吨姜获得毛利2000元，除去农药、化肥等本钱近1000元，在自己留
姜种的情况下，村民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如果姜价下降至每公斤1元或者更低，村民基本上无利可图。面对种植生姜等经济作物赚不到钱，而子女教育、医疗、建新房等日常生活的开支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村民被迫外出打工。正如有村民说：“其实谁想出去打工啊！在外面那么难，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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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经济的乡村减贫实务模式研究
都要花钱，至少半年内是赚不到钱的，就是种姜不行了才出去的嘛……要是一年能赚个五六千元，谁还愿意出去打工啊。”①2007年春节前后，村里近400人远赴“珠三角”“长三角”打工……这么多人背井离乡，在P村历史上是第一次。
农村赚钱项目
(二)乡村减贫的社区经济实践：老品种水稻生计项目
面对村民迫切的生计需求，基于过往的实践反思与理论研究，绿耕从2007年开始在P村实施“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社区经济减贫项目，探索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什么样的生计项目适合当地处境呢？在优势
视角、资产和能力建设框架指导下，社会工作者认识到P村拥有丰富的优势资产，其中老品种水稻（以下简称“老品种”）就是其中之一。基于P村已有的稻作文化资产，社会工作者决定动员村民恢复“老品种”种植，通过公平贸易，改善村民生计，发展社区产业。
1.寻失去的谷种
社会经济强调经济的发展应立足于社区已有的人力、物力、文化等有形和无形的社区资产（Daly &Cobb，1994）。在P村，社会工作者以“老品种”资产为基础，动员村民发展志愿合作的社区经济。
对于社会工作者和村民而言，恢复“老品种”种植并非易事。在杂交稻推广以前，当地的“老品种”资源相当丰富，P村家家户户种植“老品种”。但随着杂交稻的推广，本地“老品种”在主流资本市场失去了交易价值，大多数村民都改种杂交稻，导致本地“老品种”几乎消失。因此，在推动“老品种”项目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动员村民寻“老品种”种子。
在具体的动员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采用自下而上的社区动员与组织策略。通过长期驻村，社会工作者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这为动员村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对于一个未知的生计项目，社会工作者很难说服村民参与，因为村民对“老品种”的市场前景没有信心，普遍担心“卖不出去”。为此，社会工作者以预期的经济效益作为承诺，提升村民的参与动机。社会工作者的做法是强调包销“老品种”，承诺跟村民一起努力，直接将“老品种”稻米卖给城市的消费者，减少中间销售环节，而且以高于杂交稻市
场价格的公平贸易价格销售。在社会工作者的鼓动下，第一年“老品种”生计项目有四户村民（化名JF、CQ、MZ、DD）参加，他们愿意尝试用传统的耕种方法（不用农药化肥）种植“老品种”。
第一年，4户村民只到糯米、红优米和红米三种“老品种”种子。其中糯米是JF从村里一位老人家那里到的，红米则是CQ到周边的另一个苗寨寻访而来。这一年村民只种了三个“老品种”。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四户村民精耕细作和社会工作者在城市社区卓有成效的宣传组织工作，第一年“老品种”种植成功，与城市消费者直销顺利。村民在现场亲眼看到自己“老品种”以“公平贸易”的价格在城市社区销售一空，极大提高他们继续寻谷种和种植“老品种”的积极性。
后来，村民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老品种”的消息，期望寻更多的“老品种”来年再种。村民CLS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黑尼②有人保留“老品种”种子，就和社会工作者一起进入黑尼寻。与P村一样，黑尼是一个偏远的美丽山村。大家在黑尼周边的几个村寨四处打听，上门拜访，终于到糯米、大香谷、小香谷等三个“老品种”谷种。
这次寻访的历程，促使村民更加意识到“老品种”的珍贵价值，大家深刻感受到“老品种”种植对于稻作文化的发掘和壮民族文化的延续意义非凡。村民JF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寻谷种，寻人种》的文章，详细记录村民们共同寻“老品种”的故事，他意识到寻谷种和寻人生伴侣一样重要。他在文章最后写道：“从寻谷种、寻人种的旅途中一路艰辛、一路坎坷、一路难忘。每到不同的种子和每遇到的姑娘其实都是在陪伴生命。”从那时至今，JF一直坚守家乡种植“老品种”，繁衍生息。
①2016年12月7日笔者访谈村民QS的记录
②黑尼，化名，是距离P村60公里的一个村子，该村老品种水稻种类曾经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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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年，村民外出参观学习时都会特别留意其他地方的“老品种”，经过对方同意，他们就会拿回来试种。P 村生态种植合作社种植的“老品种”最多时有11个品种，包括红优米、八宝米、P 村红米、P 村香米、P 村糯米、黑尼糯米、旱糯米、黑米、黑尼大香米、黑尼小香米、广西小香米。
2.培育生态种植合作社
2007年，绿耕决定在P 村推动“老品种”生计项目之后，社会工作者开始培育社区组织——生态种植合作社，鼓励村民集体种植“老品种”，发展合作经济。
如前所述，尽管4户村民首次采取互助合作和传统耕作方法种植“老品种”困难重重，但他们的劳动得到回报。当村民目睹“老品种”在城市社区热销，感受到种植“老品种”的好处时，社会工作者乘机推动生态种植小组扩大计划。第二年互助组从4户迅速发展到13户。2009年生态种植小组正式注册成为P 村生态种植合作社。随后几年，越来越多的村民被组织起来，2015年合作社扩大到55户，种植面积达到130亩，受益范围扩大到6个自然村。
在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和强力推动下，合
作社采取计划生产、共同销售的模式发展合
作经济（图1）。所谓计划生产就是每年初，
根据城市消费者支持网络的销售计划，社会
工作者为合作社制定当年的种植计划，包括
“老品种”的品种、数量等。依据这个种植计
划，合作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将生产计划
分配到户。共同销售则是指社员按照生产
计划种植之后，再依据订单领取每次销售份
额，集体销售稻米。社区经济是合作经济，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什么形式合作是决定一个合作经济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并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生态种植合作社培育过程中，提升社员合作意识是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合作社成立初期，社会工作者采取参与式培训等方法增强合作社的凝聚力。前期的培训提升了村民的合作意识及能力，但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长期积累的内部矛盾无法依靠培训解决，合作社遭遇不合作、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困境。例如，社员不愿意负责稻米销售工作、大家对合作社的公共事务不关心等。针对合作社的合作问题，社会工作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估。
通过评估，社会工作者意识到以行政村为单位的组织结构是导致合作社难以合作的主要原因。合作社自成立以来逐步形成以行政村为基础的组织结构，组织的内部事务和社区的公共事务均由各村组代表在“中心点”开会讨论决定，但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基于行政村的组织结构难以将不同自然村的社员凝聚起来。因为社员分散居住在5个自然村，合作社召开大会都难以聚集人气，平时的日常聚会与互助合作就更加困难，导致合作社的重大事务难以集体决定，社员缺乏凝聚力和归属感。
当社会工作者意识到行政村的合作社组织结构难以解决互助合作的问题之后，便开始以自然村为单位推动村民组织，提升村组社员的互助合作能力。通过将合作组织延伸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增加社员正式会议之外的日常交流，促使村组更加团结互助。
此外，为了提升社员的合作能力，推动全村公共事务的开展，社会工作者有意识地促进合作社积累集体资产。在合作社成立之初，社会工作者就推动社员将收入的5%作为公共基金积累，用于维系合作社内部关系、促进社员之间交流、支持社员外出学习、贡献全村公共事务等。
3.推动城乡合作推动城乡合作、、公平贸易
社区经济不仅是生产者的联合，还可促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个体化小农处于贸易链最底端，缺乏信息和议价能力，成为中间商剥削的对象。社区经济倡导的公平贸易图1P 村生态种植合作社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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