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降风》:在青春的名义下
    摘要 在2007年的台湾电影中,多数作品均以“青春”作为重要的诉求,提示着台湾电影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历程。2008年,台湾新锐导演林书宇的《九降风》走得更远,在其内部充分彰显了微观权力的互动,并可以感受到台湾电影史上其他以“青春”、“成长”为主题的电影所带来的影响焦虑。林书宇的《九降风》后来扩张为囊括中、港、台三地新锐导演的“九降风计划”,实质上鼓励着新生导演在同一框架内尽可能的展开对三地自我主体架构的追寻。
  关键词 《九降风》 青春 微观权力 主体性
 
  林书宇的被发现并非偶然。1997年。林书宇拍摄其第一部短片作品《嗅觉》,对于视听语言和电影叙事的手法运用还略显生涩。而以此为起点,经过8年的进修和实践,其2005年的短片辅导金作品《海巡尖兵》可说是一次厚积薄发的成果展示。而2008年的《九降风》在某种意义上是延续了《海巡尖兵》的技法,但更为从容,如同一条河的流淌,至此河域渐渐扩展,速度趋缓,而水量更为富足了,再次洗刷并积淀那名为“青春”的河床。之前曾有评论说《蓝大门》
吴念真
这样的青春故事是退步。言下之意去拍小孩子的情感世界是不值得的:而如今《九降风》风评良好,再配合着《海角七号》的大热,甚至隐射着《不能说的秘密》的票房成功,不少研究评论又似乎希望再次鼓动起一场以“青春”为名的后新浪潮,引领台湾电影走出低靡的困境。然而不加辨析地一味使用“青春”这个大词,潜在有狂欢般大批量生产同构型电影的危险,而无法看清楚“青春”内部的差异性与异质性。
  作为一个现代的发现,“青春”在与时代的互动中被不断遮掩,又不断重写,不断复制,又不断再生产。于是,对于“青春”这样一个承载了过多意义的主题词,它以何种方式、在怎样的话语场域中被重写或被隐化,则需要细致而冷静的分析。一般而言,所谓“青春片”的基本特征,多在于其对青春的痛苦,以及诸多尴尬和匮乏、挫败和伤痛的表达,可以说是对现代初期“无限美好的青春”神话的颠覆,同时也延展了60年代话语叙事中为“青春”贴上的糜烂、反叛的标签。以“残酷”为“青春片”的主旨,不免让人想起意大利作家莫里亚克的表述,“你以为年轻是好事么?青春如同化冻中的沼泽。”因为可以说,“青春”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叙事切入点。同时也延续着其自身时有断裂产生的发展脉络。大致而言,“青春片”的残酷面目有其相似之处。往往着力于叙述暴力和血腥。对性朦胧的憧憬和觉醒,受到体制及价值观的压迫和反抗。而青春偶像片则又不同,“它大都是青春神话的不断复制再生产。它作为特定的世俗神
话的功能,正在于以迷人、纯情、间或矫情的白日梦,将年轻的观众带离自己不无尴尬,挫败的青春经验,或者成功地以怀旧视野洗净青春岁月的创痛。”(戴锦华,2004,P65)似乎或多或少受到青春偶像片的影响,很多符码都沾染上了如是救赎、治愈的光晕,如中学校服、教学楼顶的天台、无人的操场或游泳池……甚至可以说,《九降风》的调、节奏、配乐都与青春偶像片有着类似的格调,似乎清淡着“九降风”的题旨,柔化着片中的男性情谊以及少年们凭恃着青春而与体制挣扎的强度。“九月则北风初烈,或至连月,俗称为九降风”,新竹地带秋天时分吹起的那猛烈而强劲的风,就是九降风。风确实从影片的初始一直刮到末尾,吹动的窗帘、校服的衣襟、少年的短发……再配合轻轻颠动的镜头,似乎都在暗示着蠢蠢欲动的迷惘轻狂,却也有隐隐伤痛的诀别。剧组请来女摄影师余静萍掌镜,替电影设计出素雅阴柔的摄影风格:晴空高照的新竹球场、朴质安静的竹东高中,在后制的三调光后最终呈现出一股惨绿少年的青春忧郁感。幸而导演未曾仅仅停滞于唯美化时光的伤逝。与此同时,林书宇在《九降风》中同时非常细致而充分地内嵌了台湾1996年的社会符码,张惠妹,张雨生。时报鹰廖敏雄,职棒签赌事件,Call机,樱木花道娃娃,天台墙壁上七龙珠的涂鸦……导演强调从自己这个时代的观众出发,让和自己同级的观众产生共鸣,有意识地呼唤出了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其中高明的,但也许并无过多新意的,是通过对新闻画面的穿插剪接,
刻意将职业棒球签赌事件与七男两女的高中生涯做了宿命性的牵连,形成一明一暗的双线叙事。当廖敏雄辉煌的时候,七个不同年级的男生团结着。以一个体形象在影片的一开头就呈现给观众,在狂热躁动中,压抑不住的荷尔蒙急不可待地要通过扯着嗓子嘶吼着“廖敏雄”的名字,或者朝不公平的裁判扔鞋子这类行为进发出来:随着剧情的发展,角不同的性格被导演细致地一一铺成,他们之间酝酿的心结一一浮现,当廖敏雄被审问时,他们开始矛盾,戏剧张力陆续爆发:最终,廖敏雄停赛,阿彦车祸死去,阿升顶罪退学。他们之间的情谊也结束了。区别于其他仅将“历史”空置为故事背景的青春偶像片而言。《九降风》中两条线索的交合起伏,两套符码的嵌套、互动,产生了1+1大于2的意义。林书宇有意识地让不同代际的人互为镜像,同时用一套符码去冲洗另一套符码被滥情化的那一部分,可以说他实现了自己要突破“类型”的初衷。“我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是先从我自己的人生中,挑出我想要把它讲出来的部份,然后去想它会适合拍成什么的‘类型片’?我又该如何去突破这样的类型限制?比如《海巡尖兵》是军教片类型,那我会想去突破、挑战既定的刻板印象(比如《报告班长》之类),去到属于我自己的容身之处。《九降风》也一样,我会想去突破青春校园剧的类型。”(郑秉泓,2009,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