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36卷第10期SHANTOU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MONTHLY)Vol.36.No.102020
“亚洲”概念的再检讨与再建构
—
—有关“一带一路”诸文明的凝聚性
铃木规夫1，徐青彳
（1.爱知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部，日本爱知县441-8522;2.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亚洲不只是一个地区的名称。以"凝集性”的概念为线索，探讨了“亚洲”这一概念，作为帝国主义统治对象的“亚洲”是如何流入今天的中国和日本的。同时，提出了在21世纪世界中重构“亚洲”概念的问 题。如果说，日本正如冈仓天心曾经说过的那样，是亚洲的凝集的话，那么，“亚洲”的新概念必须“从多到一”的运动中辩证地发展为“从一到多”的运动。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不懂得辩证法，把“亚洲”的概念与“大东亚”
的概念混为一谈，简单地扩大了日本帝国，陷入了自我幻想。当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是基于对历史的辩证认识，不会落入这样的假象。
关键词：亚洲概念；再建构；一带一路；诸文明；凝聚性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225（2020）10-0049-08
引言
"Asia is one"，这是冈仓天心于1903年在英国出版的著作The Ideals of the East（日本译为《東邦CD理想》［即《东洋的理想》］）开篇的一句名言f 这句名言也因曾被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口号频繁使用而闻名于世，但这其实是对天心此文的误解所造成的。这种误解不仅对于天心来说是一种不幸，对于面临亟需重新赋予亚洲以共同繁荣富强之愿景的现代来说，也是一种不幸。
误解的产生起因于亚洲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但正是因为模糊，所以，也就具有了如天心那样将其再次概念化的灵活性。
天心并不是说亚洲在文化和地理上是一体的，而是指在印度、中国等亚洲产生的思想和宗教等一起传播到日本，实现了日本化，天心由此来把握亚洲而写下了这句话。也就是说，所谓日本，是由亚洲各种要素凝集为一体的存在。日本的文化和历史，是在深度接受从西亚至东亚的亚洲全部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
酝酿而成的。因此，亚洲在日本文化的形态中浑然一体，形成巨大的“一体"，这正是"Asia is one"的真正含义。
天心所言并不难理解，只要通读《东洋的理想》全篇，即可知他的主张极其明快。不同于以西洋对比日本的图式来思考近代日本，天心所提示的视角，是从亚洲整体的形态来把握日本。要具备天心的这种视角，就需要展开一种可称之为“凝集性"（convergence）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本文以“凝集性”这一见解为线索，探讨原本作为他称、作为帝国主义支配对象之他者的“亚洲”概念是
收稿日期：2020-06-08
作者简介：铃木规夫，男，日本横滨人，政治学博士，爱知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部教授。
译者简介：徐青，女，上海人，文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本稿是在“中日关系的转型与东亚合作的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会议室2016年11月18-20日召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协办）上所做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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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流入到近世近代的东方世界，同时提出在21世纪对其进行重新建构的问题。
当然，大前提是，“大东亚”概念也是此类亚洲概念再建构的一个变种，而且它也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自然是因为它并非天心所理解的作为“凝集性”的亚洲，而是将处于边缘的日本置于中心的一种奇怪、畸形妄想的产物。
如后文所述，如果日本像天心所言是亚洲的凝集的话，那么，日本就应该辩证地展开“从多到一”、进而再“从一到多”的运动。“大东亚”概念在认识论上的失败经验，也须谨慎而充分地运用于现代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之中。
一、天心视角的现代性
天心的"Asia is one"这一视角，对于近现代日本来说尤为重要。
近代日本在19世纪帝国主义势力平衡的夹缝中，巧妙地逃过了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不过，这与当时欧美列强的关注重心在中国大陆不无关系0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的日本政治指导者们都有一种共同的自觉，亦即是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的存在才使自己在欧美列强之下得以保全，所谓的亚洲主义者们将日本的防卫线设定在黑龙江，就是这一自觉的明确显现。日本的亚洲主义给人一种与日本主义一体化的民族主义的印象，即缘自此。
那么，天心为什么非得以英语来表述自己的这一视角呢？
在《东洋的理想》中，天心所描绘的无非是在日本文化形态中浑然形成巨大“一体”的亚洲，是生活于其中的日本人。但是，《东洋的理想》所想定的读者是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欧美列强的大众。天心所描绘的“一体”的亚洲，对于其读者而言是劣势的集合表象，对于正处在自觉认为自己从属于该劣势集合的天心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前提。也就是说，天心一方面从属于他所描绘的亚洲劣势的集合，一方面又面对从属于帝国主义优势集合的读者，使用英语来写作。
撰写者与读者同属于优势的集合体，共享着从属于劣势集合之对象的相关信息，此种东方主义便是帝国主义的基本模式。但是，天心处于帝国主义的中央，用从属于优势集合的语言，揭示从属于劣势集合的自己。这可以说是一种过激的挑战，与将亚洲主义武断化为极其单纯且其后臭名昭著、禁止使用“敌性语”的“大东亚共荣圈”所信奉的行为相比，乃是截然相反的取向。
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倡导者们对英语和法语有一种亲切感，对欧美列强的动向也非常敏感，善于收集信息。对他们而言，“亚洲”这一概念无非是为了促进日本这一概念的形成，但这需要在与帝国主义欧美列强诸国的相对关系中去认识。
天心，虽然很难说不是这类亚洲主义者之一，但至少他并非如后来被误解的那种“大东亚共荣圈”主义者。因为“大东亚共荣圈”主义者陷入拒绝接受有关欧美列强之正确信息的自我绝对化，天心则与此全然相反。也就是说，天心的视角是促使此前作为帝国主义支配对象而被他者化的亚洲实现自我相对化的一种契机。
在欧美列强建立的世界秩序及掌握霸权的语言中，天心意图通过叙述被迫从属于欧美列强秩序的劣势集合到底为何，使得他所撰写的亚洲加入到《东洋的理想》读者们的优势集合中去。
一般认为，日俄战争之后的所谓亚洲主义，是以日本在东亚的优越为前提，对亚洲革命势力进行支援的一种思想，但是，天心的《东洋的理想》与这种亚洲主义有着微妙却鲜明的区别。因为以日本优越为前提来支援亚洲，这种亚洲主义的前提不可能从天心所明确自觉的构成当时世界秩序的力量关系中推导出来。
“Asia is one”是针对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发出的声明。建立在军事力量与殖民地统治基础之上的列强诸国是当时的世界秩序建设者，只是边境小国的日本处于唯有服从列强所构筑之秩序的立场。在此背景下，天心的“Asia is one”无疑就是针对日渐蚕食亚洲地区的列强所形成的一种关于抵抗的自觉化表现。
在The Ideals the East出版数年后，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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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也就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惨胜的数年后，上述认识可以从夏目漱石的演讲《现代日本的开化》中窥知。
……日本的开化像是大自然的波浪，由甲波产生乙波、乙波推出丙波那样内发地进行的吗？令人遗憾的
是事实并非如此。原因
在于节约活力和消耗活力两大方面，刚好处
于十分复杂的状况时，突然遭到猛扑而来的
外部力量压迫，如同被天狗拐走的男儿般忘
我地扑去。本来，开化从甲波发展到乙波，可
以说是因为甲已饱和到无法维持原状，内部
需求的必要使之慢慢展开了新的一波，甲波
尝尽酸甜苦辣之后，终于重开生面。所以，耗尽了以往经验的甲波如同脱壳之蛇，既无留
恋，也没有遗憾。不仅投身于新兴的乙波中
去磨练，同时也丝毫没有需要遮掩的感觉。
可是，由于控制日本现代开化的波浪是西洋
的潮流，劈波斩浪的日本人不是西洋人，因
此，每当新的波浪袭来，心情变得犹如寄人
篱下_般很受拘束。受到这种开化影响的国
民，必然在某些地方感到空虚，必定存在不
满和不安。有人自鸣得意地把这样的开化认作是内发性的，显然不妥。这太洋气十足了，
不妥，也很虚伪浅薄。明明自己还是个抽烟不
知其味的小孩，却装出一付很在行的样子。
必须指出，不这样做就无法维持下去的日本人是非常可悲的国民。或许开化的名义不能
舍去，但即使稍微看一下西洋人和日本人的
社交即可注意到，日本人同西洋人交际，无论
怎么都体现不出主体性。说不交际只是说说
而已，那是没有情义的话。必须同他们交际是
日本的现实。要与强者交际，无奈就要放弃自
我，必须顺从对方的习惯。我们自鸣得意地批评某人不知道怎样使用叉子，不知道怎样使用餐刀等，别无其他，就是因为西洋人比我
们强。如果我们强盛的话，使他们模仿我们，
变换一下主客地位轻而易举。但这不是事实，
得由我们模仿他们。而且.由于无法迅速改变
自然形成的风俗，只能机械地学会西方礼仪。
由于不是自然地发自内心形成的礼仪，做作
的模样实在令人不舒服。这不是开化，也不能
说是开化的一部分，只是些细枝末节。甚至连
这些细枝末节，也可证明我们的开化不是内
发，而是外发的。总之，现代日本的开化可归
结为表面肤浅的开化。对复杂的问题言论过激，不谨慎，是要坏事的，但我们开化的一部
分或大部分，无论怎样自豪地看，也只能评
价为肤浅。事属无奈，必须饮泣并继续肤浅下
去……（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关于日本随着对世界秩序的认识而发生的集合表象的变化，漱石在同一演讲中谈到“日本人整体的集合意识在过去四五年间，完全变成了日俄战争的意识。之后又有以日英同盟的意识为主导的时代。如此推论，若将心理学家的剖析扩大应用于集合的意识或长时段意识，那么必须得说，作为人类活力发展路径的开化，其行动轨迹也如波浪串成的许多弧线一样前进的”。
其实，漱石在对世界秩序相关现状的此种认识的基础之上，于1914年11月在学习院辅仁会所作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中，还有如下阐述。
国家到了危急关头，没有一个人不关心国家安否。国家强，战争之忧就少；遭受外敌侵犯之忧越少，国家观念也就越淡薄，于是个人主义会乘虚而入，不得不说这是理所当
然的。今天的日本并没那么太平，不仅贫穷且
国家也小。所以，很难预料何时会发生什么
事。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考虑国家大
事。不过，既然这个日本并非马上崩溃或遭遇灭亡之灾，所以，理应不必“国家国家”地大
呼小叫。这和发生火灾前就把救火那套服装道具装束起来，弄得浑身不自在地在街上东
奔西跑一样。事实上这是个程度如何的问题，
说什么已经到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已经到
了危急存亡之秋，果真如此，思考这些问题
的人就不能不考虑，那些人格高尚之人，一定
自然而然地面对这一方向，主动约束个人自
由，减少个人活动，为国家效忠尽力，当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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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经地义。所以，我相信这两个主义绝对不是
什么是一带一路概念任何时候永远矛盾、永远你死我活地互相厮
杀。关于这一点，我本想更详细地说一说，因
为没时间了，只说到这里吧。我提请注意的只
是，国家的道德和个人的道德相比，远远处
于低段位。本来，国与国之间无论外交辞令上
如何冠冕堂皇，却是没有德义心的。欺诈、蒙
骗、糊弄，什么缺德事都干。所以，凡是把国家
当作标准，把国家看作一个整体，就应该心
平气和地甘于低级的道德，但若从个人主义
这一基础思考，它就会变得崇高，因此必须
得（基于个人主义）思考。所以，在国家安稳
时，我认为还是应该重视德义心崇高的个人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时间，今天就
不多说了……（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从天心到漱石，他们对日本的欧美列强认知与日本民族主义倾向描写的变化，对于探讨与天心处于不同层次的亚洲主义的扩张及其向变种的“大东亚共荣圈”主义变化的轨迹，非常有意义。
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主义，试图将无法在中完成“开化”的日本，通过卷入亚洲各地域来进行合理化。这是观念性地回避日本作为处于列强各国所建之世界秩序中的边缘小国的压抑状况，经由某种倒错形成的，之后这种倒错被不断放大而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主义。
关于“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新秩序建构”，即便从漱石所言“开化”的内发性与外发性的对比中，也很难推导出来。那么，为何要寻求“新秩序”呢?这是因为此种地域主义的志向，具有与如欧洲后来向欧洲共同体的形成推进的地域主义诸倾向相应而动的属性。
但是，此种“秩序”自身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蓝图可供参考。众所周知，后来昭和研究会发起的“东亚协
同体论”政策化，对政翼赞会的兴亚总部、大日本兴亚同盟进行统管，乃至建构与亚洲实态背离的“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言说空间，因1945年日本战败而告终，这些历史事实是对这一情况的很好阐释。
在伦敦，天心在从属世界秩序的前提下尝试
日本在亚洲的自律性，但日本的现实却是在进入20世纪后，在日英同盟的名目下，马上担任起大英帝国在亚洲的角，在漱石所忧惧的军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克的问题上，向军国主义倾斜。这种军国主义因为后来没有认识到英国已经把在亚洲的同盟关系替换成美国，遂被自导自演的“大东亚共荣圈”幻像所愚弄，最终走向了灭亡。
战败后，日本从属美国，虽然经济上取得一定成长，但之后在与亚洲地区应有的各种关系上，依然缺乏方法论上的自觉，于是在21世纪，在由福岛引起首都圈核污染的情况下，迎来作为“属国”却不得不宜面美帝国走向没落的悲喜剧。
在军国主义日本炮制的“大东亚共荣圈”虚幻的言说空间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并没有做过彻底验证。因此，冷战结束后在全球性的地域统合浪潮中诞生的ASEAN+3及亚洲合作对话中，亚洲各国所提倡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亚洲共同体”构想，经常关联性地言及战前、战中的亚洲主义（特别是东亚协同体论），但其实它们并没有对“亚洲的新秩序建构”进行过系统的论述。
关于“亚洲的新秩序建构”的各种说法，不如说是在与崛起的中国的关系中，对于如何认识世界这一相对化问题采取的对策而已o在这里，战前、战中“以日本为盟主”的前提，事实上就不可能成立。因为，战后至今所存的“亚洲秩序”，实际上就是“以美国为盟主的欧美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
“以美国为盟主的欧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新秩序”一宜在战后的东亚世界存续下来，却在中国重新崛起的背景下逐渐变成“旧秩序”，因此，到底该如何在进入本世纪后形成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及“亚洲共同体”构想中把握这一过程，就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与曾经的“大东亚共荣圈”明确不同，在21世纪“亚洲的新秩序建构”中，有必要同时把握“以美国为盟主的欧美秩序”变质、崩溃的过程和具体的中国崛起的秩序建构过程。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和尾崎秀实等人曾经设想的把不远将来的中国作为“东亚协同体论”的
铃木规夫，徐青“亚洲”概念的再检讨与再建构第10期53
状况颇为类似。
关于“亚洲的新秩序建构”，犹如天心的亚洲概念以他者性为前提，必须以这种明确的认识为基础，在“盟主”由美国向中国移交的时间轴中加以理解，而且，对“盟主”的含义本身也理应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来认识。因为以前的欧洲就是这样，亚洲已经不再只是地理意义的指标，其含义本身在发生变化。
我们必须先对亚洲含义的变化进行确认，然后重新思考“新秩序建构”。若不重新定义亚洲，即使构想出新的秩序，其认知的活力也会被原本由东方主义命名的亚洲重新吸收，最终无果而亡。
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开展的“一带一路”构想，也必须经历这种“亚洲再定义”的过程。
二、“亚洲”含义的变化
天心的视角之所以重要，在于他所发现的亚洲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地域指标。反言之，正因为不是单纯的地理统合的含义，"Asia is one"这一表述才构成一个宏大的理念。
天心先是考究儒家与佛陀之道是如何成为日本文化的基础，然后论及在此基础上产生日本独特的文化，并相应地制作出美术品，于是断言日本艺术的基础就是一种“理想”O
在此理想面前，浮世绘也不出通俗之域。他写道，作为“只有这里才存在真正艺术的国民热诚之具现”，“所谓伟大的艺术，就在于我们甘愿在其面前死去。”冋
各个层面的亚洲多重交错地建构出一个“理想”，亚洲即具有这种功能一也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契机（国民热诚的具现）。但天心示意道，犹如日本的“理想”由这个“东洋的理想”建构而成，各个地域的“理想”无疑也可推导出“东洋的理想”。
亚洲并非一种自称，它原本不过是欧洲指代位于欧洲以东地域的一个他称而已。学界早已知悉，其实日本和中国一样，“亚细亚”观念是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X1602北京刊）于1606年初传入日本后才引进的。
西川如见在《日本水土考）（1700自序）、《增补华夷通商考》（1708冲记述道,“以亚细亚之中央为辰旦，以辰旦之西为天竺，其西边有各种戎蛮，在辰旦的东头是日本国。日本之东为世界第一远阔之溟海，地势相绝”，这是对当时欧洲人地理指标之“亚细亚”的解说畀
关于亚洲概念的来历，竹内好曾经认为，这是在欧洲向东进行自我扩张运动的过程中（西力东渐），非欧洲地区面对欧洲化而自觉化与主体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观念。虽然此前存在着“自足的生活圈”，但自足性被打破后，在欧洲统治下形成的被支配的自我意识形成了亚洲这一观念。
因此，也可以说“亚洲就是为欧洲的成立而被排除在外的总和，亦即非欧洲的总和”叫亚洲要成立，就要从亚洲亦即非欧洲中排除欧洲。这当然只是从对欧洲扩张运动之侵略的反叛、也就是在抵抗过程中产生的。
进而言之,“东洋”这一概念也和亚洲概念一样，并不是指某种具体存在的事象。
津田左右吉曾确切地道破，“不管东洋这一称呼所被对应的地域有多大，以文化意义而言，自古以来它从未作为一个世界而成立，不存在东洋史这一种历史，因此，本来就很难想象存在东洋文化这一种文化。”
津田进一步论述道,“与西洋文化相对立的，无法仅从日本自身寻求，与其说他们将所崇敬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视为盟友，不如说是从对它的依赖中产生与西洋对立的文化，这样说并不为过”，他明确了“东洋”概念也是近代日本于19世纪对欧美列强帝国主义的对抗过程中建构的。
在此，我们有必要将亚洲从一种不言自明的地理概念的魔咒中解放出来，这种魔咒无非就是从与具有压倒性力量的近代西洋的力学关系中，特别是从基于军事强压的帝国主义支配及殖民地支配的压力中产生的。
譬如竹内好所说的抵抗这种魔咒的“作为方法的亚洲”，确实是存在明显有效的时期。现今我们也应回忆起，作为其前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