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浩宇 张亦潇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03期
摘 要：语言教育政策与现代国家的政治整合密切相关。在现代国家构建之初，日本和印度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国语，同样面临着语言状况纷繁复杂的挑战。长期以来，日本积极推行统一的语言教育政策，迅速开启了国民塑造与国族构建的进程，为现代化与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印度的“三语方案”及其在教育领域的投射，不仅固化了语言“马赛克”秩序，使地方民族主义拥有了滋生土壤，也始终制约着印度的政治经济整合，为印度国家的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进入21世纪后，日本通过新的语言教育政策强化国民对国语的认同感，试图重建国家形象和复兴日本文化，以此进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而印度依然受困于复杂的语言问题。日本与印度的案例表明，现代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只有切实解决国家和国民的发展问题而非语言本身的问题，才能有效发挥语言的作用，从而为政治整合和各语言体的共同繁荣创造有利的条件。
关键词：现代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民族;政治整合;日本;印度
中图分类号：H002;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3-0144-11
现代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是指政府根据法律、法规、条例等，主要通过教育系统保障个体或体学习、使用某（几）种语言的权利，并在教育实践中以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式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语言是现代国家的基石。语言不仅具有工具性的特征，还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情感价值。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中，能否通过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妥善处理国语、国家通用语、族际共同语等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对于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有序运作以及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具有关键意义。例如，日本和印度作为两个亚洲典型国家，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国语”，但有关两国“国语”问题长期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涉及日语对国民性格塑造[1]、国家安全[2]、公共外交[3]的影响和日本殖民语言战略[4]，以及印度语言与族际整合、国家治理等[5-8]。上述研究对于分析日本与印度语言政策的变迁具有借鉴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专门针对日本与印度语言教育政策的考察，特别是关于两国语言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经常蕴含在语言教育政策之中。考察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和效果，不仅能够更好地研究真实的语言秩序，也能帮助人们更客观地认识语言教育对现代国家的重大意义。
具有向心力的语言教育政策通常都能推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反之则会对国家民族的构建产生消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积极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仅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国家的重大政治议题。本文以日本和印度两个亚洲国家为例，分析相关语言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对政治整合的特殊影响，从历史中汲取日本和印度两国的经验教训，以期为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现代国家的语言教育与政治整合
一般认为，现代国家首先是领土国家。古代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国家机器能够维系的行政权威和政治整合水平非常有限。行政上的高度统一则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其主权是以明确的领土范围或疆域进行定义的。但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现代国家并不是纯
粹的行政统一体，因为它所包含的协调活动预设了文化同质性的因素，通讯的发展不可能离开“观念”上对整个共同体的把握，共享通用的语言和象征历史是真正达致“观念共同体”最彻底的方式，只有当政治边界与语言共同体边界紧密重合时，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才能相对没有摩擦地融合起来[9]。现代国家的语言政策正是伴随着政治共同体的发展以及语言逐渐作为凝聚国家身份的核心而出现的[10]。现代国家构建的政治历史也表明，建立语言教育体系是推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
（一）语言教育是保障现代国家在政治经济事务上有效运作的基础条件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能够识文断字的只是少数人，绝大部分个体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制度结构聚合在一起。现代化进程创造出一個新型工业社会，它需要一支可以阅读、计算和流动的劳动大军，且能适应有关语义的工作并作无关语境的交流，而作为劳动大军的一员，必须在由国家提供的、大众化的和强制的公共教育体系中接受教育[11]。或者说，工业化发展需要庞大的教育体系为支撑，通过全民教育来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和专业技能，使之具备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的灵活机动能力。语言教育作为知识获取与信息交流的工具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国家管理各类行政事务和数量庞大的人口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语言教育是构建现代国家认同的特殊媒介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提出“印刷资本主义”概念，诠释了语言教育在“可见之不可见”的阅读空间中催生出民族国家想象的胚胎。印刷资本主义促使现代国家的人口采用新的方式对自身所处时空进行思考，并将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12]。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教育与印刷资本主义填补了因君主制和普遍性宗教衰弱而留下的社会空间，创造了与传统社会交际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为国家与语言相关性的建立创造了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如果说语言既是媒介也是信息，其所表达的意义具有意识形态建构性的特征，那么现代国家的语言教育则与国民社会化进程和身份认同密切关联[13]，如同以列建国合法性的来源便是对国家与语言相关性的重塑，即希伯来语所具备的意识形态与象征意义及其教育实践帮助以列民众树立了强烈的国家意识[14]。
（三）语言教育是推动现代国家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石
人类的语言行为是一种或隐或显的文化表征，这些文化表征与道德感、价值观、认识论等深层次的思维活动密切联系。以语言为内核的国家文化，如历史书写、伦理道德、艺术审美、文学神话等，最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特殊的文化气质，也最能唤醒国民内心的历史感和
使命感，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传递精神力量[15]。现代国家的语言教育促使语言与国家文化形成了制度性的关联。将某种语言列为国语或通用语言，意味着教育系统需要优先考虑为不懂这门语言的人提供语言教学支持，国家教育部门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培育阶段设置不同的语言管理要求[16]。通过国家教育体系所推动的语言习得与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同时具备了正式的和非正式整合手段的优势，能够表现出更为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力。
全球通用语言有几种 教育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但现代国家的语言教育又不可能无限多样。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提出，现代国家的教育体系需要为自己的国民选择一种通用语或共同语，而选择哪种语言都有其历史原因[17]。作为现代国家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语言，国语、官方语言、国家通用语或共同语的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些语言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伴随着其使用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增强而不断形成和发展。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塑造了这个民族国家的性格和边界，现代国家通常也是在这个主体民族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18]，那么主体民族语言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经过漫长的融合发展过程所形成的族际通用语，在教育体系中不可取代的地位由此也具备了强大的历史合理性。实现国家团结和构建国家身份，是现代国家通过教育体系培育和发展某种强势语言的重要动因。同时，语言教育具备工具性与情感性双重功能，不仅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客观基础，也为
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创造了现实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教育的统一既源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内生动力，也是现代国家构建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日本的语言教育政策与政治整合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下，日本具有向心力的语言教育政策对于促进国家政治团结与提升民族荣誉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国语”。现行的《日本国宪法》对语言问题只字未提，但不代表日本政府没有明确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日本在德川家康时代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这一政策先后持续了200多年，日本长期处于幕藩体制之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日本是民族和语言相对单一的国家。然而，处于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当时却是一个由近70个藩国组成的语言互不相通的列岛。19世纪50年代之前，日本还尚未出现国家、国民和国语的概念。进入明治维新时期之后，日本开始从制度层面推行“国语=国民=国家”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构建工程[19]，此时“国语教育”自然成为日本“制造现代国民”的重要政策之一。
（一）“国语”在日本的出现
在日本，“国语”一词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的小学校令之中，该法令规定将日本小学原有的“诵读·作文·习字”进行整合，统一改为“国语课程”[20]，随后日本国内发起了一场建设“国语”的运动。“国语”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包括这些方面。首先，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启了城市化进程，但此时日本内部的书面语和口头语都存在巨大差异，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沟通交流，随之日本民间出现了关于语言文字改革的广泛讨论。其次，当时日本正面临着创建现代国家制度、更新技术手段和提升统治效率等问题，为了让国家制度能够高效运转和推动人口流动，自然就需要一种全国统一的语言作为基础[21]。再次，日本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获胜，致使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日本国民要求确立“国语”的推动下，幻想自己已经成为“一等国”的日本逐渐意识到统一语言的重要性。可以说，“国语”在日本的出现与国家统合、国民塑造、文化建设等密切关联，它既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彩的建构物，也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洗礼下形成的特殊政治概念。
（二）20世纪上半期日本“国语”教育政策的形成
1902年，日本文部省下设“国家语言研究委员会”，并于1903年公布了第一批“现代标准
日本语”，正式开启了日本的“国语”教育。实际上，早在1900年，“国语教学”就被纳入了日本学校的教学大纲，其教育目的是贯彻“日语是日常使用——书信、判词、谈话——的重要语言，日语有助于锻炼思维、增长知识、培养情操”这一理念，配合着“现代标准日本语”的使用，日本各地的学校有效推动了“国语”的普及和传播。这一时期日本中学阶段的“国语教学”已经涵盖写作、语法、中国经典作品阅读、日语史和书法等丰富的课程内容[22]。日本“国家语言研究委员会”在1920年变更为“临时国语调查会”，至1934年又被“国语审议会”所取代。“国语审议会”致力于日本的语言标准化建设，明确规定标准口语以受过教育的东京居民的口语为准，强调标准口语的推广需要通过教育系统广泛开展。日本进入昭和战争时期后，国家主义彩渐浓。伴随着日本海外殖民地的扩张，日语逐渐成为朝鲜半岛、等被占领地区的所谓“国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国语”教育经过了50余年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研究和实践基础，不仅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趋于周密、精致，而且中学高年级教材还增加了古典文学、美化日本历史及尊崇国语的内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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