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里会付钱的。付钱的总是马特里（注释：前锋亚历山德罗·马特里在2013年转会米兰之前，和皮尔洛一起效力于尤文图斯）。内斯塔去了加拿大，我只有在国家队才能看到德罗西，所以只剩下亚历山德罗了。我的现任室友总是我第一个欺负的对象，这几乎已经是不成文的规矩了。
说实话，有时候这就像是对着红十字会射击一样，即使他更希望我直接炸掉医院。他是个抑郁症患者，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他有时甚至认为自己是在为都灵踢球，这真是太糟糕了。事实上，他啥病也没有。
他打了个喷嚏，然后就会说：“我就知道，我得了肺炎。医生……”
或者是他看到皮肤上有个小红点，然后就会说：“我就说嘛，肯定是吃了什么东西让我过敏了。救我，救我！我要死了！医生！”
要是他鼻子发痒，那就更可怕了：“哦不！这不会是疱疹吧！不要！医生啊！”
球场上也是一样。他要是错失了一个进球，把球射偏十万八千里，然后你就会听到他大喊：“妈妈咪呀！肯定是我眼睛结膜炎犯了！”
每当那时候我就会打断他，让他冷静下来。“你好着呢，100%健康。你唯一的毛病就是傻了点。”
他听了就会大笑，但一笑又会觉得牙疼。所以他会突然停住笑，一停下来耳朵又发烫。我了解他，我喜欢他，所以我没法不拿他开玩笑。“亚历，你鼻子流血了。”
明星最想删掉的照片“那肯定是鼻衄！”
“鼻——鼻什么？”
“鼻衄，鼻子的毛细血管出血。”
“我看你是脑出血了吧。”
“对啊脑出血！”
“得了，真是败给你了，我投降。”
哪怕是很轻微的疼痛，他也会直接去医生。如果他觉得自己得了流感，他就会每隔几秒钟量一次体温。我开始怀疑他只是喜欢量体温而已，体温计好像能给他带来某种快感。有天晚上，我思来想去，打算捉弄他一下。他刚睡着，我就去了一张安德雷亚·巴尔扎利（注释：意大利国家队和尤文图斯的中后卫）的海报来，就是那种尤文官方杂志里随刊附赠的海报，把它钉在了他的床上，然后用我的黑莓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了队友们，并附上了说明：“这就是爱。”这是实实在在的，就跟他那些子虚乌有的小毛病似的。
当他在洗手间里刷牙，刮胡子，涂香香，各种梳妆打扮的时候，我会突然跟个疯子一样发出尖叫。
“我勒个去！你干嘛呢安德烈亚？你差点没把我吓出心脏病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我们又来了……”
马特里是个非常容易焦虑的人，总是生活地战战兢兢。医生不喜欢他可我喜欢，就跟他喜欢巴尔扎利一样，因为他是个无价之宝。无论他在哪里踢球，只要让他稍稍感动一下，他就能给你进个球，再让他感动一下，他就会再进一个。他的射门效率高的不可思议——他是个被大大低估了的球员。如果我是主席，这个球员一定在我的愿望清单上占据榜首，他值10亿欧元的年薪。
我经常告诉他我的想法：“亚历，你让所有意大利后卫都头疼。”
“头疼？”
“别想多了，只是个语言上的修辞说法。”
总有一天我要偷拍他然后把视频放到YouTube上——肯定一夜爆红。但是你得在它自行销毁之前赶快看完。在足球世界里，帕格尼尼在出生前就死了（注释：尼可洛·帕格尼尼，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他在六岁时被认定死亡了，但在自己的葬礼上身
体又开始动了起来）。每一场比赛都不可能重来，时光不可能倒转，球员的一举一动也无法慢动作倒退重现，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误判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利用高科技手段在当前的既定规则下也是不被允许的。
2006年世界杯决赛上，齐达内头撞马特拉齐之后被红牌罚下，所有人都知道当场比赛的主裁判奥拉希奥·埃里松多是在他的助理裁判观看视频回放之后做出了那个裁决，虽然事实上他们不应该受视频回放的影响。对于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并不擅长读唇语（注释：马特拉齐被指说了侮辱齐达内母亲和的话，才引发齐达内的愤怒之举）。
在如今的情况下，借助回放比赛等外部力量可以对裁判工作起到极大的帮助。裁判不是机器人，执法的平均法则让他们有时也会犯错。我从来就没法理解边裁怎样才能在球员触球的同时，就判断出到底球有没有出界？连四只眼睛的怪物都没法做到这一点。
对高科技说“不”就好比第三世界的体育运动。只需一个小小的屏幕，第四官员站在那里观看就好（顺便说一下，我一直觉得“第四官员”这个称谓听起来像是某种特工的代号，而不是用来形容助理裁判）。他
们可以实时地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球有没有出底线？那次犯规到底是在禁区内还是禁区外？越位了吗？五秒之内，许多模棱两可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主裁判依然负责更主观的东西，比如判定某次拼抢是否犯规，因为电视画面无法给出决定性的裁决。
我很愿意看到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足球。但是如果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大脑能力就萎缩，只有钱包里的钞票才是重要的。人们藏在传统的后面，想将一切事物保持原来的样子。他们假装已经忘记我们曾穿着尖锐的钉鞋、踢着重达一千克的球。回到那个时代，我们也没有摄像机啊。我并不是说约翰·韦恩（好莱坞明星，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得硬汉而闻名。译者注）应该拍一部科幻电影，但是如果特效这种东西不存在的话，斯皮尔伯格肯定会在他的电影生涯中遭遇不小的困难。至少他没法完全做自己。
如果我们要克服过时、逆反效果的心态，下一步要做的事就至关重要。这一步不仅改变球场上的一切，也改变整个社会。叫醒那些在轮椅上装睡，却掌控足坛游戏规则的人，哪怕只睁开一只眼睛，或者两只眼睛都微微睁开一点就好。他们不明白那些老旧的思考模式对裁判们造成了多大伤害，致使他们完全暴露在狙击手的十字准星上。在电光石火瞬间就发生的事他们很可能注意不到（并且就像我说的那样，他们都是人，人无完人），但是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直播的几百万人却看到了。看电视的人们就会想：“那裁判真傻X，完全搞砸了。”
观众其实应该想的是：“可怜的裁判，他迫于过时的规定判罚比赛。”
没人会再买黑白电视机了，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明白一点，黑白电视机的发明可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也能帮助那些依然在纠结2012年米兰对阵尤文图斯的那场比赛（注释：2012年2月，尤文和米兰的联赛关键战，米兰中场蒙塔里的射门越过了门线，但裁判吹掉了这个进球。马特里随后为尤文图斯扳平了比分，最后尤文图斯以四分的领先优势赢得了当赛季的联赛冠军）的人们，也许他们终于可以释然了，可以把手机里的照片删掉了。
不得不说，在每场比赛结束之后，球队教练和经理会一同对当场比赛的执法裁判进行评价，这种情况在意甲要多于欧冠。他们会讨论谁做得不好，哪些错误让他们失去了理智。这种对于比赛争议判罚痛苦的、赤裸裸的活体解剖过程往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他们讨论“理想的判罚”，然后再和球场上裁判的判罚作比较，最后总是同样残酷的结果：裁判错了，又错了。他们完全不靠谱。
人们在说话时应该更诚实；球员应该记住他们的传球失误；教练应该记住他们排错的阵型；经理应该记住那些球员他们签错了；球迷应该记住哪些歌不该唱；马特里应该记住他的医药箱。对别人品头论足总是很有意思，但自我反省可就困难多了。
我们要弄明白一件事：“让我们把眼光放长远”并不能仅仅停留在竞选标语或是口号上，也不能停留在瑞士尼翁或是苏黎世的游泳池边，而是应当成为人们的理念和思考方式，成为一个把未来打造得的更美好的真实愿望。别的体育项目在发展中已经跨出了那一步，也没见有任何负面反响。
假设纳达尔在澳网公开赛上拿到了赛点，主裁认为球落在了界内，判定纳达尔发球直接得分，获得了比赛的最终胜利，但是用于网球比赛中的电子鹰眼却说裁判错了。事实胜于一切，比赛继续。纳达尔对此没有抱怨，是自己发球失误，他继续投入比赛，他的对手也不说什么，主裁举起手说他刚才判错了，观众马上就会忘记刚才发生的一切，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分的归属上。这样的做法，没有输家，也没有争议。
无论是什么级别的比赛，我们要不就在用蓝水泥铺成的球场上比，要不就借助高科技电子辅助设备。二选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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