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F 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No.6　2009・学术争鸣・
《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
韩　昇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摘　要]　对井真成墓志研究表明，他应该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到来的日本遣唐使团准判官,
到长安后旋死去，而不是在唐朝19年的留学生。其墓志为我们研究唐朝对外授官与赠官制度，提供了
重要的线索和实例，进而可以对唐朝和日本授予遣唐使官员官阶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古代东亚世界国家
间交往的具体形态。
  [关键词]　井真成　墓志　赠官　日本　遣唐使
一、问题的提起
2004年，西安市东郊出土了日本井真成墓志，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购入并发表了这一消息。此事引起中日两国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特别在日本引起轰动，朝日新闻社还为此举办国际讨论会，史学界也举办了多场专题研讨会，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日本专修大学与中国西北大学合作研究项目《遣唐使所见到的中国与日本》,①收录了日本史和中国史学者的代表性论文，从多个角度展开研究，判明了井真成墓志的基本情况，提出不少新的见解。日本古代史研究者最关注的是此墓志中出现了“日本”国号，因而被视为第一次出现“日本”国号记载的实物证据，获得很高的评价。
然而，就日本国号出现的年代问题而言，无论是唐朝或者是日本文献的记载，都早于井真成墓志。②在实物证据方面，年代要早于井真成墓志二十余年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已经出现“日本”。台湾大学中文系叶国良教授曾经作了介绍和研究,③但没有得到重视。井真成墓志发现以后，日本史学界才重新提起这方墓志。
由此看来，井真成墓志并不是最早出现“日本”国号的文物。进一步考察井真成墓志，当初对井真成身份的判定是否正确，也需要反思。对以往研究的整理和批判，是否意味着井真成墓志失去了学术价值呢?倒也未必。铅华洗尽，反而可以发现当初被掩盖的许多重要问题，大大推进唐朝对外授官与赠官制度，以及日本遣唐使的研究。
在日本，井真成墓志的研究基本上在日本史学者中间展开。然而，由于其中涉及唐朝制度的专门问题，
因此，只有通过唐史和日本古代史研究者的合作，才能真正揭示其学术价值。在专修大学编辑的论文集中，因为气贺泽保规是从唐史的角度进行推测,④所以被日本古代史学者视为来自中
  [收稿日期]　20090617
  [作者简介]　韩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藏日本古代文书与日本‘唐风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04BZS02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遣唐使から見た中国と日本》，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2005年。
②　关于日本国号的形成，日本史学界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我在最近出版的《海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也
作了新的研究。
③　叶国良:《唐代墓志考释八则》，载《台大中文学报》第7期,1995年；后收于《石学续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④　《「井真成墓誌」と尚衣奉御という官職》，收于《遣唐使から見た中国と日本》。
国史方面的意见。其见解正确与否，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诱导作用，故有必要加以检验。本文试图综合唐朝与日本古代的制度性规定，对井真成墓志再做分析，判定其身份，探明唐朝对外授官与赠官的具体形态，以及日本对于遣唐使者授官的制度，给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意见。
二、井真成的留学生身份、入唐时间和唐朝学制
井真成的墓志实存162字，记述很简单，为了后面的讨论，兹将墓志全文及其状态先做个介绍。
井真成墓志有盖石和志石配套出土，盖石覆斗状，青石，底边长37×37c m，顶20×20c m，通高7c m。盖文4行，行3字，共12字，篆体，其文为“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
志石正方形，汉白玉，边长为39.5×39.5c m，厚10c m。石面刻有行格，共16行，每行16字。但是，实刻志文仅十二行，空四行。本应有171字，缺损9字，实存162字。志文称:  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
□(衔)命远邦，驰聘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
□(立?而?来?)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问道未终,
□(壑)遇移舟，隟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
□(十?)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  　皇上
□(哀)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
□(给)。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
□(东)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丹旐行哀。嗟远
□(途?客?)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
□(别?命?)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於异土，魂庶
归於故乡。
(括号内为推测可补之字，并列各家之说。)
志文中有关井真成本人的信息，可以归纳为两类:
(1)直接的信息，有“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命远邦，驰聘上国……束带□朝”,“以开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原”这几句。(2)间接的信息，有“岂图强学不倦，问道未终,□遇移舟，隟逢奔驷”。
气贺泽氏根据(2)的前半句，判定井真成为留学生，并推测他于公元717年入唐，在唐朝留学19年。这里涉及三个问题：其一，井真成的身份；其二，井真成入唐的年代；其三，唐朝的学制。
首先，此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井真成在唐朝的中央官学中留学长达19年，未能毕业、仕进，或者归国。要探明这个问题，就要说明唐朝的中央官学制度。
根据《唐六典》卷21《国子监》，唐朝中央六学，分别为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其招生范围分别为：国子学,“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太学,“教文武官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四门学,“教文武官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及“庶人子为俊士生者”；律学、书学、算学,“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
在六学中，来自东亚国家的留学生，多进四门学。不管进哪一学，均有求学规范和年限规定:
  凡六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及律生六年无成者,
亦如之。(假违程限及作乐、杂戏亦同。唯弹琴、习射不禁。)
也就是说，在学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九年。在求学年中，必须参加规定的考试。就举井真成所处的唐开元时代的《学令》，其开元七年和二十五年学令规定:
  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其试者，通计一年所受之
业，口问大义十条，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以下为下。频三下及在学九年(律
生则六年)不任贡举者，并解退。其从县向州者，年数下第，并须通计。服阙重任者，不在
计限，不得改业。①
所以，从制度规定上来看，井真成在唐朝留学19年，没有参加科考，所以也没有出身，这种情况既不符合唐朝学制，也不符合常理。而且，唐朝对于超过年限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有处置的规定，见于《新唐书・百官志》“崇玄署”条记载:
  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
僧人修业尚有年限，则留学生更不可能任意无业滞留。因此，从学制判断，随意推定井真成留学长安19年的见解，难以成立。据此，则推断井真成在唐开元五年(日本养老元年,717)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证据同样难以成立。
在推定井真成入唐年代的时候，墓志记载的文句是判断的重要线索，有三条:
1.上引墓志“□遇移舟，隟逢奔驷”的这一句，值得注意。典出《庄子・大宗师》和《墨子・兼爱下》,②前句形容突变，后句形容短瞬。这里已经说明，井真成的死是在短时间内突然发生的，不应是滞留长安19年才死去的。
2.“□命远邦，驰聘上国……束带□朝”。缺字前一字可补“衔”，后一字，或据《论语》推测当补“立”字，但贾麦明副研究员观察碑残字笔画，左右两侧皆有纵向笔画，故推测为“而”字。③然而，如果根据唐朝给日本等国朝贡使诏书及当时的记载的话，则应补“来”字为宜,④且与贾氏所描述的碑石残存笔画接近。这三句的用语，如“衔命”、“聘”和“来朝”，无不清楚写明井真成属于遣唐使之一员。如果是一介普通学生，是不能使用这样的字句的。遣唐使团有多类人员，井真成应该属于中级官员，故日本方面的史料没有留下记载。
3.“乃终于官弟”。官舍、官第是唐朝提供给外国使者入朝时居住的地方，使命完成，便当启程回国。唐朝的鸿胪客馆、礼宾院等设施，要接待来自四面八方众多的外国使节，不可能让某一国的使者长期居住达19年之久。
从墓志的描述分析，井真成入唐的时间应该迟于717年。在公元733年，亦即唐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天平五年，有第十次遣唐使入唐。根据《续日本纪》是年条记载，此使团搭乘四船，四月从日本难波港出发。
再根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四”记载:
  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与傔从五百九十人，舟行遇风，飘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书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
可知他们在八月抵达苏州，唐朝迅速派遣通事舍人韦景先到苏州宣慰。朝廷官员亲自前来，则入京手续自然十分顺畅，此行使者应该在秋天进入京师。这一点可以从日本石山寺藏《遗教经》跋语得到旁证:
  唐清信弟子陈延昌，庄严此大乘经典，附日本使、国子监大学朋古满于彼流传  开元廿二年二月八日从京发记
“京”即长安。据此可知，日本使者一行人先到长安，滞留到翌年二月八日离开。根据上条《册府元龟》记载:
  四月日本国遣使来朝，献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疋。
可知日本使者一行人前往东都洛阳朝贡。为什么如此迂回辗转呢?因为这一年长安发生饥馑,《旧唐书・玄宗上》是年条记载:
  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
为此，玄宗于翌年正月前往东都洛阳避灾，直到开元二十四年(736)才回长安。
①②
③④池田温等编纂:《唐令拾遗补》第二部《学令第十》，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第559页。
《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墨子・兼爱下》:“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驱而过隙也。”
《新発見の「井真成墓誌」とその基礎的研究》，收于《遣唐使から見た中国と日本》。
例如《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四《外臣部・褒异》记载，开元五年(717)“戊辰敕：日本国远在海外，遣使来朝”。至于两《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记述日本使节入朝时，几乎都使用“来朝”，难以一一列举。
关于上引《遗教经》跋语，有人认为其中的“京”字指的是洛阳，因此，这一年的遣唐使从苏州直接到洛阳去。然而,“西京”、“东都”是唐人习惯的称呼，故单用“京”字，一般指长安。更重要的是，遣唐使八月抵达苏州的时候，玄宗在长安，谁也无法预料秋后大水造成歉收的情况，故玄宗一直都住在长安，直到新年伊始才不得不前往洛阳。所以，在八月份唐朝给遣唐使下达的通行证只能是到长安朝贡，绝不会是到洛阳。故此年遣唐使到洛阳说没有成立的余地。
整理一下以上记载，日本使团于开元二十一年八月到达苏州后，不久即前往长安朝贡。然而，到达长安时，玄宗因为灾荒而忙于处理政务，以及准备前往东都洛阳避灾，所以未能接见日本使团。翌年初，玄宗率朝廷主官迁居洛阳，日本使团因此也转往东都，在四月受到接见，完成朝贡任务。这一路颠簸辛劳，故使团成员井真成遽然病故。这就符合墓志所说的“壑遇移舟，隟逢奔驷”。因为是正在执行国务的使团成员，所以唐朝才依照相关规定，破格赠官安葬，以示褒奖。
井真成死于“开元廿二年正月”，葬于“二月四日”，日本使团二月八日离开长安前往洛阳，在时间上刚好完全吻合。
三、外事专管与对外赠官
气贺泽氏的文章，更做了两个推论：一是自补碑文缺字“束带立朝”，断定井真成立于唐朝廷上；二是推测井真成获得赠官是由于在唐朝任官的阿倍仲麻吕活动，因而由玄宗亲自下诏追赠井真成官职。
补“立”字，是中国研究者王建新根据《论语・公治长》“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所作的推测。如上所述，贾麦明观察碑文残笔，已经否定了“立”字，推测补“而”字，我则根据唐代文献推测当补“来”字。其实，即使补“立”字，也完全不能证明井真成立于朝堂之上。首先，根据唐朝宾礼规定，只有正式的使节才能出席觐见皇帝的仪式。从遣唐使的实例来看，未见随员能立于朝堂者。其次，如上考证，玄宗在四月接见日本使节时，井真成早已在一月魂归故乡了，怎能立于朝?立于朝有一定的规格和礼仪，不是什
么人都能自由出入的。在这里的“朝”字，未必是朝堂，却肯定不能解释为市场。
至于进一步论证阿倍仲麻吕走关系为井真成混个赠官之说，如果稍微懂得唐史和唐朝制度，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臆测。因为如果井真成是滞留达19年的留学生，则说明他成绩不佳，无法结业。这种情况，从中央官学制度而言，是要做出适当处理的，前面已经作了介绍，因此没有通过说情反而获得荣誉的道理。唐朝即使到“安史之乱”以后，也不允许随便跑关系举荐劣等生。随便举一个例子,《旧唐书》卷119《杨绾传》记载:“如有行业不著，所由妄相推荐，请量加贬黜。”举荐人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如果从对外关系制度而言，唐朝严格规定外国使节及其人员概由专门机构接待，负责所有事务，不是官员可以随便插手的地方。《唐六典》“鸿胪寺”明确规定这些事务概由鸿胪寺专掌:  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凡二王之后及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
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以上尚书。
显然，所有外国使团的等级，都必须由鸿胪寺辨别确定，不容他人置喙。因为这不仅是接待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国际秩序和外交政策，这方面的礼典，非常重要而且严肃。
因此，无论从学校还是外交制度来看，都不可能出现一个低级官员随便举荐在学劣等生的情况，更何况他们两人都是外国人，且同属一国，大有徇私舞弊之嫌。
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其人品和学问都获得高度肯定，与士人交游，受到尊重，甚有口碑。没有任何史料表明他营私舞弊，故不宜以己度人，随便诬蔑古贤。
chexiao从制度规定来看，没有学业无成的留学生获得赠官的例子，所以，井真成一定属于使团成员。使团成员在执行公务期间客死唐朝，唐朝是有相关的处置规定的。《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褒异第一》明确说道:
  景龙九年六月丁酉制曰：念功之典，书有明训，赠终之数，礼著彝式。
据此可知，赠官的规定著于礼中，有一定的原则和规格，绝非无章可循。
这里不去探讨赠官的纸面规定，也不准备讨论所赠之官的职务权限，只想简单提一句，死后获
得的赠官，是本人从未担任过的，两者基本没有关系，故讨论赠官的职务权限，文不对题。需要重视的是唐朝对外赠官的实际形态。井真成墓志正好为了解唐开元时代对外赠官的实际情况，提供了一个例证。将它和其他对外赠官的例子综合起来，其价值和意义就显现出来了。
赠官不仅限于国内，也运用于对外关系上，主要有对死去的蕃国君臣以及入唐朝贡使节的赠官，其标准与国内赠官有所不同，井真成就是一个例子。一般而言，获得赠官者，必须原来具有官品，而井真成墓志未记载他曾经获得官阶。但是，如果他是遣唐使团成员，就应该有本国授予的官位，这是他后来获得
赠官的重要标准之一。这就提供了一条例证，表明唐朝对于执行朝贡公务的外国使节乃至使团人员给予优待，如果客死于唐朝，特别是在两京，往往能够获得赠官。这是井真成墓志提供的第一点新信息。
其次，各国使节所获得的赠官，联系唐朝对他们的册封，可以看出一些不显却重要的信息。试举几例论之:
  (中宗景云三年)五月丁酉，新罗遣使来朝，卒于路。赠太仆卿，赙绢一百疋。
开元二十三年二月癸卯，新罗贺正副使金荣死，赠光禄少卿。
①(开元二十三年)闰十一月壬辰，新罗王遣从弟大阿飱金相来朝，死于路。帝深悼之,
赠卫尉卿。
②(贞元九年)是年，哥邻国王董卧庭来朝，至绵州卒，赠武徳州刺史，命其子利罗为保
宁都督府长史，袭哥邻王。
③大历十一年四月壬戌，赠南诏异牟寻弟凑罗拣右常侍。初牟寻令凑罗拣入朝，还国卒
于道，故追赠焉。
④东亚国家与唐朝为近邻，来往密切，故在为数不多的使者客死于唐朝事例中，所占比例最高。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东亚国家来的使节，正使客死，则授予九寺正职的级别，如新罗大使赠太仆卿、卫尉卿，皆为从三品。这同大使生前享受的级别待遇完全一致，例如日本大使粟田真人得到
武则天的接见,“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还本国”⑤。武则天改光禄寺为司膳寺，其长官称作司
膳卿，从三品。其他两例，上州刺史和右常侍，也都是从三品。副使客死则赠九寺副职，如新罗副使获赠光禄少卿，从四品上。
显然，唐朝对于外国使团有一定的待遇规定，以此标准接待，享受相应的待遇。对外赠官与对外授官基本一致，仍表示一种级别和规格。至于对外授官与赠官的具体情况，且待后面分析。
据此，井真成所获赠官“尚衣奉御”，从五品上，和副使差好几个等级。像他这种随员，唐朝也称作“傔从”，一般不会获得赠官。大概是因为正在京城执行公务，才获得追赠。从赠官的级别上分析，也表明井真成不是留学生，而应是使团随员。
井真成获得的赠官“尚衣奉御”，属于殿中省。不同于三省六部九寺等国家事务部门，殿中省是服务皇帝宫廷的机构。从级别来看，殿中省下属六局，尚食和尚药两局奉御为正五品下，尚衣、尚舍、尚乘和尚辇四局的奉御为从五品下。五品是官品高低之别的区分线，优待外国使团，故其级别定在五品以上，最
低的就是从五品下。殿中省六局，从尚衣奉御开始为从五品下，这就是井真成获得此赠官的道理。这同国内官员升迁时殿中省为捷径，不可混为一谈。气贺泽氏根据黄正建氏的研究成果，列举了唐人任尚衣奉辇后升迁高官的事例若干条，试图说明尚衣奉御一职的重要性。然而，这些事例同对外赠官毫无关系，文不对题。
外国使团的规格，将规定他们在唐朝活动的各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对他们的接待方面。《唐六典》“鸿胪寺・典客署”规定:
①③④⑤②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五《外臣部・褒異第二》。
《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五《外臣部・封册第三》。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六《外臣部・褒異第三》。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日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