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碧华的小说塑造了许多既痴情率直又叛逆怪异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她将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进行对比,构筑出充满传奇性和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这些女性形象往往取材于传奇、历史故事,其中流现着浓厚的宿命观,传奇性叙事也构成了李碧华小说最为核心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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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华是香港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位奇情才女,在香港文坛乃至整个华文文学界,她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她集文化人、传播人、教育人、生意人与创作人等身份于一身,本着“先娱己、再娱人”的创作原则,追求着自己的创作理念。她的文风诡异、冷峻,别具一格,清丽又不拘常理,多走言情小说的内容和路线,说不尽的痴男怨女,走不出的情天恨海。她擅长写情,揭示人物的复杂丰富的心灵世界,表现对情的执着追求。但她又不止于写情,她在写情中融入了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哲学的意蕴,所以小说中人物形象独具一格,故事情节别出心裁、瑰奇诡异,雅俗共赏,非一般的言情小说可比拟。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霸王别姬》、《胭脂扣》、《青蛇》等在国际影坛上也有很高的声誉。李碧华的小说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读者和观众的关注。
李碧华的小说多以三、四十年代为背景,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展开矛盾冲突,表现对情的执着追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李碧华的小说都有独特的魅力,其笔下的人物被评论界认为是“自由穿梭在现实和灵界之间”[1]的精灵。这又以女性形象、艺术特等更加精彩绝伦、扣人心弦。
一、李碧华小说的女性形象
李碧华喜欢写女人,她经常以女性作为她的书写主题,对女性的爱怜、对爱情幻象的嘲讽,都是不言而喻的。她在许多小说里怜惜女性的软弱和痴情,却又不时地让她的女主角对命运指派身份生出抗拒、反叛,比男性更执着地谋求自身的理想。无论是《胭脂扣》中的如花、《霸王别姬》中的菊仙、《生死桥》中的丹丹还是《青蛇》中的青蛇都在其笔下栩栩如生。她笔下的女子无不是痴心一片而又不甘命运、敢于抗争。在社会历史的大环境中,这些女子身不由己,但在个体的生命里,她们往往拼劲全力争取自主。在李碧华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大都具有痴情、叛逆、反抗等共同的性格特征。
李碧华笔下的女性都是以不顾一切的生命追求来演绎出一幕幕爱情的悲剧。在李碧华小说中,女性形象往往都是一往情深、为爱痴狂的形象。《胭脂扣》中的女鬼如花,她不顾阴阳两世之
隔,宁可减寿十年也心甘情愿的跨越时光阻隔来追寻已逝的爱情。这种超越“生死”的痴情具有一种震撼人心而又感人至深的力量;《青蛇》中的白蛇,千年修炼只为了那一场杏花春雨的邂逅,而承受的风险则是用千年的道行去违背天命;《生死桥》中的丹丹,为了钟情的唐怀玉,不惜放弃自己的尊严和生命,以死来祭奠自己始终不渝感情;《霸王别姬》里的菊仙,与“霸王”段小楼一辈子相濡以沫,面对蝶衣不时的嫉妒和责难,她从没有想过放弃和退缩,一生一世与小楼相伴,共同经历人世间的各种苦难。
李碧华笔下的女性人物几乎都是为了爱情而敢于献出自己一切的刚烈形象。她塑造的这些形象也许是为了寄托自己对美好感情的期许和向往,她希望感情可以长久下去,但无奈这样的期许总事与愿违,一个个美丽、纯情的女子,不得不在命运的驱使下一步一步的走向无尽的痛苦与失望中。这些女子对于爱情的那一份执着和坚持,超越生死,展现出李碧华小说另类而又奇异的动人心魄的一面。
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多半具有叛逆、反抗这一共同的性格特征。她描写的女性大多出身贫寒、身份卑微,生活困苦而命运多舛。《青蛇》中的白蛇,原本应平静地生活在西湖湖底,但她不甘寂寞,固执地来到人间追寻爱情,只为遇到一个“眉清目秀,纯朴,虔诚”的少年,了却“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的夙愿。《生死桥》中丹丹则为了心中那一份莫名的爱情渴望,只身独闯上海滩。即使在爱情遭遇到重大挫折,但她仍然不甘退却,而是凭着非凡的毅力与勇气,硬是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成为闻名上海滩的“土布皇后”。《胭脂扣》中的女鬼如花,本可忘却过去的那份情,顺利投胎转世,却为了前世的那份生死相许的承诺和超越生死的爱情期冀,不惜折寿来换取还阳的十天时间去追寻前世不了的姻缘。
而敢作敢为、不向命运低头是李碧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又一个重要性格特征。每一个女性形象几乎都在于命运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就算力量差距悬殊,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都毫不畏惧。而这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意识,又是与她们的痴情联系在一起,为了自己的追求,哪怕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在所不惜。《青蛇》中,青蛇不顾一切的去追求属于的许仙,可是当她发现许仙的懦弱之后,又奋不顾身的爱上了法海。而当她察觉到男人都是不可相信的时候,她没有因失望而万念俱灰,而是悲愤地奋起反抗,甚至不惜亲自杀死曾经爱过但却又伤害了自己和的男人。《生死桥》中的丹丹,她不甘于生活在平庸男人的羽翼之下,她不断从失败和挫折中奋起,硬是在上海滩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霸王别姬》中的菊仙,她勇敢地挣脱了的生活,无畏地面对着、抗争着一生中无休止的世俗冷眼、战乱灾祸、政治迫害以及纷繁杂乱的三个人的情爱纠葛。《胭脂扣》中的如花向不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黑暗社会做出了强
有力的反抗,她可以不顾世俗的眼光,追求自己的挚爱,就是在阴曹地府、相隔数十年,她都丝毫没有做一点让步。
李碧华笔下的这种反抗,虽然多是身不由己,反抗也未必有什么好的结果,但她们在反抗中逐渐的觉醒,认清了社会现实,也证明了自己。作者用这种反抗意识努力说明,哪怕是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小女子,在强势的男权社会中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抹杀掉的,她们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抗争中闪耀出自己的光辉。也即李碧华把她笔下的女性刻画成这种不认命、不满足、敢于叛逆的人物形象,让她们成为一具有饱满性格的奇女子,她们以独特的追求和叛逆书写了自己不屈不挠、有血有肉的奇异人生。她以其独具特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了作者对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的大胆质疑和有力反驳。
首先,从《胭脂扣》开始,李碧华的作品就一直在探讨女人、爱情与命运的关系,并试图通过这种探讨来追寻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性的地位在哪儿?李碧华敏锐地意识到,女性的命运至今没有得到质的改变,女性依旧在用青春和生命不断演绎着前世今生被男性强权所压抑所吞噬的惨烈悲剧。于是她一方面赋予在挣扎中的女子以执着而叛逆的个性,弘扬一种永恒的女性生命力;另一方面又向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封建男权开火,暴露其“吃女人”的深沉本质,锋芒直指
整个男权社会,亮出了自己鲜明的女性主义旗帜。在其笔下,女子们或多情勇敢,具有自己独特的追求;或叛逆怪异,绝不向男权社会屈服。清醒和独立的女性意识,可以说是李碧华塑造这一系列痴情、叛逆、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的重要原因。古往今来,处在男权统治下的女性都极力想摆脱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巨大枷锁。但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男权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使得这幅枷锁异常牢固,女性始终未能完全挣脱。同时,还意识到,女性还未具备成熟的现代独立人格,尽管她们都渴望真正的爱情,都有对未来的美好理想,但传统的强权势力使得她们盲目无助,虽左冲右突却依然突不出层层重围,于是她们的呼声便被湮没了。正如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苏说的:“女人不是被动,便是不存在。”[2]女性只能被动地要求爱或是被爱,而无法主动地索取爱。
其次,李碧华清醒的女性意识与香港经济社会的文化意识也是密不可分的。诚如李小良先生所言:“李碧华的小说的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导向……就是紧扣香港当前和过去的特定历史时空和文化脉络来阅读。……更可以洞见她的作品在特定文化空间的意义和跟历史政治现实的相关性。”[3]李碧华塑造的这一系列女性形象蕴含着独特的文化隐喻。李碧华的作品都写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正值香港繁荣的盛世,又是不安的末世。“九七”回归,使长期脱离母体的弃儿身份更加复杂起来。既有别于中国本土又不属于英国传统,内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又有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她表现出一种即处于“夹缝中”又具有“边缘性”、“混杂性”的文化特
征。正是香港社会这种文化特征给李碧华带来重要影响,她笔下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都处于边缘地位,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即使经济独立,精神和情感上也始终摆脱不了依附的潜意识。李碧华所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也都超越于时间、空间,有意无意的暗合了香港多重边缘身份,而她们的叛逆和抗争,则透露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这种边缘文化的不满足感和逆反心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女性形象正是李碧华这种文化心理的隐喻和象征。
二、李碧华小说的创作风格
李碧华的小说创作多从传奇、历史故事取材,说尽“痴男怨女,悲欢离合”,她的小说往往充满了一种对命运的无奈与唏嘘,她笔下那些传奇性的故事好像都是命里注定了的,这使她的小说里到处都流露着对人生的暗示。
(一)宿命观
李碧华在小说中经常使用暗示、对比、隐喻等方式营造一种浓重的预言,仿佛一切都是在冥冥之中注定了的,而最终这些预言又一一成为现实。也许李碧华正是要用这种方式去表现命运的颠沛流离与无助。
具体来说,李碧华对宿命的阐释有三种情形:首先,宿命是“必然”所致。在某种意义上讲,宿命是一种不可违逆的内在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外在情势使然。这在小说《生死桥》中表现地尤为明显:幼年的怀玉、丹丹、志高在北平的一座庙里邂逅,在一间有些阴森恐怖的房子里,一位经历坎坷、通透先机的老太监给他们三人各算一卦:“一个是,生不如死”,“一个是,死不如生”,“还有一个,是先死后生”。这三个孩子童心未泯,无法掂量出这些话中的分量,只当是一场游戏,谁都没有放在心上。短暂相聚,匆匆分别,三个人奔赴向各自的生计。志高与怀玉都对丹丹心存爱慕,而丹丹却对怀玉情有独钟,然而时代已经千疮百孔,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一个民族的存亡都已危在旦夕,人的命运更加难以掌控了。三个人为了爱恨、名利苦苦挣扎,最终应了王老公的预言,三人无论是生不如死、死不如生还是先死后生,他们都再也不回曾经纯真、懵懂的爱恋,到头来失去了所有。在李碧华的小说中,男女主角的爱情往往总是受到时代的禁锢,在特定的约束下,任何个体的反抗都是徒劳的,最终无不流入宿命的悲剧中。
其次,宿命寓于“偶然”中。宿命作为一种“必然”而存在,这种“必然”又往往是由一个个“偶然”组合而成并表现出来。一切事物的发生都在不经意的一瞬间,同时指向生命的最后一个终点。偶然就是以个别和特殊来表现一种共性和必然。《青蛇》中,小青本是西湖里的一条小蛇,自由自在,专事修炼,小有道行,与搭救自己的白蛇情同妹,两人一时好奇吞下吕洞宾的“七情六欲丸”,
却没来得及想想“一时的玩乐会贻下什么祸患”,两人化成人形,到人间走一趟。偶然的邂逅,成了情节的出发点和转折点。透过偶然的形式,传达出必然的信息。爱情总是牺牲品,两者的付出不对等,懦弱的许仙注定了爱情虚无短暂的本质。这种结局既是命运无常的咏叹,更是宿命难违的惋惜。
再次,宿命是一种“循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世道、人世轮回的观念相当深固。历史的发展在每个时期都有许多相似点,这些相似点与某些生命个体相结合的时候,具体的个体就会背上宿命的负担。白素贞的一片深情终为许仙所付,千年囚笼岁月并未使她彻悟,自雷峰塔下重获自由之后,“低语,传情,雷鸣电闪般的恋爱,她又搭上这个男人。”这种结而未结的写法意味深长,莫名的希望之外是更深的绝望——卑微人生的重复显然是更大的悲剧。
女主角很强的小说李碧华这种宿命观既有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又有浓厚的东方彩。她运用这种充满神韵的方式,勾画着人世的无常和在现实面前感情的脆弱,她更多的是一种期许和无奈,在悲剧面前,用宿命作为注脚。
(二)传奇性叙事
李碧华的小说创作追求的是独辟蹊径的文风,她的作品集传奇性、荒诞性和诡异性于一身,主题深刻,内涵充足。而她的小说的传奇性就在于她在处理时间和空间时的跨越性。她对时间的把握不是一分一秒的细碎,而是一种弹指一挥间的宏大。她忽略时间,不做精细的描写,随意地任时间飞逝,从而使她的小说更多了一份虚幻和神秘的气息。
《霸王别姬》中反映的是旧社会中伶人悲惨的人生际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程蝶衣和段小楼都是从幼年时期开始写,一直写到两人年过花甲为止。前后时间跨越有将近半个世纪,并且经历了中国现当代历次重大的社会运动和变革。在李碧华笔下,半个世纪的历史让她寥寥数语就带过,她没有详细地描写每个微小的细节,而是更注重描写在有限的时间内主人公的人生变迁。对于时间,作者或直接点出具体年份,而这个年份往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或是对人物年龄的描述,借此来暗示时间的流逝;或是直接用语言来描述时间状态,把人生的不同阶段串联起来。在作者笔下,时间被高度浓缩,叙述空间也就很自然地变得相对集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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