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
邰问欣 南京师范大学
摘 要：海派文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以它独特的魅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每部海派文学作品中都有一个女主角，而作者通过对女主角的塑造，也表达不同了主题，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主题也让我们看到了海派文学的一以贯之的特和不同点，而海派文学的存在给海派文化不断地注入生机。
关键词：海派文学；女性形象；摩登化；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4-030-02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上海以它的开放和自由让它成为了许多人的繁华梦，作家们笔下无数的小说情节在那里上演。上海以它特殊的城市背景和时代特征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海派文学”。商业城市决定了海派文学的物质化，移民城市决定了海派文学的多元化，市民阶层的庞大基数决定了海派文学的市民世
俗化。在这里，我选取了海派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三篇代表作，从对女性人物的塑造的不同点，浅谈其中所体现的海派文学一以贯之的特和海派文学在历史的滚滚巨轮下是怎么样的继往开来、不断发展的。
一、《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摩登女
刘呐鸥是海派文学中新感觉派的最初尝试者，《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选自于他1930年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新感觉派的由来当时政局混论，知识分子不满于旧的社会秩序，又没有到合适的平台施展自己的才华，从而苦闷、彷徨。他们为了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他们追求新事物、新刺激，因而欣赏现代派小说的“新、奇、怪”的表现手法。新感觉派作者笔下的女性是具有物质化象征的人物，女性即是都市[1]。
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对摩登女的外貌描写是“透亮的法国绸下，有弹力的肌肉好像跟着轻微运动一块儿颤动着”[2]活跃在赛马场上和男人们一起，对于各种各样的交际舞信手拈来，在几个男人间挥洒自如地调情约会。这样的摩登女和中国传统女子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女性的大变化也体现了上海这个繁华都市的具有特的摩登性和商业性。但是也有一种为了现代化，而故意加重现代化的痕迹，比如文章中多掺杂英文和西式娱乐活动。小说里的H、T先生在舞厅里对摩登女开展了热情的追求，然而摩登女却不屑一顾，和另外的男士约会去了。这样的“游戏人间”的文章主题，体现的是都市里男女热狂迷乱的感性欲望和虚无的价值观念。
二、《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写于1943年，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正处于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之中，此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开始解放，男女的平等观念开始逐渐形成，海派小说里对于女性角的描述更加的丰富立体起来，女性角不仅仅再只是“都市”和“物化”的代言词，在《倾城之恋》这篇小说里的女主角白流苏就是这样一个在过渡阶段，具有传统和现代性两重角的女性。
她成日在大宅第里做一些针线活却并不出门，但是她的交际能力又很强，无论是与范柳原的交锋还是勇敢打官司离婚都是体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自信与果敢；她的衣着是“月白蝉翼纱旗袍”的中国传统服饰，她的脸型是“尖尖的半透明的轻青的玉”的东方女性的脸，而范柳原也是说“难得碰见像你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女人”，最爱她“一低头的温柔”。可是白流苏第一次见范柳原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同于一般的闺秀，用曼妙的舞姿来吸引了范柳原的目光。然而即使是这样精明美丽、自信果断的“新时代女性”。她的内心依旧是有旧式女子的思想。在和范柳原第一次分别回到上海以后，她的心理是这样的“她未尝不想出去个小事，胡乱混一碗饭吃。再苦些，也强如在家里受气。但是寻了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3]所以，她在经济上是并不能做到独立的，她的所谓独立是靠自己得到一份有金钱与地位的婚姻。她第二次放下自己的自尊去香港，她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只是爱他，她觉得“如果是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和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4]。”她在这段关系里，目奉献的成分少了些，索取多了些，也注定这样的关系里爱情成分很渺茫。《倾城之恋》具有一个不错
的完满结局，但是既然完满就必定世俗，白流苏不愿意去想“香港的陷落成就了她，但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呢。”这其实符合了上海读者的胃口，虽然不完满，但实在，她要的就是这样殷实的生活。张爱玲“一只手抓住了世俗的乐趣，另一只手触及生命的荒凉”。[5]所以在另一面，白流苏台上和范柳原进行爱情游戏，台下她要的不过是妻子的名分。张爱玲在这篇小说里，也写出了的如果女性的经济需要依附男性，那么他们的感情中的爱情就很难纯粹。真正的爱情其实是建立在男女双方经济独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的。
三、《长恨歌》中的王琦瑶
王安忆的《长恨歌》创作于20世纪的90年代，她的文字脱掉了上海那层厚厚的摩登外衣，展示的是上海人在弄堂里演绎的凡俗人生。上海经历了百年风雨变迁，真正把握住这座精彩的城市核心的仍然是这些处变不惊、包容开放的市民们。而在弄堂里的女性的对生活精致、谨慎的生活态度反映到了王安忆的“新海派式”小说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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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开始王琦瑶是世故中有天真的“弄堂女孩”。在程先生为王琦瑶拍让她后来一举成为“沪上淑媛”照
片的时候，王琦瑶是这样表现自己的：“像王琦瑶这样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的女孩，无论有多么老实，都免不了是作态的。在这样的年龄，这作态又往往不高明，或是过火，或是错位，结果反而逊。王琦瑶却是个不犯错误的例外。她比较聪敏，天生有几分清醒，片厂的经历又增添了见识，这就使她比较含蓄和沉着。要说作态，她也有，是不作态的作态，以抑代扬，特别适合照片的表现。”[7]然而当她风光无限地成为“上海小”第三名后，很快做了高官李主任的，她入住“爱丽丝公寓”，而后李主任不幸遭遇空难，那时付出全部的心爱一个人的王琦瑶内心是无比凄怆的，这篇小说也从此开始了它的感伤氛围。
解放后的王琦瑶回到上海，寄居平安里，当医师来养活自己，有结识了严师母、康明逊、萨沙等朋友们，这段情节是典型的世俗生活化描写。他们“铺着毯子打麻将”“依偎在小酒精炉旁，葱烤鲫鱼，蛏子炒蛋”，让人们离开窗外光怪陆离的生活，只留下屋内的温情美好。但是上海的弄堂生活当然不是表面的温情这么简单，人与人的谨慎防备、互相猜测其实一直存在，“在这么些险恶的年月里，上海人‘奇异的智慧’更显得颓靡。但他们哪里是天真无觉。谑笑之间，他们早已感到凶机处处了”[8]
而后的几段情感纠葛最终都以失败结束，王琦瑶最终孤独一人，在小说的开始王琦瑶陪伴朋友参观电影厂，在布景间看见一具女尸，仰躺在床上，头上的等摇曳不止。四十年后的夜里，王琦瑶被勒死在床上，她的思绪立刻穿梭到四十年前的电影厂，人生的繁华总归会落入孤独之中，上海繁华表面下其实是人性的虚无。
四、海派文学一以贯之的特和三篇文章体现的海派文学发展
海派文学的一以贯之的共同特点有以下几个：一、浓重的商业性。《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赛马场，舞厅的欢愉，《倾城之恋》中上海和香港纷繁复杂的生意场，《长恨歌》中让全城瞩目的“上海小”选美。上海的商业文化决定了海派文学的浓重的商业性，战争后各国在上海建立租界，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世纪末，上海已成为全国的金融、贸易中心。二、着重描写男女情感生活。在“娜拉出走”的言论提出后，小说里女性角对感情的追求更加坚定勇敢.《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摩登女对男女关系的游戏人间的态度，但是她并不在乎某个人得失，只是为追求表面男女关系的“摩登化”。《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为摆脱让她失望透顶的家庭，也一次又一次去和范柳原进行情感上的“斗智”。《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也曾有五段感情，她在感情中一直跌跌撞撞，却一直想在对的时间到对的人。
然而这三篇小说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故事的不同女主角特征也反映了海派文学不同时期的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摩登”刚闯入上海的时候，海派文学也沉醉于积极描绘其繁华，摩登女性也代表了摩登文化。上海舞厅里光与影的交错，交际花们曼妙的身姿，喧嚣的跑马场，新式的美国餐厅无一不是摩登二字的代表。但这一阶段的海派文学作品表面的浮华其实真正表现了的是作者内心的空虚与焦躁。在新感觉派的人物构造中，女性人物性格比较单一化。“新感觉派”的上海与张爱玲的上海整合构成了与张爱玲的上海正好构成了两个具有反差性的东西。张爱玲所代表的40年代的海派文学，处于一个亦旧亦新的时代，其主题都是表现了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的意识增强。人权主义与市民意识逐渐地深入人心，然而存在女性心底的卑微感和期望于附属在男性的意识仍然存在，这期间的作品多数体现了这样的挣扎。而王
安忆所代表的“新海派文学”在90年代发展起来，此时的时代属于大变革的时代。白流苏为了有经济的婚姻而寻爱情收获了较为妥协的结局，让人们感受到命运会帮助我们，但人生不会圆满的无奈。而王琦瑶为了保护钱财而非爱情却让自己丢失了性命，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人生如戏的唏嘘感，和更加强烈的遗憾感。两篇作品的不同与自己同同处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同时，王安忆所代表的新式海派文学更加细致描写了市井生活里的点点滴滴，突出了上海这座都市繁华褪下后更真实的一面，小市民的恋爱生活，衣食住行，他们的精致谨慎，他们的斤斤计较，写出了真正的上海人。新海派小说对生命的无奈主题表现得更加明显，对生活的状态描写更加细致。
五、结语
新感觉派作家塑造了“艳丽妖娆”的摩登女性，张爱玲描摹的”现代又传统”的时代女性，王安忆笔下的“精致细腻”弄堂女性，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代表，都为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不断注入新的动力。正是时代的变迁，和不断涌出的作家们让海派文学在历史的潮流中生生不息。
注释：
[1]李鑫：《新感觉派小说的都市性与女性情结》，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33-03.
[2]刘呐鸥：《都市风景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40页.
女主角很强的小说
[3]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09页.
[4]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09页.
[5]陈绪石：《海派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170页.
[6]王丽丽《海派文化中的女性形象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
[7]王安忆：《长恨歌》， 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08月第1版.
[8]张新颖、金理编：《王安忆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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