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1甄心恒2
鲁迅在创作《阿金》这部小说时多以自身对女性观的认识来塑造阿金的形象，最初的阿金身上具有传统妇女陋习，后又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最终鲁迅将阿金的行为推及至女性思想观念上，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及先进观念的鲁迅先生在面对女性问题时十分严谨。
1 阿金的变与不变
1.1 阿金的粗俗形象
从鲁迅先生以往创作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塑造来看，《阿金》中的女主角带给人们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当出身于农村的阿金在小说中首次出现时，便带给人们一种农村妇女泼辣、粗俗之感，阿金经常将晒台上的东西从上面摔下去，然后纠集一些人吵吵闹闹，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个情景不禁让我们想到怪叫的杨二嫂、用筷子指丈夫的七斤嫂。实际上，鲁迅先生对农村女性喜爱搬动是非、传播流言的行为深有感触，且厌恶至极。少年时期的鲁迅曾被衍太太重伤与诬陷，自此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疤，他也曾细心观察过搬弄是非的阿长，认为她最喜欢向人们切切察察说别人的事，还喜欢在空中竖起食指来回摇动，然后点着自己或是他人的鼻尖说话。鲁迅还曾通过丰富、生动的语言来讲述老女人和阿金之
间的拌嘴事件，由此刻画阿金的粗俗、泼妇形象。在拌嘴过程中阿金不仅宣泄了自己的情绪，还因为占据上风而感到十分光荣，这种满足感与爱姑拆夫家灶台，反抗婚姻，在大人面前告状等行为一样，并非是自觉追求人权，而是在面子的驱使下去赌气行事。由此可见，鲁迅的心中被妇女之间拌嘴行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且鲁迅本身便时常观察中国儿女行为，并将这些注入到脑海深处，通过刻画阿金这一女性人物体现出来。也正是此时，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女性观在此有所变化，鲁迅先生所塑造出的阿金形象是一名具有传统农村女性的陋习，却又摆脱道德伦理束缚，被上海新型女性开放思想所熏染的女性观念。面对阿金这一形象，鲁迅毫不吝啬的在稳重流露出嘲讽、厌恶、无奈等复杂情绪，促使他长期以来主张、思想、信念在此有所动摇，从而重新对女性观加以深思。
1.2 阿金的精神变化
走出农村前往上海的谋生的阿金此时身上发生一些改变，她依靠会说外语、头脑灵活，在洋人家庭做保姆来维持生计，物质方面与被穷困潦倒的祥林嫂和杨二嫂辛苦恣睢的行径有所不同。作者鲁迅认为解放妇女思想的关键部分在于经济是否能够独立，获得充足物质安全感的阿金在精神上也得到了自由与解放。一般来说，中国女性很难在传统思想下获得独立人格，她们基本上附庸与男性，未出嫁时从父，出嫁后从夫，自己的命运被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夫权、族权、神权与政权纷纷合力打压女性，将她们置于最底层社会位置，即便有些抗衡这种情况的女性出现，也最终难逃失败的结局。虽然阿金受制于保姆身份下的雇佣制度，但雇佣双方主体是平等的，并没有出现佣隶情况，阿金仍然具备自由的人身权利，
甚至与邻居洋人可以分庭抗礼。这样的阿金显然已经逃脱掉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女性可以自由自在的与朋友交往，和一男男女女在一起嘻嘻哈哈。小说中的阿金最让人关注的地方在于她可以自由选择另一半生活，似乎她并不只是一个伴侣，她可以占据恋爱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当时社会中，每一名传统女性身上都被套着贞洁观的枷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单四嫂子和祥林嫂子，虽然五四启蒙思想已经让部分知识女性勇敢迈出了一大步，但仍然无法摆脱处于爱情阴影下的灭亡结局。单从女性的生存观看，阿金的行为的确让人刮目相看，她是一名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结合体。也正是阿金这一形象促使鲁迅先生意识到女性并非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在不受到权利规约时，女性也能够激发出人的劣性一面，对他人造成破坏从而引发鲁迅先生在文章末尾处长篇大论起女性观。
2 阿金嬗变的原因
2.1 西方文化熏陶
上海是改变了阿金的地方，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时，其社会文明已经发展的极为迅速，这个大都市是当时中国最为西方化的区域，它被西方文化熏陶的程度极为深刻，且将其推动至全国。在这个半殖民城市中，现代性发展的长海有一些揠苗助长的趋势，几百年来所积累的西方文化现代发展成果迅速在上海蔓延生根，在为上海带来种种优势的同时更产生了一些病因。这种传统型的中国观念已经在两千多年历史发展的农耕文明中植根生芽，人们已经潜意识中形成封建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格局，但随着旧文明被
生产方式变革所形成的城市化现象，男女处境与角逐渐发生改变。上海在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下，妇女们具备了更多的自立机会，且一部分女性已经拥有基本实现独立的保障，显然她们可以更加游刃有余的生活在上海这座大都市中，并与传统女性的思想观念有所迥异，这种变化对于都市男性来说十分诧异。
2.2 开放的都市环境
在农村长大的阿金本身便受到传统思想文化与道德伦理的影响，但在上海的崭新环境下，原本制约阿金的道德观念也开始逐渐消失。农村时的阿金已经在上海的先进文明思想下解放了自身的欲望，且阿金是一个擅长利用自身精明头脑来武装自己的姑娘。大城市生活的明显特征就是所有人即便见了面，却也了解不深，如若阿金在农村时的举动与现在无异，那么可想而知她的下场，但在大都市环境下，私密、独立的居室带给阿金周旋姘头与深夜私会男性的行为提供了更为安全的保密、可靠的环境。同时，阿金还在自由、开放的都市环境下利用空间言论来传播容易引人误导的言语，以此正名自己的放荡行为，并拉拢更多人与她一般堕落生活。阿金在面对姘头危难之际选择见死不救的行为与上海市民欺软怕硬的这种为人处世态度却相一致，阿金在摆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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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角很强的小说18
思想文化与伦理道德后，不仅依赖上这种享乐主义观念，更从骨子散发出浓厚的封建恶习，从此陷入道德虚无、道德混乱的地步。当鲁迅先生亲眼目睹了阿金的变化后，向来具有女性意识的鲁迅将其推到女性观上，清醒的鲁迅先生虽然不认为贤妻良母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却明白谁也不希望出现愚母恶妻，一直以来鲁迅先生都对女性的美好品质和自然本能十分重视，无论是无意识还是自觉的，阿金的这种改变在争取社会地位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便是妇女解放之路的歧途。由此可见，向来同情女性的鲁迅先生忽视了女性在掌握主动权后的力量，这种过于偏袒的女性观念导致鲁迅的女性思想中出现了盲点。
3 作品《阿金》中鲁迅的女性观
鲁迅在创作《阿金》之前就已经陷入了与都市中丑陋现象斗争的局面，其中西崽、小报的唯利是图、流氓的吃白相饭、摩登女郎等等，皆让鲁迅感到焦灼和疲惫。在鲁迅1934年创作作品《阿金》的前后时间内，他所居住的环境过于逼仄、喧嚣，在加上政治环境也十分恶劣，从而束缚了鲁迅的自由，让他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文章，或是发表出去的文章遭遇删减，从而出现经济紧张情况。如此一来，启蒙者便显得较为无力和尴尬，这是当时年代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束缚，也是挫消知识分子内在担当与勇气的主要原因。一些研究学者在阅读鲁迅文章后认为，他身为一名知识精英，但却在日常生活方面和普通民众有所
不同，因而过于苛责、挑剔阿金的第二个姨娘。但实际上，民众和鲁迅之间的距离并不是鄙视、疏离、隔膜、生活，而是在思想方面差距甚远，鲁迅在这种思想下可以跳脱世俗枷锁来批判阿金的行为。自然而然，鲁迅也不会因为妇女喜爱听十八摸、聊八卦便厌恶她，因为鲁迅先生对社会底层生活还是十分熟悉的。从很多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比比皆是的恶刁妇女形象，但这些形象都没有阿金来得震撼人心。在1934年创作《阿金》后，鲁迅先生认为阿金身上总是有种恶性因子不断向其他人扩散着，这种能够威胁启蒙的现象才是真正让鲁迅焦虑、担忧的地方，也因此重新让鲁迅先生审视了当代女性观。此外，一些研究者认为，鲁迅先生质疑红颜祸水的批判观点，便是赞同红颜祸水这一观点，但这种逻辑相对来说并不成立。因为女性处于无辜者、祸水的两端中间还有一个位置，那既不是无辜者，也不是祸水，而是人。既是人，那么就难免会有人性的缺点与优点。但在鲁迅讨论过程中由于言辞激烈，语气也过于犹疑，从而导致后来研究者认为他是男权思想。鲁迅以往塑造的女性形象多以激进、善良、保守为主，但阿金的出现却改变了他的女性观，颠覆以往他对女性弱势地位的想法，重新思考女性在脱离男权社会中自身所承载的力量，从而推动鲁迅女性观发展逐渐成熟。鲁迅在《阿金》的思考中女性观发生嬗变，虽然他依旧站在女性立场，但相比以往更加强化自身对女性的考察能力，更加重视女性自身的主观能力，并在后期作品中呈现出自身对女性观念的延伸思考。
4 结语
综上所述，作品《阿金》中的女主角阿金在鲁迅的塑造下从一名泼辣、刁蛮的农村女性转变为大都市开
放、精明的姑娘，但她身上仍然存在着封建恶习。通过这一形象塑造我们可以看出，当阿金以农村女性身份进入大城市后所带来的变化让鲁迅不得不考虑会有更多的女孩选择与阿金一般生活，从而在文章结尾处感叹但愿中国女性标本不会是阿金这样的女孩。
（作者单位：1.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2.河北美术学院）
（上接第11页）
也就更需要自己敬慎。
道是教化的根本，两者皆非静态的，而是动态行道的观念。《中庸》讲“修道之谓教”，揭示了“道”与“教”之间内在的、必然的关系，即有道才有教，无道则无教。教的根本在道，而道的本原在于天道，按王阳明所讲，道是完完本本的，是不能修的，其强调“天道至教”，“此‘教’字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之‘教’同。”“天道至教”出自《礼记·礼器》，《礼记·孔子闲居》讲，天之四时，分春秋冬夏，其间之风霜雨露，皆是教，从《礼记》所载观点可以看出，所谓“天道至教”，是指天道大化流行、天感地应、万物化生 的自然过程，而天感地应、万物化生的这一自然过程就是天地自然之教，也是儒家教化的最高境界。教者，效也，效法天地的自然化生。总之，教的根本在于感通，当今社会的课堂由老师、学生共同构成，两者也只有在感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教的可能，才能以先觉觉其后觉。
我们亦应通过自身的努力与自己的本性打通，由他人的兴发转变为自己对自己的兴发，从教化的行为转化为人自觉的行为、行动。教的根本是道，人道的根本是循性，所谓“循”即是“不违”，“不悖”，行人道的内在根据是不违人之性，可以通过圣人之“礼”来辨，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即“以礼修身”，在现实生活行礼中去体验、打通，并认知到自己本性中既有的东西。
先秦儒家认为，修身以成道，修道以成德，是教之根本。成德之人，向内而言，即是尽己之性以成己，向外而言，即是尽人之性以成人，此为修道之义，亦即“性之德，合内外之道也”。成德即是尽己之性，即是成己，尽己之性才能尽人之性，成己才能成人，由此，“教”的意义才得以彰显。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教育是使人得道于己、自得其德的，绝不是依据外在的道德规范，形塑人的教育。这种外铄的教育，强调的是外铄的方法与手段，而不是通于性、本于天的道。只有本于性、依于道，修身成德的教育才是真正本于人性、和于道的教育，由此才可以行道成德，通于天，本于性，儒家之教化正在于此。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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