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轮廓内的真相
摘要        女主角很强的小说父权文化将女性看作是封闭的轮廓线，观赏的对象。这种外在的视角无法了解生活于这样的躯体之中的女性的感受。贝弗利·法默摆脱了这种男性主宰的外在视角，进入其外在轮廓之内，通过展现女性所面临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将女性构建为真正独立的主体。
关键词：轮廓线  女性主体  父权社会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在传统父权文化中，主流审美观将女性的身体置于一定的轮廓内，创造出“过程和形式来规定女性身体展现的方式和预期观众的恰当行为”。它将女性客体化，关注的“不是思考的对象而是其外部轮廓”。轮廓线在雅克·德希达的哲学中是一种潜在的意义源：“框架是一个意义的定点，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内和外、恰当考虑和不恰当考虑之间的关键区别”。例如，这种审美观倾向于将“胖”判断为“一种错误的轮廓线，是身体真正框架的多余部分，是需要被去掉的部分”。林德·尼德认为“胖”和“瘦”的划分并非是固有的，是内在意义的，更恰当的说，它们和美的定义一
起是由社会规定的。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使得男性对女性的观察和描绘始终停留在外部轮廓上，男性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总是被当作一种客体的存在，由男性构建，被男性评价。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对女性的自我觉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迫使许多女性按照那些“理想”的女性形象从外貌、言行甚至思想上改造自己，因此，一些女性作家在描写女性时，也常不自觉地用男性的标准来审视女性的外表和行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各地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热潮，妇女的自主意识与表现意识急剧增加，这种意识随即反映在了文学创作领域，女性开始真正拥有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大批实力不凡的女性作家涌现出来，她们努力摆脱男性主宰的意识形态。这些被认为是无性别化的女性作家寻着一种新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对身体和性别的非父权化的表达”。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些女性作家首先必须挑战被描绘成最合意的女性的面庞和躯体的模式。一方面，她们致力于破坏和动摇已建立起来的父权主义审美规范和价值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她们致力于建立新的进步的女性身体的意义。传统文学仅仅关注女性身体的外在部分，而女权主义文学则将目光投向其内在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女权主义艺术（包括女性写作）一直致力于“将女性从被动的表现物转变成说话的
主体”。给予了女性权利去谈论一些禁忌话题如月经、阴道等，并以此来表现她们自己的身体和性别身份。如利萨·梯可勒在她197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政治身体：1970年以来的女性性征和女性艺术家》的文章中，区别了由女性艺术家和男性艺术家所创作的女性身体形象的不同之处。她指出对女性躯体“真正”认识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提倡“女性艺术家对女性躯体的非殖民化和从女性的角度来探索妇女性征和性欲”。女权主义给予女性表现她们自己身体和性别身份的权利，在描写女性身体时，它更注重于身体的内部，展现理想外表下隐藏的可怕秘密，女性不再只是一个封闭的、完美的躯体。
二  对女性身体的非父权化表达
埃莱娜·西苏曾宣称：“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这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法默创作的旺盛期正是西方女权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作家无法脱离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进行创作，苟兹维热甚至认为对法默小说的解读必须“置于7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的背景中，当时，意识形态的纯洁已经不再是可能”。
贝弗利·法默笔下众多女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她们不再具有父权文化所推崇的美好的女性轮廓，而仅仅是现实中有着这样那样缺陷的平凡女性。例如，在《孤独》中，雪莉是“皮包骨的、麻木的、笨拙的、冰冷的灰的肉体……”在《南瓜》中，芭芭拉“皮肤上有雀斑，她太高、太瘦……人不错，但太丑”。
法默试图打破那种建立在身体的完整性和它的物理界线上的传统的对女性身体的表现，来重新勾画线条，并以此对女性的肉体身份做出可见的新的定义。她的这种追求在《装红鱼的玻璃瓶》中通过女主角得以抒发。小说中的女主角作为男友的模特，反对男画家把她当作表面的东西而忽略她的主观性，她坚持自己的深度，想要挣脱对她的二维构建。
法默对女性形象的重新构建是细节的，也是残酷的，如同《蛇》中那个患有精神病的女画家的自画像。画布上的那个女性形象对男性而言，毫无吸引力，也不打算迎合男性的目光，她呈现的是解剖学般的细节和表现上的扭曲：“它展现了我静脉的蓝分支，体内骨头的阴影，下垂的脖子和乳房以及松弛的大腿——我所有白的肉发福了，挤在一起，起皱起块。它展现了一切。”在画布上、在镜子中，法默小说中的女性赤裸身体，除去“面具”，重新认识自己，尽管这一认识的过程是痛苦的。
三  轮廓里面的真相
女性性文学是指女性作者以呈现女性意识和性别特征为内容的文学。性不再仅仅是纯洁的“天使”或诱惑的“魔鬼”的抽象符号，更多的表象以下的东西浮现出来。
凯特·卢埃林在谈论法默的作品《海豹女人》时称，一些生理现象的描写是“破坏性的”，“经血、小便和其它这样的事实在文中经常出现”。温莎在评论法默的另一部作品《孤独》时也说道：“对这一地方肮脏的再现——究竟有多少次小便？——是这本小说的精华。”这样的男权文化一直回避的真相在法默的其他小说中也多次被揭示出来。例如，在《上尉的房子》中，芭芭拉觉得自己是“邋遢、安静的澳大利亚母牛，瘦骨嶙峋，长满斑点，在睡梦中渗出奶汁，站着撒尿……”她担心她的希腊家人会发现她需要在大海中小便，需要给她三岁的儿子喂奶。这样的担心反映出女性自我形象和外人眼中的形象的矛盾。
衰老的女性是父权文化漠视的对象，但法默却十分关注这一话题。在《一泓水》中，法默专门描述了女性对进入绝经期的害怕和焦虑：“我恨这种事的发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绝经的开始——还不要，噢，不要这么快！”在《格润提萨》中，格润提萨承认，“只有当我的镜子毫无疑问地告诉我，我已经又老又丑时，我才会退归孤独，尽管我依然健壮”。在父权社会中，
女性的衰老是由男性界定的，而一个女人很难对抗强大的父权文化。
女性的疾病是另一个父权文化不愿涉及的话题，法默偏偏反其道而行。苏珊·麦克科南说：“有时她表达感觉经验的能力是令人不舒服甚至是厌恶的——比如她描写子宫颈长癌是什么感觉时”。患癌症的女性形象在法默的小说中多次出现：《牛奶》中主人公的母亲因癌症而去世，《遗产》中的女儿看见母亲死于肠癌，《玛利亚的女儿》中玛丽亚的兄弟梦见她被脑癌吞噬……女性身体的不健康、残疾意味着它不再作为一个异性来被观看。然而，这些女性脱离了被观赏对象的范围，反而有助于她们取得独立存在的身份。
四  孤独的独立
贝特·汉莱密说过，认同由三个层次展开，即从体认同经过社会认同再到自我认同。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在满足了生存的需要之外，还需要被认同、被接纳。在父权文化中，女性无论从经济地位、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是依附于男性，而法默关注的恰恰是女性的无可依靠。法默善于刻画各种处于人生关键时刻的女人，她们被抛弃、被背叛、被伤害，她们选择离开丈夫或情人，试图在社会或心理上建立自己独立的存在，但她们的这种努力随之带来的是父权社会中身份的丧失，不被认同和理解的孤独。如同在《孤独》中，公寓里挤满的是被父权社
会抛弃的女人，街道上、造船所、餐馆到处是充满威胁力的男性。雪莉外出喝啤酒，夜晚在街上游荡被认为是出格的事，于是她成为被警告、被嘲讽、被强暴的对象，雪莉是独立的，也是孤独的，“我几乎不说话。……没有要建立的联系，没有要交流的人，没有要写信的对象。”法默笔下的女性总是独自品尝着生活的苦酿，无论是被强暴的受害者、被虐待的妻子、怨恨的女儿、被抛弃的情人还是失败的对手。她们会哭泣，却不会告诉任何人，她们在痛苦中承认事实，但她们最终从中获得了知识，逐渐成长。正如法默在小说中引用的亚瑟·叔本华的那句话一样：“不能享受孤独的人就不会热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