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飘》中郝思嘉的女性叛逆意识
    一 前言
    《飘》是美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创作的一部具有浪漫主义彩、反映南北战争题材的小说。小说虽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但作者玛格丽特并没有把着眼点放在战场上。除了亚特兰大失陷前五角场上躺满伤病员那悲壮的一幕外,其他战争场景并没有花费作者过多的笔墨。作为第一部从南方女性角度来叙述美国内战的小说,玛格丽特着重描写了留在后方家里的妇女饱受战乱之苦的体验和感受,从战争伊始对战争怀有的崇敬心理、对战争全然的支持,到因战争而带来的失去亲人的痛苦、不得不屈服于失败的命运以及战后立志重建家园的艰辛历程。玛格丽特不仅以写实的手法勾勒出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画面,还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刻画了一个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特别是女主人公郝思嘉形象的成功塑造,展现了女性独立的人格、坚强的性格、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的精神。郝思嘉原本是一个娇生惯养、矫情任性、孤高自傲的奴隶主大小,既沿袭了父亲豪爽、粗犷、不拘小节、脾气暴躁的性格,又受到母亲良好家教和道德观念的教诲。她既想做个像她妈妈那样有大家闺秀风范的淑女,骨子里又有背叛妈妈的道德框框的反骨。在十六岁时,她爱上了风度翩翩的邻居卫希礼,可卫希礼却娶了善解
人意的表妹媚兰。在尚属青春年少的花季岁月,郝思嘉就遭遇了情场失意的痛苦。然而使郝思嘉更加不幸的是,战乱的接踵而至,整个南方社会不得不投身战争岁月。在残酷的战争和艰辛的生活这双重重压之下,历经磨难的郝思嘉成了一位二十八岁的成熟女性。她从不向困苦低头,力图开拓奋进、执着追求女性自我价值的精神;她敢爱、敢恨、敢做、敢为、敢于打破陈规陋习的性格,无不凸显了强烈的女性叛逆意识。
    二 思想上的叛逆
    在《飘》中,女主人公郝思嘉是一位追求自由、个性鲜明、不拘一格、不被传统观念所束缚的女性。她身上表现了浓郁的女性意识。这种浓郁的女性意识主要体现在她对宗教信仰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叛上。
    1 宗教信仰的叛逆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是信奉宗教,崇拜上帝的。然而小说中的郝思嘉却是一个例外。她崇敬的是母亲,而不是上帝。对于郝思嘉来说,宗教只不过停留在嘴上而已。每当在全家祈祷的时刻,白天的失望和伤心就离她而去,留下来的是一种希望的感觉。但这种安慰不是上帝给她带
来的,而是母亲爱伦在虔诚祈祷时那张宁静的脸带来的。对于她来说,母亲才是力量的支柱、智慧的源泉。母亲是维系她和上帝之间联系的那条纽带。母亲教育她要对上帝祈祷,请求上帝赐予力量。战争所带来的苦难,让郝思嘉不进教堂、不做祈祷、不和上帝交流。因为祈祷并不能让她觉得心里舒服一些。在她的心中对上帝提出了质疑,“她感到上帝并不是在照顾她”。当她冲过战火、历尽艰难回到塔拉庄园时,迎接她的是母亲的死讯和满目疮痍的家园。她一无所有,没有什么能依靠的。母亲的死斩断了她和上帝之间的联系,也是她不再信仰上帝的标志。这个所谓的“万能”的上帝并不能赐予她力量,他不再是可依靠的对象。从此,她做自己想做的,说自己想说的,靠自己的双手,闯出自己的天地,丝毫不管上帝的意志是怎样的。
    2 传统观念的叛逆
    在当时的南方社会中,判断一个好女人的标准是:娴静,善良,温柔,贤惠。正如罗森伯格所说:
    “19 世纪的美国社会只为女人提供了一种得到社会尊重和接受的角――贤妻良母角,一种要求她们不断自我牺牲、一心满足他人的角。这样一来,不论处于什么心理状态和知识层次的女人都不得不极力使自己符合这个规定的角。”
    战争之前美国南方以教养礼仪著称,在这个男权统治的社会,女孩子从小就被教育着要做一位柔弱、无知、无能的淑女,以博取男人的怜悯与爱意;一旦结了婚,她们要做一个贤妻良母,尽心尽力地为男人服务。在南方这种男权文化的教育下,女人只能是男人的从属,成为男性世界的装饰品。这也就印证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的那句名言:“女人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这样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性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一切按照男人的意志行事,否则,她就会遭到男人的抛弃、社会的唾骂。
    然而,郝思嘉并不理会这一套,虽然生活在男权统治中,郝思嘉却是一位不甘成为男性附庸的女性。她敢于挑战男性权威,勇于反叛传统观念。她曾说道:
    “到时候我可偏要照我所想的去做,说我想所说的话,无论人家怎样不喜欢,我都不管。”
    当黑妈妈教导她要做一个淑女,要装作胃口小、弱不禁风时,她便忿忿地说:
    “我就厌烦老是没完没了的做作,想做的事情一件也做不了。我就厌烦胃口小,想跑却只好走,明明跳上两天舞也不觉得累,偏偏说跳一支华尔兹就要晕倒。我就厌烦说什么‘你真了不起’去骗那些见识还不如我的男人。我就厌烦装作什么也不懂,让男人来告诉我让他趁此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可以说,这是郝思嘉向父权社会公开挑战的宣言书,她公然地对男人说“我厌烦”、“我不喜欢”,公然地鄙视男人,在当时的社会,这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话语,然而,郝思嘉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还以实际行动这样做了。
    三 行动上的叛逆
    在当时,有谁敢像郝思嘉一样在守寡的时候急切地站起来接受跳舞的邀请呢?没有;有谁敢像郝思嘉一样公然驾车于街上来往于木材厂,又雇佣犯人做事呢?没有。她们只会认为女人为男人守寡理所当然,而且还要呈现出心如止水的贞静模样,但有谁会去管一个十六岁女孩心中的渴望呢?她们只会觉得女人在男人面前只能显得白痴,也只能是男人的一种附属品。谁要是显得比男人能干很多,谁要是违背了当时的礼法,谁就将成为她们心中的、口中的坏女人,而郝思嘉却又恰恰不合她们的礼法。当人们以奇怪的眼光看着郝思嘉的时候,当人们一再的以所谓的妇道来要求郝思嘉的时候,当人们以不让郝思嘉丢她母亲的脸的话语劝郝思嘉不要再招摇于市的时候,郝思嘉说,我从来没有指责你们有什么不该做的,你们为什么要管我做什么呢?人们指点着郝思嘉、疏远着郝思嘉,只不过因为郝思嘉的聪明,郝思嘉比她们的丈夫能干,让她们妒忌罢了。而郝思嘉依然做着自己要做的事,一切的礼法、一切的闲言碎语都让它见鬼去吧。
    在小说中,最先展示郝思嘉对传统社会挑战的行为是在十二颗橡树庄园的野宴上,她不顾礼教的束缚,不肯被动地接受男性的挑选,也不愿接受父亲为她选择的婚姻,在深爱的卫希礼即将订婚前的几小时,勇敢地向卫希礼表白了自己的爱,甚至提出和卫希礼私奔的想法。其坦率和勇敢甚至可与现代女性相媲美,因为那个时代的女人“整个生存都在等待”,“她在等待男人的效忠和认可,她在等待爱情,她在等待丈夫或情人的感激与夸奖”,郝思嘉不仅没有等待卫希礼的爱情,反而主动出击,即使在卫希礼结婚之后,她仍不屈不挠、多次向他表达她的爱情。但是当她的示爱遭到了卫希礼的拒绝时,她的自傲受到了强烈的打击,气急败坏的她挥手就给了卫希礼一个耳光,并拿起花瓶就往墙上砸。郝思嘉全然忘记了“淑女”的风范,按照当时人们对淑女的要求,她应该感到羞耻、无地自容,或者假装大声哭泣,以引起男人的怜爱。但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向男人屈服,她相信还有其他办法得到卫希礼。
    郝思嘉的反叛行为还表现在给查理守丧期间,公开抛头露面。在那个时代,寡妇只能是披着黑纱关在屋子里度过剩下的一生。作为查理的遗孀,郝思嘉却敢于打破这种服丧制度,在居丧期间,依然参加各种公开活动,和男人跳舞调情,而不管别人的非议。义卖会上,又以寡居身份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瑞德跳舞,卖弄风情。这一举动是向传统妇德的挑战,她完全走向了自我,她在妇女的瞠目结舌、男士的掌声中实现了自我。女主角很强的小说
    有人说过,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是:“总是对父权、夫权家庭的否定与反叛,努力挣脱血缘锁链,追求从‘穴居’状态走向宇宙之我。”女性的崛起是以女性个性的张扬以及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程度为标志。在传统观念中,女人应该是把心思全部放在家庭和家人身上,做一个贤妻良母。但郝思嘉却打破了这种“金科玉律”。她冲破樊篱,走向社会,特别是在战后,她不顾父权社会里种种禁忌,摒弃南方传统观念中女性不抛头露面的社会偏见,闯进男人的世界,毅然独自经营起锯木厂、开酒楼,与“北佬”、“提包客”打成一片。这样的行为遭到了家人和全城保守的南方人的反对与憎恶,但她不管外人的非议和家人的反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打败了男性竞争者,使事业不断发展起来。事业的成功使她摆脱了附属地位,也把男性的妄自尊大和以他们为中心的神话击得粉碎。她成功的经营得到了男人们自愧不如的赞赏,商海中的奋斗使她由守旧妇女非议的对象变成了羡慕的对象,大家羡慕她的自由、才干、成功。她从家庭“穴居”中挣脱出来,投身到社会“宇宙”中。她不再牺牲自我、一心满足他人,而是勇于追求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女性经验证明了女性的才智,女性经验实现了妇女的自我教育,女性经验挖出了守旧的思想根基,女性经验修正了男女性别角的差异性,充分证明男女的智商、创造力是等同的,女性经验提高了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认同率。